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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时间细节重要吗？看起来应该是的，因为这场争论实际上是关于经济增长的两种针锋相对的解释的碰撞，从而会让人们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政策走向得出不同结论。那些认为直到1800年前后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领导者的人看到的是，西方经济随后的腾飞是直接建立在西欧对非西方国家包括欧洲殖民地的掠夺和剥削之上的。与此同时，那些认为西方早就超过中国的人则认为，19~20世纪西方经济的增长是因为内部经济的加速，而内部经济的加速是由技术和社会变革促使的。快速的工业增长创造了额外的需求，而事实上这些需求得以满足又是依靠了殖民地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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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前一种观点的人已经在经济学界以外得到了广泛认可，尤其是在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跟着贝洛赫去关注殖民地剥削了。而对很多非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也是一个公认的真理。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Braudel，1985）写道：“几乎毫无疑问的是，西方正在剥削一些比它富裕的国家。”英国历史学家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提出，从“冷战”结束之后到现在，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对美国和西欧的政治和经济支配地位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因为它们无法解释过去的经济领先者的地位。在一篇预测西方支配地位的终结和世界重回多极化的报纸专栏中，他认为，“在1800年，中国的GNP（国民生产总值）仍然可能要比欧洲高……如果欧洲的崛起没有两百年的话，那么这个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被归因于偶然性，而不像那些支持者所相信的那样有价值。对国家而言，就像股票市场，涨上去的也有可能会跌下来”（节选自“The West needs a new sence of self”，《金融时报》，2005年3月31日）。马佐尔想要挑战经济发展是以接受西方价值观为前提的假设，这个假设确实刻画出了最近一些西方评论家好大喜功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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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慕兰在书中提供了最全面、最具体的论据，以支撑中国的经济优势持续到公元1800年这个观点。他提出，1800年之前世界各地经济增长过程基本差不多，从而使世界经济“多中心化”。那时候，经济增长的压力开始引起普遍的发展环境的恶化，但是欧洲国家利用殖民地和武装贸易跨越了这个障碍，尤其是英国——煤炭储备使它在工业化进程中领先一步。彭慕兰的书中还提供了大量关于中国和欧洲经济的有价值的证据，强调了卡路里的摄取量和其他指标，比如预期寿命和农业产量（农民的施肥量），并指出直到18世纪末中国的长江三角洲仍保持着世界经济领先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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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森不同意彭慕兰的说法，认为这些都是彭慕兰的猜想而已，然后又说：“他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假设（中国在1800年领先于西欧）编造理由。”他暗示彭慕兰是被其中国情结所蒙蔽，他总结说，自己的研究证明了关于18世纪晚期中国领先或处于相同发展水平的说法是“非常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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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去研究历史数据，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比较亚洲和欧洲生活水准的最新证据支持了麦迪森的说法（Broadberry and Gupta，2006；Allen et a1.，2004；Landes，2006）。这是利用了另一个通过国际合作统计世界经济史基本数据的成果，收集的是价格和工资的数据。这次研究工作的幕后英雄（收集工作的倡导者）是英国经济学家洛德·威廉姆·贝弗里奇（Lord William Beveridge），他更广为人知的成就是规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社会福利和医疗服务蓝图。1941年，“战后”重建劳工部部长任命贝弗里奇担任社会保障委员会主席，在此之前，他就已经是英国声名显赫的人物了。7贝弗里奇于1879年生于印度（一个殖民地法官的儿子），在卡尔特修道院和牛津大学接受教育，一直以来都是有名的公务员、广播员、报纸专栏作家、著名学者，是贫困的伦敦东区的社会工作者和研究员。他非常自信，就像人们所能想象到的在爱德华七世时代像他一样具有天赋和社会地位的人。因此，他把自传命名为《权力与影响》（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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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院长，贝弗里奇在与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埃德温·盖伊（Edwin Gay）的合作中，提议成立一个价格史国际科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Price History），这个委员会负责收集和比较历史数据，最初仅包括五个国家的历史数据。这两位专家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了研究基金，他们的工作是非常令人信服的，为此他们连续5年每年获得5万美元的研究基金——其价值远远多于2006年的60万美元。一组研究人员立即投入工作，开始收集工资、食品和其他商品的价格，率先从英国、德国、法国、奥地利和美国开始（Cole and Crandall，1964）。信息的主要来源包括中世纪的领地、宗教和慈善机构（如威斯敏斯特教堂和伊顿公学、全国各地的公司账户、皇家办公室、医院——包括贝特莱姆皇家医院以及更为熟知的疯人院）。在此期间，其他学者和国家也加入到这个网络中一起工作。由于受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影响，1933年这个项目因为缺少资金而搁浅，直到20世纪60年代研究人员才继续收集数据。目前，这个项目的成果仍然是现代历史研究中分析19世纪前生活水平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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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份后续计划，其目标是通过世界各个地区、各个专业机构的经济学家来收集1200~1950年全球价格指数，而这项工作最主要的困难是进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比较，尤其是在度量单位标准不统一的时期。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记录六大洲60个国家，自中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范围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统计结果将被编成电子数据表格，以便其他研究人员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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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和工资的数据提供了另一种有别于人均GDP的衡量方式。工人工资的购买力水平和人均国民产出是（不完美的）生活水平指标，所以工资和价格的数据可以帮助我们判断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哪一个领先，而基于GDP却难以断定。过去的研究一直强调劳动力的工资和谷物的价格，这是因为普通市民购买食品的能力是社会福利的一个基本指标。但是，经济史学家斯蒂芬·鲍博和比什努瑞亚·古普塔在比较几个世纪以来亚洲和欧洲劳动力的工资时，不仅比较了工资能够买多少谷物，而且比较了工资能兑换成多少银子（Broadberry and Gupta，2006）。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在1800年之前，以购买谷物来衡量的工资购买力在中国的发达地区、印度及欧洲是基本一致的，实际上这和彭慕兰在比较卡路里摄取及与卡路里摄取有关的健康指标（如预期寿命8）后得出的结论一致。但是在将彭慕兰提供的中国的工资和价格数据与价格史国际科学委员会收集的关于欧洲的工资和价格数据比较后，鲍博和古普塔证明，在l800年前后西北欧地区劳动力工资能兑换的银子数量要比长江三角洲地区劳动力工资能兑换的数量多得多，这个差距非常之大以至于不可能用不同的统计学假设来修正或处理。那到底为什么“谷物工资”在中国和欧洲差不多，而“银子工资”却大相径庭呢？这说明欧洲工人在购买其他商品和服务，包括在城里买面包而不是谷物，还有纺织品、居家用品和其他很多东西的时候，其购买力要比中国工人的购买力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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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全球价格项目（Global Price Project）的证据显示，欧洲消费者在其他商品方面的购买力在1500年以前增长迅速。奢侈品的价格，比如肥皂、蜡烛和书写用纸，相对于谷物的价格在整个欧洲都持续下降。研究者们写道：“在英国和法国的书籍价格都下降的情况下，合理地想象一下这些知识商品的供给对西北欧成为知识中心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不管正确与否，证据显示的，是西北欧经历了除农业之外的生产力改善，带给人们的不仅是对生活必需食品而言的购买力的不断提高。这与其他历史证据相一致，比如，16世纪之前欧洲中心的城市化速度大大加快——城市化与经济增长高度相关，还有来自遗嘱的证据证明在那个时期人们拥有各式各样越来越多的东西。虽然大分流时代也就是欧洲经济迅速增长的时代从1800年前后才开始，但这个时代的起源在两三个世纪以前就埋下了伏笔。欧洲而不是中国，在现代工业化社会开始的时候成为世界的领跑者，这几乎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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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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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说，一小部分西北欧国家，尤其是英国和荷兰，明显领先于其他国家。在生活质量方面，中国类似于欧洲的落后国家。通过比较欧洲各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数据，这一小部分领先国家为分辨不同的经济增长因素提供了一条道路。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Nuffield College）的罗伯特·艾伦，是全球价格比较计划的一名参与者，他用了五个世纪的数据（1300~1800年）加上一个小小的宏观计量经济模型来对有关的历史解释进行排序（Robert Allen，2003）。这种方法包括五个同时成立的等式，将对增长潜在的解释作为外生变量。尽管在研究历史的微妙之处时，这种方法看起来似乎粗糙了一些，但它将那些与事实证据相抵触的解释排除掉了。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进行分析已经可行，因为在1800年时经济领先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明显分化了——英国和荷兰成为领跑者，紧随其后的还有奥地利、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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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什么成就了英国和荷兰这两个领跑者？经济领先的第一个特征是真实工资水平（即经过物价上涨调整后的工资）增长得更快，与其他地区的购买力差距越来越大。在真实工资上升的同时，人口也在增加。这显示出，快速的经济增长已经把这两个国家带出了马尔萨斯陷阱（马尔萨斯在书中认为，只要工资开始上升，人们就开始养育更多的孩子，然后工人数量的增加反过来就又使工资下降到只能维持生计的水平。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不要生那么多孩子。下一章将会详细谈及这个问题），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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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领先的第二个特征，是这两个国家都经历了更实质性的结构变革，特别是农业人口锐减。与此同时，城市化进程开始加速，早期工业开始发展（比如毛纺织业），农业生产率也得到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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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个经济变量（真实工资、人口增长、工业发展、城市化、农业生产率）是紧密相连的。艾伦测算了几个最常被提到的潜在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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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人口比例（马尔萨斯的解释，能养活劳动力的有限的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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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地运动（据说促进了农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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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程度（代表了人力资本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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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而不是专制政府（因为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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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借助对殖民地资源的掠夺和剥削来跳出马尔萨斯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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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城市化（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是连在一起的，但因果关系的方向还有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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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总量（专业分工和比较优势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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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里的创新和生产率（新技术使得相同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的投入能够生产出更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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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统计学计算，最后得出只有后面的三个变量，尤其是贸易总量的增加和生产率的提高，能解释1300~1800年间这些国家在真实工资、人口和产出增长上的不同，国家之间其他变量的不同与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并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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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果有一点令人满意，就是它把过去的分析和现在的经济增长联系了起来。在下一章我们将会看到，技术变革在经济增长理论里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历史数据的证实。但是很多历史学家在解释过去的经济增长时，更多的是强调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强调技术因素的人凤毛麟角，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保罗·大卫（Paul David，1991）和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2003），还有一位是西北大学的乔尔·莫基尔。莫基尔在他的书《雅典娜的礼物：知识经济的历史起源》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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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繁荣的根本是19世纪的工业革命，但是这个根本是由之前启蒙运动中知识水平的提高催化而来的。建立这样一个一心一意而充满干劲的、把有用的知识都有效利用的世界，是独一无二的西方式建立物质世界的方法，是其他社会所从未经历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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