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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历史的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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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统计证据与那些认为1500年是西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拐点的任何理论都格格不入。麦迪森的研究显示当时西方没有任何增长加速的迹象，直到1800年或1820年，经济增长才有所凸显。这足以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因为在高中历史课本上我们学到过文艺复兴是西欧社会发展的一个标志性转折点。艺术和科学的繁荣以及技术的进步，比如印刷术的出现（1455年古腾堡圣经），伟大的探险家达·伽马和哥伦布的远航，征服新世界后大量白银的涌入（1532年，皮萨罗对印加国王阿塔瓦尔帕的胜利），都没有加快收入增长的速度，在此后漫长的3个世纪中经济仍然徐步不前。这并不是说这些发明和发现不重要，也不是说它们没有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举例来说，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因航海大发现而得到的殖民地资源是西方经济得以长足发展的动力。但是这种功效直到18世纪和19世纪才显露出来，因为只有更快速的经济增长才能体现出这些资源的必要性。早期的探索和发现并没有立即刺激经济快速增长，而是后期通过人类知识的积累与消化，才使18世纪以来的经济增长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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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多数观点还是认为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举例来说，生理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在其最畅销的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文版见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中，主要依据公元1500年前后大量的发展变化来论证，对新世界的征服和科技进步使西方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可以领先于其他国家。虽然地理和生物因素促进了西方的发展，戴蒙德还是把西方在地缘的成功归因于文艺复兴时期的重大发现。1532年11月16日在卡哈马卡，皮萨罗和168名西班牙士兵战胜了80000名印第安人，戴蒙德将秘鲁高地上这场战斗的胜利描述为在旧世界和新世界碰撞中“最富戏剧色彩和决定性的时刻”（Diamond，1997：354）。显然戴蒙德对整理科学证据的精通程度已无人可及，而且看起来毋庸置疑的是，社会生态中的有利条件在解释人文发展的跌宕起伏中极其重要；但即使排除了可能的夸张修辞，他的那些标志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与经济证据也不是完全相符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他的观点是错的，而是对新世界的征服在多大程度上为西方的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这个过程持续了几个世纪。其中的因果关系并不像台球般精确和简单，理念、技术、征服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要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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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关于西方在16世纪领先世界的根深蒂固的理论，是新教改革所确立的文化规范给北欧和西欧带来了无法比拟的经济和政治优势，这个理论是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1904年，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论述说，职业道德和节俭的好习惯都是从新教徒的道德观中演变而来的，而不是从欧洲南部大面积的天主教区传来的，因为那里教会（对反高利贷）的教育非常松散，工人都缺乏基本的是非观念。韦伯特别指出，意大利工人的态度（尤其是那不勒斯人，其中特别以那不勒斯的马车夫为代表）是资本主义进程的障碍。但不知为什么意大利还是进了七国集团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经济体的俱乐部，另一个七国集团的成员日本，也不是基督教国家。所以，经济发展是靠新教伦理的这个观点显然站不住脚。比起很多对此观点的总结，韦伯的分析要深奥得多。他描述了一个资本主义体系下的经济体，这个经济体是以大部分人群的文化规范为基础的，这与早期在其他地区发生的不连续的资本主义精神的爆发是一致的。即使如此，韦伯的说法也有误区，因为在1517年以后西欧或北欧都没有任何经济加速的证据，而那正是马丁·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钉在维腾堡宫廷教堂门口挑战教皇的时候。6我所反复强调的并不是说文化改变不重要，而是文化对增长的促进或抑制作用，比起新教徒道德观所容许讨论的其他话题来说，实在是太细微、太缓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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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文艺复兴和新教改革作为经济史重要转折点的论文，还忽略了15世纪晚期之前的技术进步和增长的证据。虽然那时留存下来的文献资料很少（印刷术还没有被发明），但是重要的创新已经出现在农业技术（比如三圃轮作制）、能源（比如水车和风车）以及其他产业领域中（尤其在金融领域，会计和保险有了很大发展），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对人均收入的缓慢增加已经有了足够的贡献。到1100年，威尼斯共和国（当然不是今天那些主题公园）开始崛起，它是11~16世纪西欧最富裕、最有生机的经济体，也是当时最大的贸易国之一。在1100~1500年，其他意大利城邦和弗兰德斯也处于经济领先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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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在书中所说的新教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现代学者中已经很少有人强调了，但是文化决定增长的观点还是很有影响力。虽然文化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作用这个理论还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论证，但一切强调以文化为基础的理论必须要与1000~1800年（而不仅是到1500年）西方发展的转折点挂上钩，而且要能解释为什么在那之后一些（不是很多）非西方国家的人均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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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只是迫切寻找经济增长和文化之间的简单联系，那么最适合的例子就是启蒙运动中古典自由主义的态度和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科学发现。就如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所强调的，启蒙运动中的科学发现和新兴思想的重要性，确实标志着经济增长能力的质变。与这些证据相一致且合理的是，一系列复杂的新思想和新科技之间的互动，随之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没有被记录进GDP的生活质量的改善，以及可以衡量的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比如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格雷格·克拉克（Greg Clark）就认为，帮助一些经济体在18世纪末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的关键是技术知识的积累，还有对出生率的控制。他们相信历史数据支持的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增长模式，而不是一个忽然中断若干年后又紧跟着一个高速增长的模式（Mokry，2002；C1ark，2005）。无论是新教教义或者其他什么带来的文化影响，肯定会对控制人口出生率和使用新技术的态度产生作用，但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文化、社会制度和技术之间的互动很微妙，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用总体数据来描述经济的变化，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创新和发现对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可能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才能体现。经济史学家正在探索所有这些复杂的关系（我会在第八章里着重讲述），但是宏大的理论总是会紧紧抓住这些东西，特别是经济学专业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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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和非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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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森的统计数据引发了理论上的争议，即关于西方和非西方的相对地位问题。我们已经看到，直到1800年前后，一次经济增长的加速才使西欧脱离了非西方的阵营。这已基本是所有经济史学家的共识。但在此次分流之前，对作为主要经济体的西欧国家和中国之间相对经济地位的看法迥然不同。麦迪森的推测显示，西方国家在1400年就超过了中国。1759年亚当·斯密写《国富论》时把中国排在西欧工业领导国之后。然而其他的历史学家如保罗·贝洛赫（1967）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其很有影响力的著作《大分流》（中文版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里］，却一直把中国排在前面，直到19世纪初的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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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争论看起来似乎非常微妙。无论怎么说，从总体上看，在生活水准上，西方超过中国和其他国家并迅速地把非西方国家远远抛在身后，这个明显的事实没有人有异议。发展经济学家兰特·普利切特认为，在19世纪早期西方与非西方的“大分流时代”（借用他作品的标题）就开始了（Pritchett，1977）。我们都知道今天的人均GDP，普利切特也以满足生存的最小卡路里摄取量为基础，计算出了人均GDP的最小可能起始水平，并换算成今天的币值。麦迪森和彭慕兰的观点代表了不同的经济增长路径，二者之间的区别可由图1.1中用来表示西方增长路径的两条虚线（非常吻合）来表示，即代表麦迪森的虚线在上面而代表彭慕兰的虚线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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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中国和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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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时间细节重要吗？看起来应该是的，因为这场争论实际上是关于经济增长的两种针锋相对的解释的碰撞，从而会让人们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政策走向得出不同结论。那些认为直到1800年前后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领导者的人看到的是，西方经济随后的腾飞是直接建立在西欧对非西方国家包括欧洲殖民地的掠夺和剥削之上的。与此同时，那些认为西方早就超过中国的人则认为，19~20世纪西方经济的增长是因为内部经济的加速，而内部经济的加速是由技术和社会变革促使的。快速的工业增长创造了额外的需求，而事实上这些需求得以满足又是依靠了殖民地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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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前一种观点的人已经在经济学界以外得到了广泛认可，尤其是在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跟着贝洛赫去关注殖民地剥削了。而对很多非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也是一个公认的真理。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Braudel，1985）写道：“几乎毫无疑问的是，西方正在剥削一些比它富裕的国家。”英国历史学家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提出，从“冷战”结束之后到现在，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对美国和西欧的政治和经济支配地位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因为它们无法解释过去的经济领先者的地位。在一篇预测西方支配地位的终结和世界重回多极化的报纸专栏中，他认为，“在1800年，中国的GNP（国民生产总值）仍然可能要比欧洲高……如果欧洲的崛起没有两百年的话，那么这个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被归因于偶然性，而不像那些支持者所相信的那样有价值。对国家而言，就像股票市场，涨上去的也有可能会跌下来”（节选自“The West needs a new sence of self”，《金融时报》，2005年3月31日）。马佐尔想要挑战经济发展是以接受西方价值观为前提的假设，这个假设确实刻画出了最近一些西方评论家好大喜功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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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慕兰在书中提供了最全面、最具体的论据，以支撑中国的经济优势持续到公元1800年这个观点。他提出，1800年之前世界各地经济增长过程基本差不多，从而使世界经济“多中心化”。那时候，经济增长的压力开始引起普遍的发展环境的恶化，但是欧洲国家利用殖民地和武装贸易跨越了这个障碍，尤其是英国——煤炭储备使它在工业化进程中领先一步。彭慕兰的书中还提供了大量关于中国和欧洲经济的有价值的证据，强调了卡路里的摄取量和其他指标，比如预期寿命和农业产量（农民的施肥量），并指出直到18世纪末中国的长江三角洲仍保持着世界经济领先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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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森不同意彭慕兰的说法，认为这些都是彭慕兰的猜想而已，然后又说：“他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假设（中国在1800年领先于西欧）编造理由。”他暗示彭慕兰是被其中国情结所蒙蔽，他总结说，自己的研究证明了关于18世纪晚期中国领先或处于相同发展水平的说法是“非常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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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去研究历史数据，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比较亚洲和欧洲生活水准的最新证据支持了麦迪森的说法（Broadberry and Gupta，2006；Allen et a1.，2004；Landes，2006）。这是利用了另一个通过国际合作统计世界经济史基本数据的成果，收集的是价格和工资的数据。这次研究工作的幕后英雄（收集工作的倡导者）是英国经济学家洛德·威廉姆·贝弗里奇（Lord William Beveridge），他更广为人知的成就是规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社会福利和医疗服务蓝图。1941年，“战后”重建劳工部部长任命贝弗里奇担任社会保障委员会主席，在此之前，他就已经是英国声名显赫的人物了。7贝弗里奇于1879年生于印度（一个殖民地法官的儿子），在卡尔特修道院和牛津大学接受教育，一直以来都是有名的公务员、广播员、报纸专栏作家、著名学者，是贫困的伦敦东区的社会工作者和研究员。他非常自信，就像人们所能想象到的在爱德华七世时代像他一样具有天赋和社会地位的人。因此，他把自传命名为《权力与影响》（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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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院长，贝弗里奇在与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埃德温·盖伊（Edwin Gay）的合作中，提议成立一个价格史国际科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Price History），这个委员会负责收集和比较历史数据，最初仅包括五个国家的历史数据。这两位专家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了研究基金，他们的工作是非常令人信服的，为此他们连续5年每年获得5万美元的研究基金——其价值远远多于2006年的60万美元。一组研究人员立即投入工作，开始收集工资、食品和其他商品的价格，率先从英国、德国、法国、奥地利和美国开始（Cole and Crandall，1964）。信息的主要来源包括中世纪的领地、宗教和慈善机构（如威斯敏斯特教堂和伊顿公学、全国各地的公司账户、皇家办公室、医院——包括贝特莱姆皇家医院以及更为熟知的疯人院）。在此期间，其他学者和国家也加入到这个网络中一起工作。由于受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影响，1933年这个项目因为缺少资金而搁浅，直到20世纪60年代研究人员才继续收集数据。目前，这个项目的成果仍然是现代历史研究中分析19世纪前生活水平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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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份后续计划，其目标是通过世界各个地区、各个专业机构的经济学家来收集1200~1950年全球价格指数，而这项工作最主要的困难是进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比较，尤其是在度量单位标准不统一的时期。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记录六大洲60个国家，自中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范围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统计结果将被编成电子数据表格，以便其他研究人员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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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和工资的数据提供了另一种有别于人均GDP的衡量方式。工人工资的购买力水平和人均国民产出是（不完美的）生活水平指标，所以工资和价格的数据可以帮助我们判断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哪一个领先，而基于GDP却难以断定。过去的研究一直强调劳动力的工资和谷物的价格，这是因为普通市民购买食品的能力是社会福利的一个基本指标。但是，经济史学家斯蒂芬·鲍博和比什努瑞亚·古普塔在比较几个世纪以来亚洲和欧洲劳动力的工资时，不仅比较了工资能够买多少谷物，而且比较了工资能兑换成多少银子（Broadberry and Gupta，2006）。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在1800年之前，以购买谷物来衡量的工资购买力在中国的发达地区、印度及欧洲是基本一致的，实际上这和彭慕兰在比较卡路里摄取及与卡路里摄取有关的健康指标（如预期寿命8）后得出的结论一致。但是在将彭慕兰提供的中国的工资和价格数据与价格史国际科学委员会收集的关于欧洲的工资和价格数据比较后，鲍博和古普塔证明，在l800年前后西北欧地区劳动力工资能兑换的银子数量要比长江三角洲地区劳动力工资能兑换的数量多得多，这个差距非常之大以至于不可能用不同的统计学假设来修正或处理。那到底为什么“谷物工资”在中国和欧洲差不多，而“银子工资”却大相径庭呢？这说明欧洲工人在购买其他商品和服务，包括在城里买面包而不是谷物，还有纺织品、居家用品和其他很多东西的时候，其购买力要比中国工人的购买力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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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全球价格项目（Global Price Project）的证据显示，欧洲消费者在其他商品方面的购买力在1500年以前增长迅速。奢侈品的价格，比如肥皂、蜡烛和书写用纸，相对于谷物的价格在整个欧洲都持续下降。研究者们写道：“在英国和法国的书籍价格都下降的情况下，合理地想象一下这些知识商品的供给对西北欧成为知识中心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不管正确与否，证据显示的，是西北欧经历了除农业之外的生产力改善，带给人们的不仅是对生活必需食品而言的购买力的不断提高。这与其他历史证据相一致，比如，16世纪之前欧洲中心的城市化速度大大加快——城市化与经济增长高度相关，还有来自遗嘱的证据证明在那个时期人们拥有各式各样越来越多的东西。虽然大分流时代也就是欧洲经济迅速增长的时代从1800年前后才开始，但这个时代的起源在两三个世纪以前就埋下了伏笔。欧洲而不是中国，在现代工业化社会开始的时候成为世界的领跑者，这几乎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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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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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说，一小部分西北欧国家，尤其是英国和荷兰，明显领先于其他国家。在生活质量方面，中国类似于欧洲的落后国家。通过比较欧洲各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数据，这一小部分领先国家为分辨不同的经济增长因素提供了一条道路。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Nuffield College）的罗伯特·艾伦，是全球价格比较计划的一名参与者，他用了五个世纪的数据（1300~1800年）加上一个小小的宏观计量经济模型来对有关的历史解释进行排序（Robert Allen，2003）。这种方法包括五个同时成立的等式，将对增长潜在的解释作为外生变量。尽管在研究历史的微妙之处时，这种方法看起来似乎粗糙了一些，但它将那些与事实证据相抵触的解释排除掉了。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进行分析已经可行，因为在1800年时经济领先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明显分化了——英国和荷兰成为领跑者，紧随其后的还有奥地利、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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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什么成就了英国和荷兰这两个领跑者？经济领先的第一个特征是真实工资水平（即经过物价上涨调整后的工资）增长得更快，与其他地区的购买力差距越来越大。在真实工资上升的同时，人口也在增加。这显示出，快速的经济增长已经把这两个国家带出了马尔萨斯陷阱（马尔萨斯在书中认为，只要工资开始上升，人们就开始养育更多的孩子，然后工人数量的增加反过来就又使工资下降到只能维持生计的水平。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不要生那么多孩子。下一章将会详细谈及这个问题），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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