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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领先的第二个特征,是这两个国家都经历了更实质性的结构变革,特别是农业人口锐减。与此同时,城市化进程开始加速,早期工业开始发展(比如毛纺织业),农业生产率也得到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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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个经济变量(真实工资、人口增长、工业发展、城市化、农业生产率)是紧密相连的。艾伦测算了几个最常被提到的潜在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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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人口比例(马尔萨斯的解释,能养活劳动力的有限的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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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地运动(据说促进了农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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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程度(代表了人力资本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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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而不是专制政府(因为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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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借助对殖民地资源的掠夺和剥削来跳出马尔萨斯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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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城市化(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是连在一起的,但因果关系的方向还有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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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总量(专业分工和比较优势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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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里的创新和生产率(新技术使得相同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的投入能够生产出更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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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统计学计算,最后得出只有后面的三个变量,尤其是贸易总量的增加和生产率的提高,能解释1300~1800年间这些国家在真实工资、人口和产出增长上的不同,国家之间其他变量的不同与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并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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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果有一点令人满意,就是它把过去的分析和现在的经济增长联系了起来。在下一章我们将会看到,技术变革在经济增长理论里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历史数据的证实。但是很多历史学家在解释过去的经济增长时,更多的是强调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强调技术因素的人凤毛麟角,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保罗·大卫(Paul David,1991)和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2003),还有一位是西北大学的乔尔·莫基尔。莫基尔在他的书《雅典娜的礼物:知识经济的历史起源》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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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繁荣的根本是19世纪的工业革命,但是这个根本是由之前启蒙运动中知识水平的提高催化而来的。建立这样一个一心一意而充满干劲的、把有用的知识都有效利用的世界,是独一无二的西方式建立物质世界的方法,是其他社会所从未经历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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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引起经济增长。这当然不是说其他因素不重要,只是不那么重要。因为文化、社会和政治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所以才能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可以采用新的思想而有的不行,为什么有的国家经历了飞速的经济增长而有的却没有,但是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非常微妙的(Easterlin,2000)。为什么不是1500年或者1800年的中国,而是1980年的中国?为什么首先是英国,一个处于北部欧洲边缘的潮湿阴冷的小岛国?还有,为什么它的邻国比它起步晚而其他一些地区甚至没有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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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和英国精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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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工业革命有着特别的热情,因为我是在它的摇篮城市——英国西北部曼彻斯特的棉纺中心兰开夏——长大的。在我出生地附近,发明的珍妮纺纱机、骡力以及创新的纺纱技术,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格兰工厂里一步一步推广并更新换代。一个多世纪之后,我的父母、叔叔阿姨们依然在棉纺工厂中工作,但显然现在的棉纺工厂比我童年时要逊色很多。我的学校教育我们要为兰开夏以前辉煌的工业成就而骄傲,但是现在只有博物馆能证明这个地区的经济在19世纪曾领先世界。就像现在煤炭区不再有矿井口,煤渣不再堆积如山一样,除了那些被翻修成高档公寓的旧仓库,棉纺工业的那些有形的痕迹都已经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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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的中坚力量——棉花和铁、运河和铁路、煤矿和蒸汽动力——在英国的经济史中全是对它们的正面描述。这个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领先其他周边西欧国家二三十年,但是若干年之后又被德国赶超了,最终美国崛起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先者(所以英国人比任何国家的人都更担心经济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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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森描述的1800年以后的经济增长——英国从1800年开始、其他西北欧国家从1820年开始——与过去相比都有了快速提升,这个观点是被广泛接纳的。或许与此有关的争论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这段时期里,英国的经济增长按照最佳的估算,是否足以高到能被视为一次革命。令人惊奇的是,无论GDP增长的数据如何,英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显然被工业化大大地改变了。和所谓的“修正主义”有关的经济史学家们虽然认为GDP增长没有预先估计的那么快,但他们也认为,英国在1750~1850年之间的“根本变化”是如此不寻常,以至于在历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工业革命并非对GDP的增长率提出了限制:在x%以上就是工业革命,以下就不是。相反,如果把革命性的经济增长定义为经济产出结构的改变以及随之而来的为经济活动打下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改变,会更合理一些。这种增长需要刺激,其速度随着时间和地点的改变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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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的“修正主义”分子(虽然他们对早期共识的修正事实上就是新的共识)包括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尼古拉斯·克拉夫兹(Nicholas Crafts)和西安大略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的尼克·哈利(C. Knick Harley)。克拉夫兹来自英国中部的曼斯菲尔德,那里以前有许多煤矿,曾是英国工业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发源地。他们的研究(开始是独立的)显示,那些吸引古往今来作家和艺术家的革命性技术突破和工厂系统的应用并不广泛。除了经济中领先的一些部门之外,生产率进步非常小。他们得出结论,1780~1830年其他部门的经济增长非常低。据他们估计,1780~1800年的GDP增长的平均值只有1.4%,1800~1830年的GDP年增长略低于2%。显然,这些数据低于被经济史学家广泛接纳的早期估算,即20世纪60年代早期所进行的估算,这些估算在对整个经济产出进行估计时偏重于快速增长的新部门,尤其是棉纺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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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早期的数据是菲利斯·迪恩(Phyllis Deane)和科尔(W. A. Cole)在1962年的《1688~1959年的英国经济增长》一书中发表的(该书出版时,安格斯·麦迪森恰从OECD休假去写他的第一本书《西方经济增长》)。这本书影响了下一代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它的影响力也因同时出版的由布莱恩·米切尔(Brian Mitchell)和菲利斯·迪恩编辑的《英国历史统计》 (该书提供了原始的统计资料及其来源)而得到了强化。《英国历史统计》是一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于数量经济历史的著作,是最早描述英国经济增长从18世纪早期开始逐渐加速直到19世纪趋于成熟的著作之一。虽然其中统计数据的数值高了些,但还是和麦迪森描述的长期缓慢并持续增长、在1800年以后猛然崛起的情景非常一致。换句话说,快速增长的要素是由早期的经济本身缓慢增长所累积起来的,外部的刺激没有任何特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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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克拉夫兹和哈利对英国经济增长的估计比较保守,但一开始还是饱受争议,因为这推翻了一个经典的说法。但是他们对新技术仅推动了经济中某些主要部门增长的看法,和上文提到的艾伦对经济起飞顺序的发现相一致:创新、制造品贸易、改变经济结构以生产更多可贸易商品、诱致性的农业生产率提高、持续增长的人口伴随着不断提高的实际工资。就像有关1800年中国和欧洲相对地位的争论一样,关于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经济体的增长率在学术上的争论,最后的解决方案还是比较偏向于传统的分析法。更重要的是,经济活动按照不同经济部门的相对生产率变化和依靠贸易产生的相对优势来重新调整结构。西方已经脱离了所谓的马尔萨斯增长(即依靠土地和人口),实现了依靠技术、资本积累和贸易的现代化增长模式。由于政治和文化的因素,比如宗教和殖民主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虽然它们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社会在加速增长时可以应用技术创新或者是克服自然资源的约束(见Clark的观点,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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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敢说,近几十年,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从国际上收集早期和近期可靠数据这一细致而枯燥的工作已经阐明了这个过程。经验证据已经排除了简单的宏大理论,证明了经济增长来自相对生产率的变化和基于技术创新和贸易的专业化生产。政治、社会和文化与经济增长都有重大关系,因为它们决定了一个社会利用技术和贸易机会的程度,不过它们并不能“解释”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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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章转而讨论经济增长理论和现代经济增长的经验。但是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另一个经验之谈,克拉夫兹和哈利认为,“革命性的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是十分明显”(Crafts and Harley,1992;Crafts,1991)。相对于那些最终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产出和价格的技术与观念而言,对技术创新引起的生产率变化的度量方式(全要素生产率)并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生产率变化的数据可能很小,尽管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的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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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对计算机的影响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因为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对可度量的生产率和增长率的影响实在太小,所以无关紧要。这种认为这些影响实在太小以致不能承受人们预期的看法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卷土重来。曾经因为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索洛,是一位乐观的带有传奇色彩的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他形象地把这种现象称为“生产率悖论”。9在一篇很有启发性的论文里,克拉夫兹(2004)将信息和通信技术在诞生之初的20年中对生产率增长的作用与19世纪中期的蒸汽机、20世纪早期电的作用进行了比较,显然前者的作用更大一些。这就证明所谓信息和通信技术不值一提的说法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除非你也认为蒸汽机和电也一样不怎么重要。身为牛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保罗·大卫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详细描述一些与电有关的发明,尤其是发电机的发明。他的论文认为革命性的发明似乎对增长的长期(几十年)作用较小。大卫创造了一个新词“科技近视症”(Technological Presbyopia),就像那些中年人在看近处的东西时发现自己远视,而看远处的东西时又因为近视而看不清楚一样,人们总是过高估计新技术的短期作用,期望能立竿见影,却低估了其长期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往往是革命性的。在下一章,我将会更多地谈到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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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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