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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引起经济增长。这当然不是说其他因素不重要，只是不那么重要。因为文化、社会和政治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所以才能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可以采用新的思想而有的不行，为什么有的国家经历了飞速的经济增长而有的却没有，但是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非常微妙的（Easterlin，2000）。为什么不是1500年或者1800年的中国，而是1980年的中国？为什么首先是英国，一个处于北部欧洲边缘的潮湿阴冷的小岛国？还有，为什么它的邻国比它起步晚而其他一些地区甚至没有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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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和英国精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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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工业革命有着特别的热情，因为我是在它的摇篮城市——英国西北部曼彻斯特的棉纺中心兰开夏——长大的。在我出生地附近，发明的珍妮纺纱机、骡力以及创新的纺纱技术，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格兰工厂里一步一步推广并更新换代。一个多世纪之后，我的父母、叔叔阿姨们依然在棉纺工厂中工作，但显然现在的棉纺工厂比我童年时要逊色很多。我的学校教育我们要为兰开夏以前辉煌的工业成就而骄傲，但是现在只有博物馆能证明这个地区的经济在19世纪曾领先世界。就像现在煤炭区不再有矿井口，煤渣不再堆积如山一样，除了那些被翻修成高档公寓的旧仓库，棉纺工业的那些有形的痕迹都已经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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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的中坚力量——棉花和铁、运河和铁路、煤矿和蒸汽动力——在英国的经济史中全是对它们的正面描述。这个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领先其他周边西欧国家二三十年，但是若干年之后又被德国赶超了，最终美国崛起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先者（所以英国人比任何国家的人都更担心经济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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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森描述的1800年以后的经济增长——英国从1800年开始、其他西北欧国家从1820年开始——与过去相比都有了快速提升，这个观点是被广泛接纳的。或许与此有关的争论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这段时期里，英国的经济增长按照最佳的估算，是否足以高到能被视为一次革命。令人惊奇的是，无论GDP增长的数据如何，英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显然被工业化大大地改变了。和所谓的“修正主义”有关的经济史学家们虽然认为GDP增长没有预先估计的那么快，但他们也认为，英国在1750~1850年之间的“根本变化”是如此不寻常，以至于在历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工业革命并非对GDP的增长率提出了限制：在x％以上就是工业革命，以下就不是。相反，如果把革命性的经济增长定义为经济产出结构的改变以及随之而来的为经济活动打下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改变，会更合理一些。这种增长需要刺激，其速度随着时间和地点的改变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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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的“修正主义”分子（虽然他们对早期共识的修正事实上就是新的共识）包括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尼古拉斯·克拉夫兹（Nicholas Crafts）和西安大略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的尼克·哈利（C. Knick Harley）。克拉夫兹来自英国中部的曼斯菲尔德，那里以前有许多煤矿，曾是英国工业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发源地。他们的研究（开始是独立的）显示，那些吸引古往今来作家和艺术家的革命性技术突破和工厂系统的应用并不广泛。除了经济中领先的一些部门之外，生产率进步非常小。他们得出结论，1780~1830年其他部门的经济增长非常低。据他们估计，1780~1800年的GDP增长的平均值只有1.4％，1800~1830年的GDP年增长略低于2％。显然，这些数据低于被经济史学家广泛接纳的早期估算，即20世纪60年代早期所进行的估算，这些估算在对整个经济产出进行估计时偏重于快速增长的新部门，尤其是棉纺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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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早期的数据是菲利斯·迪恩（Phyllis Deane）和科尔（W. A. Cole）在1962年的《1688~1959年的英国经济增长》一书中发表的（该书出版时，安格斯·麦迪森恰从OECD休假去写他的第一本书《西方经济增长》）。这本书影响了下一代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它的影响力也因同时出版的由布莱恩·米切尔（Brian Mitchell）和菲利斯·迪恩编辑的《英国历史统计》 （该书提供了原始的统计资料及其来源）而得到了强化。《英国历史统计》是一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于数量经济历史的著作，是最早描述英国经济增长从18世纪早期开始逐渐加速直到19世纪趋于成熟的著作之一。虽然其中统计数据的数值高了些，但还是和麦迪森描述的长期缓慢并持续增长、在1800年以后猛然崛起的情景非常一致。换句话说，快速增长的要素是由早期的经济本身缓慢增长所累积起来的，外部的刺激没有任何特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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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克拉夫兹和哈利对英国经济增长的估计比较保守，但一开始还是饱受争议，因为这推翻了一个经典的说法。但是他们对新技术仅推动了经济中某些主要部门增长的看法，和上文提到的艾伦对经济起飞顺序的发现相一致：创新、制造品贸易、改变经济结构以生产更多可贸易商品、诱致性的农业生产率提高、持续增长的人口伴随着不断提高的实际工资。就像有关1800年中国和欧洲相对地位的争论一样，关于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经济体的增长率在学术上的争论，最后的解决方案还是比较偏向于传统的分析法。更重要的是，经济活动按照不同经济部门的相对生产率变化和依靠贸易产生的相对优势来重新调整结构。西方已经脱离了所谓的马尔萨斯增长（即依靠土地和人口），实现了依靠技术、资本积累和贸易的现代化增长模式。由于政治和文化的因素，比如宗教和殖民主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虽然它们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社会在加速增长时可以应用技术创新或者是克服自然资源的约束（见Clark的观点，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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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敢说，近几十年，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从国际上收集早期和近期可靠数据这一细致而枯燥的工作已经阐明了这个过程。经验证据已经排除了简单的宏大理论，证明了经济增长来自相对生产率的变化和基于技术创新和贸易的专业化生产。政治、社会和文化与经济增长都有重大关系，因为它们决定了一个社会利用技术和贸易机会的程度，不过它们并不能“解释”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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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章转而讨论经济增长理论和现代经济增长的经验。但是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另一个经验之谈，克拉夫兹和哈利认为，“革命性的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是十分明显”（Crafts and Harley，1992；Crafts，1991）。相对于那些最终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产出和价格的技术与观念而言，对技术创新引起的生产率变化的度量方式（全要素生产率）并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生产率变化的数据可能很小，尽管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的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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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对计算机的影响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因为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对可度量的生产率和增长率的影响实在太小，所以无关紧要。这种认为这些影响实在太小以致不能承受人们预期的看法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卷土重来。曾经因为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索洛，是一位乐观的带有传奇色彩的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他形象地把这种现象称为“生产率悖论”。9在一篇很有启发性的论文里，克拉夫兹（2004）将信息和通信技术在诞生之初的20年中对生产率增长的作用与19世纪中期的蒸汽机、20世纪早期电的作用进行了比较，显然前者的作用更大一些。这就证明所谓信息和通信技术不值一提的说法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除非你也认为蒸汽机和电也一样不怎么重要。身为牛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保罗·大卫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详细描述一些与电有关的发明，尤其是发电机的发明。他的论文认为革命性的发明似乎对增长的长期（几十年）作用较小。大卫创造了一个新词“科技近视症”（Technological Presbyopia），就像那些中年人在看近处的东西时发现自己远视，而看远处的东西时又因为近视而看不清楚一样，人们总是过高估计新技术的短期作用，期望能立竿见影，却低估了其长期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往往是革命性的。在下一章，我将会更多地谈到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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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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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用一些历史证据来结束这一章，并作为下一章经济增长理论的引言。在工业化时代，很容易获得更多国家的经济增长数据。麦迪森对近代的时段划分没有疑义（见表1.1，这些数据与麦迪森对世界经济增长率在1000~1500年之间为0.15％、在1500~1820年之间为0.32%的估计相比较）。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西方的经济增长，出现在“黄金时代”。接下来的一段时期是公认的萧条期，经济表现令人绝望，很多左翼人士和马克思主义分析家把20世纪70年代晚期称为“资本主义危机”；但是1973~1998年保持了次快的平均增长率。1998年以来，一些西方经济体又有了一个加速增长期，而前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非洲国家的经济却在恶化。增长速度位居第三的时期是“自由秩序”时期，即1870~1913年，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刚开始之时。相比较而言，战争和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增长缓慢了些，但是最差的时期是在19世纪早些时候的“革命”起步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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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近代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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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的世界经济史把我们带到了20世纪。几百年来，一些欧洲国家与其殖民地分支，尤其是美国，见证了有史以来最快的经济增长。到1913年，领先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已经是其他地区的九倍多了。在拥有大量殖民地的国家里，中产阶级逐渐强大起来，正如凯恩斯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中所写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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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生活里，我们可以用非常低廉的价格、最少的麻烦就能享受超过其他任何时代最富有、最强大的君主所能享受的便利、舒适和优雅的生活。伦敦的居民可以一边打电话订购世界上任何数量、各式各样的东西，坐在床上喝早茶，等着货物尽早上门；一边也可以在同一时间、用同样的方式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资源和新企业进行投资，毫不费力地分享投资收益，增加自己的财富；或者可以决定把自己的财富和任何推荐的重要城市的居民联系在一起；他也可以按自己的愿望用迅捷、便宜和舒适的方式去任何国家和地区而不需要护照或其他正式的文件；他可以派遣他的仆人去附近银行的分行按需要购买贵金属，并前往任何国外的分行，当然不一定要知道那里的宗教、语言、习惯，感受到最少的文化冲突，却收获很多新奇和兴奋。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认为这些情况是正常、确定和永久性的，除了以后出现脱离常规的、令人愤慨的而且可以避免的方向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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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血腥地打断了这段美好的日子。虽然相对过去来说，领先国家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余下的时间里还是保持了高增长率，但是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起伏程度很大；一些东亚国家经济腾飞，但也仅限于这些国家。下一章将会谈到经济增长理论，看看经济学家如何解释这些现象以及经济增长的现代模式。解释这些事情的中心命题将是思想和经济活动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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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热情的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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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之所以成为经济学的中心课题，并激励着经济学家进行实证研究，是因为人们总是在努力解决那些引人关注的经济问题，比如说贫困、饥饿、人类的悲惨境遇。那些进行非实证研究的人总是误解研究统计细节的经济学家。总之，实证研究不太受欢迎。就拿查尔斯·费舍尔（Charles Fisher）——一个商业历史学家来说，他在做保险销售员的同时，开始了对北美铁路的研究，收集列车时刻表、车票、铁路和火车汽笛的样本，还撰写了受人欢迎的《铁路和机车的历史社会公告》（Cole，1974）。但谁会愿意在宴会时和他坐在一起呢？如果认为对细节的关注就是对全局的失察，则显然是错误的。相反，领先的实证经济学家恰巧是受最深奥的社会问题所激励，对统计证据无微不至的关心是对他们哲学和伦理标准的最好见证，而不是像某些观点对立的批评家所认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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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经济学家因为对世界的求知欲和改造欲而对统计证据进行深入研究（如著名的经济理论家马克思），麦迪森就是其中一个，还有其他很多经济学家。在此列举几位特别著名的人，一位是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他和丹尼尔·麦克法登（Daniel McFadden）一起因为在微观计量经济学领域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即应用统计方法对大量的个体行为数据进行分析，而获得了200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很多经济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或者工程师一样，宁愿待在电脑前也不愿意参加鸡尾酒会，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赫克曼就属于这一类人。他会拒绝为一切没有详尽分析的统计证据进行总结，而他本人总结和处理这些统计证据的能力非常突出，这就使他在工作当中很难相处［我是在委托他写一些关于经济对苏格兰教育制度的影响时体会到这一点的（Coyle et a1.，2005）。他对数据的要求包括从希思罗机场到爱丁堡所有可能的交通方式，甚至是租车的细节，虽然我们强烈建议采用简单易行的航空路线］10。在他的诺贝尔奖自传中，赫克曼说，1956年，12岁的他从芝加哥搬家到美国南部时所感到的震惊，以及他所在社区的隔离程度，使他对如何改善社会中弱势群体（如美国黑人）的生活状态发生了兴趣11。这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引导他一直在仔细地研究统计学数据，为寻求更好地改善人们生活的政策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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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克鲁格曼，另一位杰出但有争议的实证经济学家，把他的职业选择归因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他还是一个害羞少年，在新泽西郊区阅读了《艾萨克·阿西莫夫基地三部曲》一书，书中的英雄都是“心理历史学家”，他们运用数学专业知识以及对潮流的分析来预测未来和拯救文化。克鲁格曼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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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轻时候的一个秘密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心理历史学家，不幸的是，至今还没有出现这个职业。我一直都对历史很痴迷，但是对历史的刻画总是偏重于什么事发生在什么时候而不是为什么发生，所以最后我总是想知道的多一些。对不属于经济学的社会科学来说，我对他们的课题很感兴趣，但是对他们的方法总是提不起精神——经济学模型的力量足以证明合理的假设能引导出令人惊奇的结论，而在看似繁复的事件中也能找到线索，但是在政治学、社会学中没有类似的力量。总有一天会出现一个统一的就如阿西莫夫想象的社会科学，但是现在，经济学是你能得到的最接近心理历史学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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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格曼还受到一次旅行的影响，那是在1976年一次革命和未成功的政变之后，他去给葡萄牙政府提建议。他说：“在一个甚至无法决定产出究竟是增加了还是降低了的国家中的经历，使我对如下模型头痛不已，那就是告诉你存在这么一个有用的政策，但是却不告诉你这个政策是什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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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例子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之前他是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后来成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斯蒂格利茨离开世界银行并出版了一本强烈批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书之后，他成了鼓吹全球一体化人士的宠儿。这使他受到了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批判的左翼人士的欢迎，虽然斯蒂格利茨的看法要比那些反资本主义人士的看法复杂得多。但事实上，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由于他对市场运作如何依赖信息流通的研究，并且他认为市场虽然有缺陷却是不可替代的。在早期的工作中，斯蒂格利茨在牛津大学度过了一个假期。他唯一的教职责任是上八个小时的课。因为牛津大学一个学期有八周，所以很明显学校想让他每周上一个小时的课。但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天分，斯蒂格利茨一天就上满了八个小时，解决了教职责任的问题，然后把剩下的时间都用来进行研究。13斯蒂格利茨的热情来自他对贫困国家的经济为什么不能增长以及如何改变这种状况的求知欲，这使他在反贫困的政治家中颇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