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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默把他最初提出的模型延伸到企业的研发和专利行为中。注册专利所带来的暂时性的垄断使企业获得盈利的机会，而注册专利这个行为本身把创新的一部分推向了公众。他写道：“长期增长主要是由知识的积累推动的。”他的这个模型和以后的几个模型的优点在于，这些模型为历史提供了一个理论视角，增长和创新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可以被实践所证实的（Grossman and Helpman，1991；Aghion and Howitt，1998）。实证结果强烈支持这些研发“溢出”在解释增长中的重要性。事实上，创新和增长的联系已经被挖掘得很细致，现在有大批文献记录了在各种情形中研发溢出的存在和大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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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从这些细节中退一步，不同的内生增长模型和规定的经济发展轨迹是否相符呢？它们是不是克服了索洛模型中的实证误区呢？我们在不同的模型中又能发现什么？在评价内生增长的含义之前，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这两个模型在实质上是相同的。经济体中对知识的积累至少部分地与人相关，是人力资本的一部分；而人力资本中溢出到社会的那部分，就是公众累积的知识。当然，理解这些联系以及对人力资本和知识衡量还需要更多的努力，但是一个全面的增长理论必须包含人力资本和知识两个部分。这两者从实践角度来解释国家之间不同的增长率都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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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增长理论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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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方面的现实促进了对人力资本和知识这两类投资报酬的递增。一方面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富裕国家增长得越来越快；另一方面是国家之间的增长差距越拉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基本的索洛模型认为劳动和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与这两方面的事实不符。而内生增长模型认为规模报酬递增，与这两方面的事实相符。那么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这个报酬递增现象的含义是什么？报酬递增显然和索洛的“边际土地”报酬递减的说法格格不入。这就使规模、地理和历史这三个要素在经济产出的理论中显得尤为重要：现代增长理论依赖于抽象新古典增长理论所未涉及的某些物质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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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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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识的使用是非竞争性的——好主意不会被用尽，而且能被很多人重复使用。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著名比喻就是把使用知识比作用一根蜡烛去点燃另一根。人越多，潜在的投资者越多，和新思想接触的潜在机会越多，那么专业化知识的范围就越广；而且，人均创造新知识的资源成本会随着人口的增加而降低。所以越多的人使用了现有的知识，经济的产出就会越多。人口越多，公众积累的知识就越多。人口增长本身就会刺激知识的进步和人均产出的增加。至少这是理论上的含义，还有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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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人口和人均GDP之间变化的较长期的观察确实显示有这样一个联系，即当人口开始快速增加时，产出也开始快速增加。世界人口从1000年的2.5亿增加到1600年的5亿，到1820年则增加到10亿，而在那以后的两个世纪里就增加到60亿。在1960年的一份论文中，三位电子工程师验证了人口增长率和人口数量呈正比的假设，发现这个假设符合历史证据。如果预测未来，他们预测世界人口会在2026年11月13日这天达到无穷大（或许是电子工程师开的玩笑，他和一个典型的经济学家一样有幽默感）。这个预测显然是不合理的——要预测未来的人口一定要有一个更完善的模型。11事实上，从1960年以来的几十年中，世界人口的增长率已经与世界人口数量远远不呈正比。经济学家迈克尔·克莱默（Michael Kremer）利用长期历史数据验证了一个模型，在该模型中更多的人口会产生更多的创新和更快的增长，但是人口增长又受人均收入的影响。换句话说，这个模型包括一个众所周知的超过一定的低收入水平后、国家的出生率锐减的人口转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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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大的经济体一定比小的经济体发展得快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世界上存在很多小而发展迅速的经济体，还有小而富裕的经济体，比如说像新加坡和瑞士这样的国家。这些事实使经济学家们对最初的内生增长模型及其大量推论不太满意，他们开始对模型进行改进，以限制或是取消对规模的强调。但是，无论如何，规模效应还是可以使模型更好地符合历史证据。如果强调了人力资本，人越多，人力资本积累中知识溢出就越多；如果强调了创新，那么市场越大，研发投资的回报就越高，溢出也越多。不管哪种情况，都存在一个连锁反应，即和经济规模相关的良性循环，一开始慢慢积累，随后开始快速增长。我也不想反复强调规模的重要性，但是一些经济学家对概念中的这个“疙瘩”感到很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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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增长模型对我们分析的启示是它包含了真实世界中地点和时间的复杂性。经济体的位置和过去的历史变得很重要。一个经济体在某些经验方面的积累，体现在它的制度和行为中，因此可以对它的增长表现起到非常大的影响。在本书的第三篇里我会按自下而上的途径来研究个人选择和互动，并回过头来讨论这些宏观经济表现的“微观基础”，现在我要考虑的则是它们在增长理论中自上而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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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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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的存在，也就是为什么你的技术和经验会影响到我的生产力和赚钱能力，还有其他重要的含义。如果人们可以自由迁徙，那些高于本地平均人力资本水平的人会往平均水平更高的地方迁徙，这大概就是贫困国家的人们往富裕国家移民的原因。这一定可以解释经济增长和城市化之间的紧密关系。为什么人们要拥挤在破旧的城市里？即使那里肮脏、堵塞、危险，而且生活成本很高。对城市集中度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人们想彼此靠近。我们可以向别人学习并交换想法，别人可以鼓励我们完成更多我们想做的事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他1890年的《经济学原理》一书里，对工业区里经济活动集聚的现象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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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的秘密在相互交流以后就不再是秘密，孩子们不知不觉中也在学习这些秘密。工作得好会被赞赏；机器的发明和改进，无论是在过程中还是在商业组织中都会立刻得到评价。如果一个人有了一个好主意，其他人就会借鉴，并且和他们自己的建议结合起来，然后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新的主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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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城市学家简·雅各布斯一直强调城市的经济作用以及公共知识创新在金融、纺织、汽车、广告等行业的重要性（Jacobs，1985）。当然，地理学家总是对区位问题很感兴趣。在增长理论中引入报酬递增为地理经济学分析地区差异和国家间贸易的模式提供了新的视角。对经济如何随时间推移而增长的问题，经济学家可以因为空间的延伸而描述得更多，比如说，为什么一座城市繁荣了而另外一座衰退了？诸如造船或软件这类行业的专业化产业集聚众所周知，但是为什么它们会发生并且发展到现在的程度？一个天然的港口或许能解释一个船舶工业的出现，但是为什么一个编程人员可以在任何一个有电和通信的地方开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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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格曼虽然是《纽约时报》一位著名的评论专栏作家，却因将报酬递增模型应用于地理区位问题，并最早阐述了这些模型如何描述思考总体经济的一种新方式而得名（Krugman，1980，更多的引用参见Krugman，1991a）。第一次见到他时我还是一个经济记者，当时希望就经济地理方面振奋人心的新进展来采访他，虽然他身处伦敦，却无法告知我具体的位置，所以采访一直被搁置。后来，他刚好要从阿根廷南端的火地岛讲学回来，在我的城市里找到他应该不难，所以我就真的找到他了。克鲁格曼的思想好比在整个经济地理学界播下了知识的种子。他指出，正如能够解释增长历史之间的差异一样，报酬递增也可以解释地理区位的不同。增长的良性和恶性循环在特定的地区发生，在某个国家（或地区或城市）发生，而不在别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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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知识溢出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人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尤其是在分享和交换复杂而抽象的想法时，不管是在软件业还是在金融或者医药这样的服务性行业中。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高级管理人员还是要飞行几千英里去参加面对面的会议，为什么大学还存在，为什么计算机专家在硅谷聚集。人力资本的溢出（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也是靠人和人之间距离的拉近而被放大。如果我们同时在一个职业市场里，那么我的教育的回报就取决于其他人的教育程度。只有一群有技术的工人，才可以吸引需要这些技术的雇主，我才能期望找到一份高薪的专业工作。那些没有高技术工人的地方则无法吸引这些商机；而没有这些好的职业发展机会，也就很少有人会愿意去学习高价值公司所要求的技术。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Catch-22）理解起来很容易，但是很难逃脱。我们将其称为“发展困境”，它揭示了贫困国家的经济为什么不能增长，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章就会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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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独特的、人们难以理解的方式来说明经济增长只在几个特殊的地方发生，似乎很老套。然而，对截至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进行的分析实在是太抽象了，所以内生增长模型溢出的一个好处就是把细节的重要性恢复到它们应有的位置。在一个笼统的分析框架下，你仍然可以预测到不同地区各有差异的增长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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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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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很重要，历史机缘也同样重要。一旦一种增长或者停滞的模式在经济体中被建立起来，无论这个经济体是一个单独的城镇还是整个国家，都很难改变这个模式。事实上，不对称是存在的：让雪球滚起来要比让它停下来简单得多。诸如战争和划时代的发明创造这样的大事件可以使繁荣的经济偏离轨道，即使那里的地理因素相当突出；比如，内战的封锁和可以取代鲸鱼油的煤油的发明结合在一起摧毁了新英格兰的捕鲸业（摧毁整个行业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妇女们抛弃了用鲸鱼骨做的紧身衣，详见Menand，2002）。当然，要滚动一个雪球，也需要很多个人决策的协调，以减少不利的溢出，增强有效的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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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记录中的历史机缘的重要性已被大家公认，并且一旦提起这个现象，你就会意识到这些机缘无处不在。在技术文献中，这被称为路径依赖：你现在身在何处取决于你之前所选择的道路。一个大家所熟知的例子就是仍在使用的QWERTY的键盘布局，其实这个布局在现代的计算机键盘上并不需要，但在旧式的打字机上却是必要的，而整个布局现在不可能再改动了，因为每个学过打字的人都已经对整个布局习以为常了。14另外一个事实就是早期计算机行业的名人都是从斯坦福大学而不是从芝加哥大学或者图卢兹大学毕业的。商业经济文献中充满了对历史机缘巧合的描述，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产业都是在集聚中发展起来的，从18世纪伦敦的金融中心到20世纪意大利北部的陶瓷中心，还有2l世纪班加罗尔的话务中心和外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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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是说历史或者地理是注定的。经济发展到今时今刻所走过的路径（无论是从字面意义还是从比喻意义来说），肯定限制了明天的选择范围，但从整个范围来说，还有很多可能的选择。从定义上说，如果诸如获取人力资本这类活动的报酬是递增的，那么越多的人从事这项活动，他们的报酬就越高。不同的增长方式取决于不同的途径，也就是所谓的“多重均衡”。但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事实上的总体结果？答案之一就是历史的巧合，这个解释在最近关于增长的论文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另外，对不同事件的强烈预期可以证明该事件的自我实现：人们会被各种理由说服从而认为他们对人力资本或者研发投资的未来回报一定比以前要高。比如，一个足够强硬的教育或者产业政策，可能使预期变成这样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个分析解释了为什么政策制定者现在非常喜欢设定正式的增长战略：他们想要让他们的人民对于未来无限光明的预期达成一种集体认知，因为如果他们不相信，这种预期就不会实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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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是迪士尼童话乐园吗？虽然自我实现的预言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是政策制定者不能指望他们想要的增长率可以信手拈来。当希望未来可以比过去更有价值时，克鲁格曼就使用了一个正式的内生增长模型来计算，并指出需要三个条件（Krugman，1991c）：首先，个人之间的决策一定要互相依赖；其次，人们必须要更看重未来，而不是过去（一定要有一个很低的实际贴现率），因为很显然，如果他们对未来大打折扣，他们今天的决策就会比较随意；最后，经济一定要能够合理地快速应变，因为如果经济应变太慢，那么被历史操纵的可能性就很大。换句话说，人们一定希望改变，他们的愿望必须能追踪经济的走向，而且还要相互强化。在任何一个特定的经济中，更加精确地计算出经济增长的规模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无论如何，上述这些条件都取决于根深蒂固的社会和行为特性，这种特性又排除了政策的快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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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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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是取决于互相依赖的个人选择的一个综合结果，对这一点的正确理解，事实上使制度成为绝对的中心。总之，一个制度，从定义上说，就是把人们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方式。下一章的主题就是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我在第八章还会详细探讨这个主题。在研究制度在发展中的作用还没凸显之前，有一个经济历史学家很早就开始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他就是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1993年，他和罗伯特·福格尔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一篇经常被引用的1968年的论文中，他证明了航运业生产率的提高对组织结构变化的依赖要高于对技术变化的依赖（见Fogel，1999）。在对20世纪90年代美国生产率增长的研究中，已经有人肯定了他的成果。这些研究同样也强调了组织的重要性，而不是单独的技术创新（见Brynjolfsson and Hitt，2000；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01；还有他们引用的文献）。简单地说，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传递历史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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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一篇精彩的论文里写道：由于贫困国家的制度缺陷，它们的经济特别缺乏效率，它们并没有很好地利用物质和人力资本以及可利用的技术。一个从海地到美国的移民在登陆的那一刻起就变得更有效率，这表明他的人力资本在家乡并未得到充分利用。对物质资本的投资回报在发展中国家相当高，但是缺乏这样的投资，一个合理的解释是贫困国家的社会制度阻碍了增长。这与一些贫困国家在某些时间段里快速增长的事实相符：它们快速地追赶发达国家，并且到达了发达国家占据的有效边界。在这个边界上，内生增长模型很好地解释了实际情况（Olson，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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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的增长进程并不相似，其结果也极具偶然性，这增加了政策制定的复杂性。很明显，增长取决于社会的综合实力，包括它的制度与现有的人力和其他资源，以及资源的积累和结合，但是再想得到什么更进一步的总结就不容易了。事实上，对于美国这一世界上被研究和学习得最多的经济体的长期增长率究竟有多高，经济学家们也存在分歧。表1.1显示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增长率也在加速，很多（但不是全部）经济学家表示，因为计算机微处理器的发明，经济增长率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又一次加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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