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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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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经济学家总是从他们所处的时代出发来思考经济问题，所以增长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复兴就不足为奇了。总之，就在那时，很多人尤其是教育机构的人员，开始注意到台式电脑的出现，并且对电脑处理能力的大幅增强和电脑价格的锐降是否对经济有所影响产生了疑问。10年之后，没有人会再忽视“新经济”这个被胡乱定义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却强迫每个人把自己定性为不是怀疑论者就是痴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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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总是会带来些不安。《科学怪人》里，玛丽·雪莱（Mary Shelley）怀着畏惧的心情操控着电；盖斯凯尔夫人在《玛丽·巴顿》一书里写道：“强大的蒸汽，可以带来无穷的好处或者不幸。”尽管这种描述现在看起来很可笑，但在当时很常见。虽然现在很少有人会害怕计算机或手机，但是确实存在一种刻意贬低它们的影响的倾向。161986年，索洛（他和他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介绍了“生产率悖论”：这些在美国出现的新技术似乎对生产率毫无影响，所以对长期的增长也没有什么作用。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测量到的增长才开始上升，然后又过了好多年，大部分经济学家才接受了美国长期平均生产率开始上升这个事实。实际上，当确有证据开始显示科技已经影响了生产率的时候，怀疑主义改头换面又登场了。比如罗伯特·戈登，他认为计算机不可能单独影响刚过去的一轮创新浪潮，而那次创新应该同时包括了不仅一项新技术。他的看法是1860~1900年所有创新的结合催生了电、发动机和航空运输、广播和电视以及室内排水管道的出现（Gordon，199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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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计算机对增长的作用无足轻重这种说法有很多回应。一种回应是如果用衡量计算机的作用的方法去衡量蒸汽和电力对增长的作用（利用上述增长核算方法），你会发现蒸汽和电力的作用一样也很小：增长率中一个“小”的百分比差异就是经济和社会巨大变化在统计上的表现（Crafts，2004，回忆一下在前一章里我们说到即使是工业革命，在GDP数据里也是不显眼的）。另一种回应是任何一种划时代的创新需要人们用很长的时间去适应：可能人们需要建造新的工事，学习新的技术，重新调整工作环境（David，1991）。事实上，很多人都有抗拒创新的动机。就如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说到的一样：“创新是所有得益于旧制度的权贵的敌人，而只有那些受益于新制度的人才可能不愠不火地给予一些支持。”最后，虽然计算机吸引了大部分人的注意力，但今天的新技术绝不只是这一种，比如生物工程、新材料、纳米技术，它们一起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就如在20世纪初期那一系列发明的影响一样不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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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觉得很困惑，因为一些经济学家经常怀疑当信息成为经济分析中的基本要素时，处理和传输信息成本的大幅下降会对经济资源的组织配置产生影响（见第六章）。当然，在这里没有必要为这个已经很复杂的问题浪费笔墨。17我只想说现在的共识就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与计算机相关的技术对美国及其他一些经济体的长期增长起到了加速作用。但是对很多其他国家，尤其是领先的西方国家，为什么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人们并没有达成共识。存在分歧的原因大概是这类在美国颇为流行的行为和制度，在日本或者德国却并不流行；此外，美国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灵活的风险项目融资、专利法规、大学里的科技基础以及合适的技术人才上。鲍莫尔（2002）用“创新机器”这样绝妙的比喻来描述整个以发明和应用新技术为主的经济体，他所说的“不可比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表现”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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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对其发展产生阻碍的制度因素被充分地减少，自由市场就能自己增长，也能够依靠自己成为产生令人震惊的创新和增长的机器……很显然创新对很多重要厂商和产业所起的作用，要比现在的理论文献中提到的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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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技术创新重要性的强调是对工业革命一次迟到的反省。报酬递增的内生增长模型，连同对创新的重视，如今为经济学的诸多领域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课题。由于理论和实践在过去20年中取得的进步，现在经济学家对增长的过程有了更好的理解。虽然内生模型在数学上比它们的前身新古典模型更加严谨和正式，但是撇开所有对其称呼的玩笑，现代经济增长分析不如以往抽象。内生模型涉及的领域和新古典竞争均衡模型相去甚远，因为内生模型把时间和地点以及特定经济的具体细节纳入研究。因此，新理论已经完全改变了经济政策制定者的焦点，现在如果问起如何推进生产力和经济增长，强调的重点将是教育、研究、创新、经济结构的灵活性，还有经济制度的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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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已经探讨了一些较为普遍的长期经济增长理论。这些模型植根于那些已经彻底改变了经济学家研究贸易和产业结构的方式时所用的类似模型，它们关注的是经济中基本的机制，并且最终会和目前关注思想和知识交换机制的增长理论融合在一起。我们在第一章里曾提及，根据历史证据，增长需要两个要素：在某些产业中能提高生产力的技术创新以及通过贸易获得的不断深化的专业化。在一个存在创新的行业里，厂商决定生产什么和怎样定价，以及不同国家里厂商是如何靠国际贸易收获他们的专业化成果的，这些都是考察增长问题的极其重要的关键点。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晚期，这是一个人们相互交换思想并得出了大量研究成果的时期，研究内生模型的经济学家与研究产业和贸易新模型的经济学家对这项课题进行了三个方面的进一步修改。现在任何一个经济学家的典型模型和上一代简单的教科书模型完全不同，经济学家不再假设相同的厂商和完全竞争。厂商现在被假定为进行的是“垄断竞争”，因产品之间的差异（以商标或者品牌为信号）而获得一定程度的垄断，以便覆盖固定生产成本。但是对竞争的开放依然存在，因为如果垄断利润太高，新厂商就会进入该行业，因为存在多样性就存在创新。鲍莫尔已经把企业家理论融入到正式的生产模型中，把创新视为厂商之间竞争的基本要素。他的以该模型为教学重点的新教科书会成为下一代经济学家学习的标准，就像他在1972年出版的《经济理论和行为分析》一书在价格和生产理论上帮助我这一代人建立了知识基础一样，不过这种在微观经济学理论基础中的革命在经济学外很少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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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我们最近已经感受到了新的信息和通信系统、生物工程以及其他技术给我们社会带来的影响——经济学家对创新过程的分析取得了重大进展。鲍莫尔研究了企业家的根本性创新与大公司对大规模市场的缓慢改善之间的差异，并且把企业家的形成过程纳入了标准微观经济学理论的范畴中。经济学家研究了申请专利的创新过程（这是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发明家的最好方法）、先进的外资企业对生产力的影响和随之而来的知识溢出效应、企业家把大学中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商业应用的路径，还有技术改变是如何转化成总体增长的其他实证性细节。经济学家们持续地推动了微观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华盖下的发展，18这些发展对政府的政策制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政府的干预可以控制这些过程，但是不能控制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地理。我会在以后重新提到现代微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但是现在我想将经济学历史和增长理论应用于世界贫困问题，以此结束本章。针对贫困国家为什么还没有增长这个问题，经济学家能说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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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的经济学（第二版） [:170456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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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的经济学（第二版） 第三章 如何摆脱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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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等级制度非常有适应性，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这个国家最著名的骑士之一曾是一个邋遢恶俗的摇滚歌手。当你在听鲍勃·吉尔多夫爵士（Sir Bob Geldof，The Boomtown Rats乐队的前首席歌手）的音乐时，你一定会想知道他是不是也和电视节目里一样，在授勋仪式上和女王说粗话脏话。2005年，鲍勃·吉尔多夫爵士，还有其他名人，包括摇滚超级明星U2的博诺（Bono），电影制作人理查德·柯蒂斯（Richard Curtis，曾制作了《诺丁山》和《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还有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认为是时候让贫困滚得远远的了。在那一年的八国峰会召开之前的周末，他们举行了一系列的慈善演唱会，并将其命名为Live 8，以回应吉尔多夫在20年前为了埃塞俄比亚紧急筹款而开的Live Aid演唱会。2005年的夏天充满了为“摆脱贫困”而进行的各种仪式和活动，包括富裕国家增加对贫困国家的援助，免除世界上一些最贫困国家的外债等。这些活动的支持者都戴着一条白色的护腕作为标志。数以万计参加演唱会的观众为了帮助贫困国家而佩戴这个护腕，数以千计的人在八国峰会之前举行游行，还有几百人在举办会议的宾馆外发动了一场很小但很混乱的暴动，最后这些人的风头被恐怖袭击抢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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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对那些活动（不包括暴动）说一些愤世嫉俗的话。想要终止使很多人痛苦的贫困、疾病和饥饿是人性的简单表现，谁会反对这种雄心壮志或者这种社会紧迫感呢？能唤起这么多人关心我们这个世界的改善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壮举了，而且其本质就是借助西方民主制度刺激政府决策。不管是经济萧条这个问题本身还是如何解决该问题都非常复杂，然而，一个受人欢迎的活动不可避免地会把这些问题推向高潮。在几十年的努力和不计其数的经济援助（按今天的价值计算，应该是两万亿）下，即使是最好心的人也会在制定政策时小心翼翼。就如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2001，2006）在他关于经济发展政策的书中指出的那样，万能政策失败的教训已经很久了。Live 8活动组织者又准备了新的万灵药——免除债务和增加援助。但是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失败之后，大家只能怀着一点小小的谦虚发现，摆脱贫困其实还没有特别有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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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更好的政策取决于正确的诊断，而诊断正确又取决于各种症状的证据收集以及对系统工作流程的理解。这就是萨克斯在他的《Live 8》中用的比喻：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个“病理经济学家”，就像他太太诊断病人一样诊断经济问题（Sachs，2005）。虽然这听起来很直接，但是关于诊断贫困国家的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全球化问题变成了测试意识形态的试纸，其中一些走偏左路线的简单的反资本主义者，反对市场经济，认为世界经济说穿了就是殖民主义当道，富裕国家剥削贫困国家。而在另一个极端，有人甚至认为一些自治后过得不怎么好的国家其实还不如继续被帝国主义统治（参见Ferguson，2004）。即使在持温和意见的人当中也存在分歧：有人认为国际资本主义本质上是有利的，但有些问题需要校正；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好处并不是普遍的，其实质是在给贫困国家帮倒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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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观点相反的双方都能利用可以获得的证据，而且大家都是在既真诚又热心地探讨时，显然我们就不再处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了。本章并不打算评判关于全球化的所有观点和证据，已经有很多书完成了这项任务，1而是想询问两个相关的问题，即关于贫困原因的现有证据的实质是什么，今天的经济学家是否提供了诊断贫困问题和政策制定的任何专业共识的基础。为了让读者先知道个大概，回答暂时是肯定的：在解释为什么贫困国家经济不能增长方面，前一章提到的内生增长模型是说得通的，虽然发展经济学家在自信地提供刺激增长、减少贫困的政策以前还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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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有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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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发展的争论是最基本的争论。在最基本的事实——即使它们本身还存在争议——之外的任何证据，都被一些批评家认为是带有倾向性的。而且，现在发表的关于全球化和发展的研究报告已经超过了任何个人可以理解的范围。即便如此，这里还是要简要介绍一下几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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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以来，世界上极度贫困的人口比例正在快速减少。2如表3.1所示，这种锐减的速度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相较以前，贫困人口正越来越少（见Bourguignon and Morrison，2002）。但世界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却减少得比较缓慢，因为在过去的25年中世界人口从40亿增加到了60亿。贫困减少最多的是两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主要是中国，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有印度，而贫困人口的数量和比例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苏联解体以后的中亚都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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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极度贫困人口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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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居住在极度贫困地区的人口正在减少，如表3.2所示，但收入的不平等却在加剧。收入的不平等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定义和测量，表3.3显示了两种方法。如果用最富裕国家的平均收入与最贫困国家的平均收入相比，这个差距会是史无前例的。但是，这种贫富不平等的迅速加大只是发生在20世纪前期，1980年以后和前段时间相比，就很少有变化了。有些研究者甚至认为在过去几十年中贫富差距正在递减。我们用基尼系数来研究整个收入分配的状况，0代表所有的收入都被平均分配，而l则代表所有收入都归最富有的人所有。这是一种可选择的测量收入分配的方式，虽然考虑到中产阶级收入的提高，但也不会改变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不平等现象加剧、随后维持稳定、直到最近才开始减少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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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极度贫困人口数（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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