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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的秘密在相互交流以后就不再是秘密，孩子们不知不觉中也在学习这些秘密。工作得好会被赞赏；机器的发明和改进，无论是在过程中还是在商业组织中都会立刻得到评价。如果一个人有了一个好主意，其他人就会借鉴，并且和他们自己的建议结合起来，然后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新的主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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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城市学家简·雅各布斯一直强调城市的经济作用以及公共知识创新在金融、纺织、汽车、广告等行业的重要性（Jacobs，1985）。当然，地理学家总是对区位问题很感兴趣。在增长理论中引入报酬递增为地理经济学分析地区差异和国家间贸易的模式提供了新的视角。对经济如何随时间推移而增长的问题，经济学家可以因为空间的延伸而描述得更多，比如说，为什么一座城市繁荣了而另外一座衰退了？诸如造船或软件这类行业的专业化产业集聚众所周知，但是为什么它们会发生并且发展到现在的程度？一个天然的港口或许能解释一个船舶工业的出现，但是为什么一个编程人员可以在任何一个有电和通信的地方开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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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格曼虽然是《纽约时报》一位著名的评论专栏作家，却因将报酬递增模型应用于地理区位问题，并最早阐述了这些模型如何描述思考总体经济的一种新方式而得名（Krugman，1980，更多的引用参见Krugman，1991a）。第一次见到他时我还是一个经济记者，当时希望就经济地理方面振奋人心的新进展来采访他，虽然他身处伦敦，却无法告知我具体的位置，所以采访一直被搁置。后来，他刚好要从阿根廷南端的火地岛讲学回来，在我的城市里找到他应该不难，所以我就真的找到他了。克鲁格曼的思想好比在整个经济地理学界播下了知识的种子。他指出，正如能够解释增长历史之间的差异一样，报酬递增也可以解释地理区位的不同。增长的良性和恶性循环在特定的地区发生，在某个国家（或地区或城市）发生，而不在别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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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知识溢出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人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尤其是在分享和交换复杂而抽象的想法时，不管是在软件业还是在金融或者医药这样的服务性行业中。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高级管理人员还是要飞行几千英里去参加面对面的会议，为什么大学还存在，为什么计算机专家在硅谷聚集。人力资本的溢出（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也是靠人和人之间距离的拉近而被放大。如果我们同时在一个职业市场里，那么我的教育的回报就取决于其他人的教育程度。只有一群有技术的工人，才可以吸引需要这些技术的雇主，我才能期望找到一份高薪的专业工作。那些没有高技术工人的地方则无法吸引这些商机；而没有这些好的职业发展机会，也就很少有人会愿意去学习高价值公司所要求的技术。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Catch-22）理解起来很容易，但是很难逃脱。我们将其称为“发展困境”，它揭示了贫困国家的经济为什么不能增长，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章就会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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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独特的、人们难以理解的方式来说明经济增长只在几个特殊的地方发生，似乎很老套。然而，对截至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进行的分析实在是太抽象了，所以内生增长模型溢出的一个好处就是把细节的重要性恢复到它们应有的位置。在一个笼统的分析框架下，你仍然可以预测到不同地区各有差异的增长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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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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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很重要，历史机缘也同样重要。一旦一种增长或者停滞的模式在经济体中被建立起来，无论这个经济体是一个单独的城镇还是整个国家，都很难改变这个模式。事实上，不对称是存在的：让雪球滚起来要比让它停下来简单得多。诸如战争和划时代的发明创造这样的大事件可以使繁荣的经济偏离轨道，即使那里的地理因素相当突出；比如，内战的封锁和可以取代鲸鱼油的煤油的发明结合在一起摧毁了新英格兰的捕鲸业（摧毁整个行业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妇女们抛弃了用鲸鱼骨做的紧身衣，详见Menand，2002）。当然，要滚动一个雪球，也需要很多个人决策的协调，以减少不利的溢出，增强有效的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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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记录中的历史机缘的重要性已被大家公认，并且一旦提起这个现象，你就会意识到这些机缘无处不在。在技术文献中，这被称为路径依赖：你现在身在何处取决于你之前所选择的道路。一个大家所熟知的例子就是仍在使用的QWERTY的键盘布局，其实这个布局在现代的计算机键盘上并不需要，但在旧式的打字机上却是必要的，而整个布局现在不可能再改动了，因为每个学过打字的人都已经对整个布局习以为常了。14另外一个事实就是早期计算机行业的名人都是从斯坦福大学而不是从芝加哥大学或者图卢兹大学毕业的。商业经济文献中充满了对历史机缘巧合的描述，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产业都是在集聚中发展起来的，从18世纪伦敦的金融中心到20世纪意大利北部的陶瓷中心，还有2l世纪班加罗尔的话务中心和外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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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是说历史或者地理是注定的。经济发展到今时今刻所走过的路径（无论是从字面意义还是从比喻意义来说），肯定限制了明天的选择范围，但从整个范围来说，还有很多可能的选择。从定义上说，如果诸如获取人力资本这类活动的报酬是递增的，那么越多的人从事这项活动，他们的报酬就越高。不同的增长方式取决于不同的途径，也就是所谓的“多重均衡”。但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事实上的总体结果？答案之一就是历史的巧合，这个解释在最近关于增长的论文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另外，对不同事件的强烈预期可以证明该事件的自我实现：人们会被各种理由说服从而认为他们对人力资本或者研发投资的未来回报一定比以前要高。比如，一个足够强硬的教育或者产业政策，可能使预期变成这样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个分析解释了为什么政策制定者现在非常喜欢设定正式的增长战略：他们想要让他们的人民对于未来无限光明的预期达成一种集体认知，因为如果他们不相信，这种预期就不会实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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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是迪士尼童话乐园吗？虽然自我实现的预言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是政策制定者不能指望他们想要的增长率可以信手拈来。当希望未来可以比过去更有价值时，克鲁格曼就使用了一个正式的内生增长模型来计算，并指出需要三个条件（Krugman，1991c）：首先，个人之间的决策一定要互相依赖；其次，人们必须要更看重未来，而不是过去（一定要有一个很低的实际贴现率），因为很显然，如果他们对未来大打折扣，他们今天的决策就会比较随意；最后，经济一定要能够合理地快速应变，因为如果经济应变太慢，那么被历史操纵的可能性就很大。换句话说，人们一定希望改变，他们的愿望必须能追踪经济的走向，而且还要相互强化。在任何一个特定的经济中，更加精确地计算出经济增长的规模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无论如何，上述这些条件都取决于根深蒂固的社会和行为特性，这种特性又排除了政策的快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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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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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是取决于互相依赖的个人选择的一个综合结果，对这一点的正确理解，事实上使制度成为绝对的中心。总之，一个制度，从定义上说，就是把人们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方式。下一章的主题就是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我在第八章还会详细探讨这个主题。在研究制度在发展中的作用还没凸显之前，有一个经济历史学家很早就开始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他就是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1993年，他和罗伯特·福格尔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一篇经常被引用的1968年的论文中，他证明了航运业生产率的提高对组织结构变化的依赖要高于对技术变化的依赖（见Fogel，1999）。在对20世纪90年代美国生产率增长的研究中，已经有人肯定了他的成果。这些研究同样也强调了组织的重要性，而不是单独的技术创新（见Brynjolfsson and Hitt，2000；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01；还有他们引用的文献）。简单地说，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传递历史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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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一篇精彩的论文里写道：由于贫困国家的制度缺陷，它们的经济特别缺乏效率，它们并没有很好地利用物质和人力资本以及可利用的技术。一个从海地到美国的移民在登陆的那一刻起就变得更有效率，这表明他的人力资本在家乡并未得到充分利用。对物质资本的投资回报在发展中国家相当高，但是缺乏这样的投资，一个合理的解释是贫困国家的社会制度阻碍了增长。这与一些贫困国家在某些时间段里快速增长的事实相符：它们快速地追赶发达国家，并且到达了发达国家占据的有效边界。在这个边界上，内生增长模型很好地解释了实际情况（Olson，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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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的增长进程并不相似，其结果也极具偶然性，这增加了政策制定的复杂性。很明显，增长取决于社会的综合实力，包括它的制度与现有的人力和其他资源，以及资源的积累和结合，但是再想得到什么更进一步的总结就不容易了。事实上，对于美国这一世界上被研究和学习得最多的经济体的长期增长率究竟有多高，经济学家们也存在分歧。表1.1显示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增长率也在加速，很多（但不是全部）经济学家表示，因为计算机微处理器的发明，经济增长率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又一次加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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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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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经济学家总是从他们所处的时代出发来思考经济问题，所以增长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复兴就不足为奇了。总之，就在那时，很多人尤其是教育机构的人员，开始注意到台式电脑的出现，并且对电脑处理能力的大幅增强和电脑价格的锐降是否对经济有所影响产生了疑问。10年之后，没有人会再忽视“新经济”这个被胡乱定义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却强迫每个人把自己定性为不是怀疑论者就是痴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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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总是会带来些不安。《科学怪人》里，玛丽·雪莱（Mary Shelley）怀着畏惧的心情操控着电；盖斯凯尔夫人在《玛丽·巴顿》一书里写道：“强大的蒸汽，可以带来无穷的好处或者不幸。”尽管这种描述现在看起来很可笑，但在当时很常见。虽然现在很少有人会害怕计算机或手机，但是确实存在一种刻意贬低它们的影响的倾向。161986年，索洛（他和他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介绍了“生产率悖论”：这些在美国出现的新技术似乎对生产率毫无影响，所以对长期的增长也没有什么作用。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测量到的增长才开始上升，然后又过了好多年，大部分经济学家才接受了美国长期平均生产率开始上升这个事实。实际上，当确有证据开始显示科技已经影响了生产率的时候，怀疑主义改头换面又登场了。比如罗伯特·戈登，他认为计算机不可能单独影响刚过去的一轮创新浪潮，而那次创新应该同时包括了不仅一项新技术。他的看法是1860~1900年所有创新的结合催生了电、发动机和航空运输、广播和电视以及室内排水管道的出现（Gordon，199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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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计算机对增长的作用无足轻重这种说法有很多回应。一种回应是如果用衡量计算机的作用的方法去衡量蒸汽和电力对增长的作用（利用上述增长核算方法），你会发现蒸汽和电力的作用一样也很小：增长率中一个“小”的百分比差异就是经济和社会巨大变化在统计上的表现（Crafts，2004，回忆一下在前一章里我们说到即使是工业革命，在GDP数据里也是不显眼的）。另一种回应是任何一种划时代的创新需要人们用很长的时间去适应：可能人们需要建造新的工事，学习新的技术，重新调整工作环境（David，1991）。事实上，很多人都有抗拒创新的动机。就如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说到的一样：“创新是所有得益于旧制度的权贵的敌人，而只有那些受益于新制度的人才可能不愠不火地给予一些支持。”最后，虽然计算机吸引了大部分人的注意力，但今天的新技术绝不只是这一种，比如生物工程、新材料、纳米技术，它们一起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就如在20世纪初期那一系列发明的影响一样不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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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觉得很困惑，因为一些经济学家经常怀疑当信息成为经济分析中的基本要素时，处理和传输信息成本的大幅下降会对经济资源的组织配置产生影响（见第六章）。当然，在这里没有必要为这个已经很复杂的问题浪费笔墨。17我只想说现在的共识就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与计算机相关的技术对美国及其他一些经济体的长期增长起到了加速作用。但是对很多其他国家，尤其是领先的西方国家，为什么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人们并没有达成共识。存在分歧的原因大概是这类在美国颇为流行的行为和制度，在日本或者德国却并不流行；此外，美国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灵活的风险项目融资、专利法规、大学里的科技基础以及合适的技术人才上。鲍莫尔（2002）用“创新机器”这样绝妙的比喻来描述整个以发明和应用新技术为主的经济体，他所说的“不可比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表现”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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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对其发展产生阻碍的制度因素被充分地减少，自由市场就能自己增长，也能够依靠自己成为产生令人震惊的创新和增长的机器……很显然创新对很多重要厂商和产业所起的作用，要比现在的理论文献中提到的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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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技术创新重要性的强调是对工业革命一次迟到的反省。报酬递增的内生增长模型，连同对创新的重视，如今为经济学的诸多领域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课题。由于理论和实践在过去20年中取得的进步，现在经济学家对增长的过程有了更好的理解。虽然内生模型在数学上比它们的前身新古典模型更加严谨和正式，但是撇开所有对其称呼的玩笑，现代经济增长分析不如以往抽象。内生模型涉及的领域和新古典竞争均衡模型相去甚远，因为内生模型把时间和地点以及特定经济的具体细节纳入研究。因此，新理论已经完全改变了经济政策制定者的焦点，现在如果问起如何推进生产力和经济增长，强调的重点将是教育、研究、创新、经济结构的灵活性，还有经济制度的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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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已经探讨了一些较为普遍的长期经济增长理论。这些模型植根于那些已经彻底改变了经济学家研究贸易和产业结构的方式时所用的类似模型，它们关注的是经济中基本的机制，并且最终会和目前关注思想和知识交换机制的增长理论融合在一起。我们在第一章里曾提及，根据历史证据，增长需要两个要素：在某些产业中能提高生产力的技术创新以及通过贸易获得的不断深化的专业化。在一个存在创新的行业里，厂商决定生产什么和怎样定价，以及不同国家里厂商是如何靠国际贸易收获他们的专业化成果的，这些都是考察增长问题的极其重要的关键点。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晚期，这是一个人们相互交换思想并得出了大量研究成果的时期，研究内生模型的经济学家与研究产业和贸易新模型的经济学家对这项课题进行了三个方面的进一步修改。现在任何一个经济学家的典型模型和上一代简单的教科书模型完全不同，经济学家不再假设相同的厂商和完全竞争。厂商现在被假定为进行的是“垄断竞争”，因产品之间的差异（以商标或者品牌为信号）而获得一定程度的垄断，以便覆盖固定生产成本。但是对竞争的开放依然存在，因为如果垄断利润太高，新厂商就会进入该行业，因为存在多样性就存在创新。鲍莫尔已经把企业家理论融入到正式的生产模型中，把创新视为厂商之间竞争的基本要素。他的以该模型为教学重点的新教科书会成为下一代经济学家学习的标准，就像他在1972年出版的《经济理论和行为分析》一书在价格和生产理论上帮助我这一代人建立了知识基础一样，不过这种在微观经济学理论基础中的革命在经济学外很少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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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我们最近已经感受到了新的信息和通信系统、生物工程以及其他技术给我们社会带来的影响——经济学家对创新过程的分析取得了重大进展。鲍莫尔研究了企业家的根本性创新与大公司对大规模市场的缓慢改善之间的差异，并且把企业家的形成过程纳入了标准微观经济学理论的范畴中。经济学家研究了申请专利的创新过程（这是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发明家的最好方法）、先进的外资企业对生产力的影响和随之而来的知识溢出效应、企业家把大学中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商业应用的路径，还有技术改变是如何转化成总体增长的其他实证性细节。经济学家们持续地推动了微观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华盖下的发展，18这些发展对政府的政策制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政府的干预可以控制这些过程，但是不能控制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地理。我会在以后重新提到现代微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但是现在我想将经济学历史和增长理论应用于世界贫困问题，以此结束本章。针对贫困国家为什么还没有增长这个问题，经济学家能说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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