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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发展指标(www.worldbank.org/data/databytopic/poverty.html﹟ti,2005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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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收入不平等的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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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ourguignon and Morrison(2002);“近年”一栏来自米拉诺维奇(Milanovic,2005)对1998~2000年一系列研究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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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最近的趋势究竟是怎样的,人们对这个问题颇有争议。3分歧出现在对贫困国家收入的正确计量方法、为了比较而对汇率的选择以及对不平等的定义上。如果你比较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就变得越来越不平等的不同国家之间的平均收入,那么这些数据就没有包含关于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任何信息,这里所说的是贫困国家在收入水平上没有赶上富裕国家的问题,就如我们在第二章里所讨论的那样。如果你对人均国民收入以人口数量加权,世界不平等可能是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就减少了,因为中国和印度的收入增长幅度很大。但是,虽然一些研究者觉得这些事情很明显,还是有人认为如果采用市场汇率,而不是用购买力平价转换,或者使用一种更好的衡量生活水平的方法,而不是用简单的人均GDP,就会发现世界上的不平等其实一直在加剧。如果要做一个安全的假设,那么就是假设没有改变,因为在计算中所得出的变化的规模可能被测量中的误差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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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如果对每个国家使用人均收入来衡量,不管加权与否,都会掩盖每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因此就有人强烈地认为,对不平等程度的衡量,应该包括中国内部贫富差异的大幅度加剧。收入分配模式及其最近的变化在每个国家都不同,不管是在OECD国家之间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都是如此,这就有力地证明了一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对决定一国内部不平等的程度作用巨大。任何衡量不平等的方法都有一个困境,即不会透露被测量的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的身份,而当研究政策对人们的福利的作用时,这种统计学中的匿名现象就不是很有意义了(见Bourguignon and Coyle,2003)。使用上述概念最彻底的一次尝试,是使用调查问卷而不是国民账户来测量不平等,结果发现自1988~1993年贫富差距出现了一次小幅加剧,而自1994~1999年贫富差距出现了一次更小幅度的缩小(Milanovic,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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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把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趋势的争议放在一边。世界范围的收入不平等意味着什么呢?它告诉我们世界范围收入的分配比任何一个单独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都要更不平等,从而反映出经济表现参差不齐,世界上最富裕的5%的人口和最贫困的5%的人口的平均收入之比是165
:1。关注个人可以使我们对援助政策进行思考。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指出超过1/3的巴西人比最贫困的5%的法国人要富有。他的计算显示出,法国对巴西的援助会使世界收入分配有10%的可能性发生倒退,也就是说从穷人手中向富人手中转移收入,这是一个让人震惊的数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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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GDP也存在争议。这些比较所引用的数据来自一个主要的国际研究项目,即由世界银行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联合发起的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The United Natio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ject),其结果被称为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表。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始于1968年,涵盖了6个国家,由福特基金会提供资金资助。在这个项目之前基本没有人对世界数据进行过系统收集,除了安格斯·麦迪森单独在巴黎的OECD做过同样的工作,并于1964年发表了他的成果。5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的第二阶段在1973年底时涵盖了16个国家,第三阶段涵盖了34个国家。现阶段则把范围扩大到了150个国家。这项计划由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国际比较中心牵头,计划的发起人是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也是开创国民账户的领军人物[他于197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8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也是创立国民账户的先驱者之一]。库兹涅茨于1936~1954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他的学生欧文·克拉维斯(Irving Kravis)是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的第一干事,赫斯顿和萨默斯(现任学校中心的联合干事)随后也加入了国际比较项目。所以正是因为有了联合国、世界银行、OECD、欧盟以及全世界各统计办公室的支持,由麦迪森领军的欧洲格罗宁根大学增长和发展中心(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才能各自独立地取得同样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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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2年到1968年,当第一个国民账户的国际条例被颁布时,收集自己国家GDP数据的国家数量增加了很多。在分析工作中的主要挑战是需要把不同国家的货币转换成统一货币,而汇率的变动意味着由统一货币(通常是美元)衡量的增长可能会和本国货币计量的增长有出入。况且,把货币市场所使用的汇率用来进行比较也不是很合适。因为汇率每年的变化都比较大,就会使依据通用货币核算出的GDP变化毫无意义。还有市场汇率也不能衡量真正的购买力。贫困国家的物价比较低,尤其是非贸易性服务的价格;贫困国家和富裕国家的相对物价模式也有系统性的差别:与富裕国家相比,贫困国家的投资性物品要比消费性物品贵得多;不同国家的人们购买货物和服务的数量和品种也不同。所以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采用了购买力平价法,即计算每个国家货币对货物和服务的购买能力,然后利用计算的数据把每个国家的产出转换成国际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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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经常受到批评——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做法太注重细节,而非经济学家则批评这种做法的原理。原因是贫困国家的收入如果用国际货币来衡量,那么就比用普通汇率衡量能得到更高的数值,为了反映实际购买力而进行的方法调整会使那些贫困国家看起来比调整前要稍显富裕。用汇率而不是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世界GDP也会低估增长,因为用汇率来估计的方法会给予快速发展的贫困国家过低的权重(比如说中国),而且这么做也会过高估算世界的不平等程度,因为此举会夸大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之间的购买力差距。很明显一些研究人员喜欢把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和增长率最小化。我想把一些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对购买力平价的看法描述为疯狂的共谋理论,他们一点也不喜欢穷人,虽然他们支持剥削和贫困化的学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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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不是用收入指标来衡量,世界性的不平等就会降低许多。同一二百年以前相比,现在饥荒减少了,儿童和婴儿的死亡率降低了,预期寿命和文化程度都增加了,人们工作的时间也越来越少(这个归纳见Kenny,2005;Crafts,1999)。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包括很多生活质量的衡量标准,不仅被广泛使用,而且清晰地表明了贫困国家正在追赶富裕国家。第一份人类发展报告(1990)强调了过去30年中这些追赶的势头,还有其他一些指数的变化(见人类发展报告,1990,第2章)。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查尔斯·肯尼提供了英国和印度的历史证据,用以说明贫富国家之间的人类福利指标的接近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了(Kenny,2005)。表3.4列出了分别处于富裕、中等和贫困每一级别的三类国家的几个短期指标。在最近几年的中等级别的国家中,孟加拉国在预期寿命和成人教育上与三个富裕国家基本相似,但是人均GDP不同,即使这个表只包含了很短一段时间。但是,表3.4同样也证明几乎所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国家,其预期寿命和人均收入水平都在下降,艾滋病的流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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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一些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括号内的数字表示2004年HDI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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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NDP HDR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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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枯燥乏味的关于GDP和生活质量的比较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一块烂泥地、无人区。研究人员为了小小的统计数据而激烈地争论了很久,但是一旦把这些微小细节放到宏观经济中来看,就显得无足轻重。因为对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基本就没什么争议:儿童在幼年就夭折了,原本能治好的很简单的病却无人医治,每天的饥饿给疾病带来了绝望和脆弱,缺少纯净水和排水系统以及与之相伴的疾病还有尊严的丧失,等等。而贫困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则意味着世界上最贫困人口的状况比统计平均数所显示的还要糟糕。所有这些都是贫困的症状,集中在50个左右的国家,包括了几乎所有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显然这就是为什么非洲成为政策和各种活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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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贫困的方法就是发展经济。如表3.4所示,GDP的增长与诸如较长的预期寿命或者更好的卫生状况这样的良好结果之间并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对贫困国家来说,一点点的增长就可以“买来”很多其他人类发展指数上的进步,就如年度人类发展报告所写的那样。6但是,如果没有增长,这些进步就不会发生,而在经济紧缩的国家里,比如1989年以后的那些苏联国家或者战争中的非洲国家,它们的卫生状况和预期寿命每况愈下(Dollar and Kray,2002)。不平等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被炒得过热,但是劫富济贫从来都不能持续地减贫。经济发展是必要(但不是充分)条件,因而所谓贫困的原因和良药的问题,应该是一个研究经济发展或者失败原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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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我们在研究贫困国家简单的统计数据时还是能了解到一些东西。然而,想通过解读这些数据来明白地揭示没有增长的原因,是很难行得通的,这就是为什么为了统计细节而争论不休会让人很不愉快。如果你支持全球市场资本主义,那么你最好应该可以据此证明贫困和贫富不均都有所改善,否则,你就是一个对全球化持反对意见的批评家。不过,如果对收入不平等是增加还是降低的问题仍有这么多的分歧,那么就已经超过了统计学可以承受的范围,而可能是需要解决政治哲学中最简单的问题了,因为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有关经济发展的政治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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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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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对全球化看法的碰撞——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无论认为全球化是机会还是剥削,都延续了经济发展中的派系传统。这个主题一直以来占据着人们的思想,与对富裕国家经济的研究相互独立。就像在现实生活中,发展中国家是冷战的舞台,对发展的研究也由于意识形态不同而产生分裂。马克思主义者和极端经济学家解释说贫困和缺乏增长是剥削造成的;主流经济学家则认为发展程度低是一个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但肯定不是殖民主义和强权政治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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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1943)写了第一篇特别关注经济发展的文章,这是一件有开创性意义的事情。以前的经济学家没有把贫富国家区别对待(或者就根本没有考虑过),即使从欧洲的贫困地区延伸到更宽广的外部世界只需要一点时间足矣。保罗的文章认为产业发展如果没有“大推进”就不可能实现,因为没有单个的产业愿意投资和扩张,除非其他产业也这么做。小国的任何一个产业的国内市场肯定都很小,某个产业单独增长注定是行不通的,除非其他产业也在增长,以刺激产品需求。用教科书里经常提到的一个词语来描述的话,那就是“均衡增长”。不同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意味着需要一个协调好的努力,这可能是外部融资所产生的。同样地,应该存在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因为没有私营公司愿意冒险去投资一条昂贵的铁路或者一个大型水坝,但是新设施的存在确实可以降低成本,增加所有产业的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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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认为国家从不发达到发达的演化需要经过几个阶段,这种思想得到了很多人的坚定支持。其中一个著名的支持者就是亚历山大·格申克龙,他写了一本畅销书——《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Gerschenkron,1962),书的标题自1962年以来就一直犯有政治错误。但是就对政策的影响来说,最有影响力的书莫过于华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在1960年出版的畅销书——《经济成长的阶段论:非共产主义宣言》。罗斯托于1916年出生在美国的一个俄国移民家庭里,并且以诗人华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名字。罗斯托曾经给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做过顾问,同时也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任教,直到86岁逝世。他目睹了经由“起飞”而实现的经济从停滞向持续增长的转变——“起飞”可以由援助来引导,而这种实现“起飞”的思想现在仍然很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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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有着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美丽新世界里,很多专家开始将贫困国家没有实现经济增长的问题视为从某个阶段发展到下个阶段的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低收入的原因是人们没有足够的钱来储蓄,而没有储蓄就没有投资,没有投资就没有增长。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讨论过的,索洛在1956年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表明高投资只能暂时地促进经济增长,但是长期的增长率并不会变化,因为技术和人口水平保持一定。但是,当时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却忽略了这个先进的增长理论,而继续使用了该理论的前身——哈罗德—多马模型。这个模型假设产出和资本存量成正比,所以产出的增长也和资本存量的变化也就是投资成正比。7与此同时,增长过程要经过连续几个阶段的观点已经包含了贫困国家会追赶上富裕国家的思想。索洛模型所预期的这种趋同性与哈罗德-多马模型假设的资本投资的重要性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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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世界银行或者其他国际组织里工作的经济专家来说,在理论上有点小出入并不要紧。而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机构的形式建立起来的官方“发展”机构,却已经把为其工作的许多发展经济学家与世界学术理论长期分离开来,并鼓励他们创造自己的技术知识。但是和广义的战后新古典经济学的知识框架相一致的是,他们严格地把政治和历史背景排除在他们的分析之外——这么做相当具有讽刺意味,因为他们的分析肯定会受到那些战后建立在华盛顿和纽约的机构的政治背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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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些经济学家计算了某个特定经济体在未来的期望产出,然后倒过来计算了增长和投资的需求。投资需求和国内金融资源之间的差额就是所谓的“财政缺口”。在实现空间探索和伟大社会的壮举的激励下,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对贫困国家而言,经历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个环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国际援助者,从世界银行到某个政府,往财政缺口里倾倒了援助的金钱,不仅帮助了贫困国家,也希望可以借此来稳固这些国家对美国而不是苏联的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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