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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图3.2代表不了这种谨慎的评价，但是它确实使我们能够对被验证的关系有一个很好的认识：左侧人类发展指数高的国家中基本没有腐败［这里是以在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TI）年度调查中承认自己于过去12个月里行贿的回复者的比例来衡量的］；在人类发展指数排名25以后的国家里，人类发展指标排名越低，腐败的程度就越高（在60个样本国家里，位于最后三位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东欧国家。如果TI调查更多的非洲国家，散点图中的关系就会更明显）。这是一个印象主义的诠释，但也是一个很好的统计证据，证明发展中国家的腐败所导致的经济损失相当巨大，以及在这些国家里腐败的普遍性（见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03；Lipset and Lenz，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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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与腐败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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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GDP PPP”是购买力平价人均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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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UNDP人类发展报告（2004）；透明国际（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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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关于制度的争论是发展中国家的穷人缺少明确的产权。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写了一本书，对研究人员在秘鲁、海地、菲律宾等国家所做的实验进行了总结，这次实验是尝试注册合法的小企业（de Soto，2000）。在所有实验中，繁杂的注册程序、必需的贿赂、官僚主义的不作为都使合法注册变得几乎不可能。在实际生活中，很多可能成为企业家的人都只能在灰色经济中进行商业活动。这就意味着，他们不能获得外部融资，对自己创造出来的资产也无法拥有合法的所有权，经济增长受到严重抑制。德·索托的书非常有影响力，不仅反映了他在秘鲁公共生活中的显赫地位，也证明了他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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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与制度有关的特定方面是发展中国家的殖民历史。如果很久之前的历史还继续对政治体制和制度结构的形成起作用，那么它也可以解释今天的贫困问题。地理说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某个国家的财富增加或减少时，其地理位置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当然气候和生态在长期中发生了改变——这是贾雷德·戴蒙德在解释古代社会崩溃时认为的部分原因。但是在过去的250年中，热带国家依旧贫困，温带国家却开始走向富裕。而这段时间相对于地理因素的改变来说太短，不过正好和帝国兴衰历史相吻合。曾有一篇很著名的论文表明，在公元1500年左右富裕的国家都是那些热带国家，而今天它们却相对贫困（Acemoglu et a1.，2002，也可以参见Easterly and Levine，2003）。财富的逆转发生在19世纪，显然是跟工业化紧密相关。这篇论文还认为热带国家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实现工业化，是因为统治它们的殖民制度。欧洲殖民者觉得热带国家的气候不适宜生活而且非常容易生病，所以只在那里建立一些种植业或者大规模矿物开采业来榨取资源，却很少让欧洲经理和管理者参与其中。另外，很多欧洲人在他们觉得舒适的国家落脚，例如北美和新西兰，并在那里创造了同他们的故乡类似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显示当制度因素被包括进回归分析之后，地理因素本身也不能解释增长，但天气和微生物却可以，不过仍是通过殖民制度的历史和他们的政治遗产间接地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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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论点呼应了“贫困源自剥削”这一激进的观点，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乏力正是过去剥削留下来的长期阴影，植根于制度中，而人们在社会中正常的交流、行为和交往模式，都是靠这些制度来维系的。这一事实肯定有其正确性。在战后的非洲，马丁·梅芮迪斯解释了很多受殖民者影响的新独立的非洲人继续把国家当成外国的附庸，结果导致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欺骗政府（见Martin Meredith，2005）。腐败广泛而快速地蔓延，导致了灾难性的经济后果。但如同纯粹的地理解释一样，单就历史原因来解释增长和贫困也是很危险的。我们中的很多人对一定要把增长与外界或者不变因素等联系起来的决定论感到很不自在，无论是地理、历史，还是另外一些无形的因素，比如促使人们腐败的文化制度问题。贫困到底是不是注定的，这个说法可否作为经济增长倒退的解释？毕竟，一些贫困国家仍然在通往富裕的道路上前进着。另外，制度决定论的说法是否就会使我们的问题倒退一步？是什么阻碍了制度的改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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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性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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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问题的启发下，内生增长模型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着影响。我们在前一章已经看到了个人决策之间的相互影响，或者一个人的选择对其他人选择的反馈，这种互动或反馈使各种各样的经济结果都成为可能。这就意味着经济的失败可能是因为在重要决策中缺少协调所致，因为人们通过我们所谓“制度”的政治和社会机制互相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路径就应该和在经济衰退中所取得的证据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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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把教育也就是“人力资本”和增长联系起来的实证结果是很充分的。因为贫困国家的人们对未来的期望很低，所以他们可能不愿意冒险经营自己的生意，或是投资在自己孩子的教育上。当孩子不太可能找到理想的工作而把这些教育投资赚回来时，为什么还要把钱花在学费上，而不是让他们早早去打工呢？总之，贫困国家里好的工作本来就不多，而且，每个家庭很可能也没有那么多钱去支付学费，或是填补收入的减少，因此现在也不太可能为了以后得到高收入而去借钱（Ljungqvist，1993）。我发现这是经济增长乏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家就经历过这些事情。即使过去了30多年，我的哥哥姐姐们仍然能回忆起他们是怎么说服14岁就辍学去工厂工作的父亲上大学的意义。对父亲而言，他的子女们每个月能挣一些钱回来才更实际（幸运的是，我最年长的哥哥在我说这些话时已经获得了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如果这种态度在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都很普遍的话，那么在很多其他贫困国家就更加习以为常了。如果几乎所有的家庭都这么想，就没有人愿意向他们子女的教育投资；但是除非大部分的孩子接受过高等教育，否则就没有人会开展任何需要技术工人和支付高工资工作的商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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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大学的经济学家德布拉吉·瑞已经指出，以前的均衡增长论包含了这样一些自给自足的味道。罗森斯坦-罗丹描述了一个厂商和其他所有厂商投资决策之间的互补情况（Debraj Ray，2000）。没有一个厂商可以单独扩大规模，所以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没有人会扩大规模；但是如果他们都投资，那么所有的厂商都会有利可图。就如瑞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并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经济会掉进多种可能情况里的一种而不是另外一种。是什么让一个国家的人们从自给自足的悲观转变成自给自足的乐观？只要你做出如下合理的假设，即从一个状态转换到其他状态时，人们的选择与出现的更好结果之间存在时间差，这个转换的过程就会变得非常困难。什么因素可以鼓励第一颗勇敢的心抛弃传统，尝试新事物，即使不可能马上获得回报也如此呢（Adwera and Ray，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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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未来的期望之外，历史遗产当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最后落入低增长的局面。历史会影响期望和信念，同样也创造了今天的起点：GDP水平、经济中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瑞和其他经济学家在历史遗产中强调的是国家间的不平衡，高度的不平衡会导致长期的经济停滞。不足为奇的是，很多研究者现在还在为不平衡到底是抑制了还是促进了经济增长的实证问题而伤脑筋：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极度不平衡，但是它们也算中等收入国家，而不是极度贫困国家；中国正变得越来越不平衡，但经济在飞速发展；俄罗斯也在变得不平衡，但是没有增长。总体上说，最不平衡的国家也是最贫困的国家（或者反过来）。不平衡抑制发展的最明显的一个途径就是，当没有运作良好的银行系统时，资源就始终不可能从拥有者手中转移到需求者手中，因此贫困的人也就无法负担可能改善他们生活的教育成本。不平衡和低增长是牢牢绑在一起的。你可以把德·索托的缺少产权的说法作为缺少克服不平衡的制度的论点之一：如果不可能向银行贷款，那么拥有产权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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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政策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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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关于贫困永久存在的内生增长模型和萨克斯在其论文里提到的大规模援助的贫困陷阱有什么不同？穷人收入低，他们不能储蓄，不能投资，所以他们的增长和收入都很低。区别其实就在接下来要制定的政策之间。如果认为增长乏力是内生的，那么在制定政策时就要改变态度和行为，而所进行的矫正就是一次性的而不是永久的。一方面，比如说，一段时间内政府支出的大幅增加或许可以使所有人都接受高中教育，这么做是为了启动需要大量高中毕业生的职位的过程，从而鼓励每个人都读完高中，因为读完高中后找到的工作薪酬比较高；但是另一方面，永久性地增加援助，却明显不会使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当然，援助者会指定这些援助的用途，不过这样会很不合时宜地命令受援方政府应该如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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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援助对象的重点是个人，而不是政府。内生增长模型的启发是，要制定政策来协调个人的决定，为鼓励所有人进行投资而创造合适的激励机制，努力消除诸如缺少为穷人服务的银行和信贷机制的限制。这当然不是不干预，但的确是不同的干预机制。伊斯特利使用了帮助“寻找者”而不是“计划者”的说法，所有这些的目的是要改变影响个人行为的激励机制。你可以把它认为是“明智的促进”而不是“大跃进”。毫无疑问，制定一个明智的政策是十分困难的。当这些政策都围绕着几个特定的原则时，政策的细节就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制度、历史甚至是地理细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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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一个好心的经济学家，比那些从世界银行或者IMF来的、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给经济增长写菜单的经济学家们要更加聪明和谦虚，从今天起，他开始接管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其任务是把这个经济体的增长从一个均衡点调高到另一个点。他知道要从一个恶性循环跳到一个良性循环很困难，但是他也知道如果他做成了，其结果会多么激动人心，每个人都会称之为“奇迹”。所以就有了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奇迹，然后是东亚奇迹、爱尔兰奇迹，现在可能是印度奇迹。那么，我们可以就此断言他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政策，并在一个小而极度贫困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或者在一个大一些但同样停滞的南美国家开始一场奇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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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政策既平庸又特别难以实施，很多在“良好的治理”下出现的政策都属于这个类别。民主制度下的国家要比独裁统治的国家更趋向于产生良好的经济。政府应该打击腐败，确保法律系统的合理和公平，确保每个官员都尽忠职守。制度改革很重要但是很困难，就如我们会在第八章里讲到的，因为制度是几百万人的决定以及他们彼此互动方式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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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同样重要但比较容易实行的，是一些基本的宏观经济政策。政府需要融资、设定利率，使通货膨胀率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并使财政赤字尽可能小。高通货膨胀对穷人来说非常不利，他们的收入无法与上涨的物价相协调，而且高通货膨胀还会使经济变得非常不稳定。直到最近，富裕国家的政府才找到了维持宏观经济政策稳定的方法，而且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仍然很难控制它们的预算赤字。这样的任务对贫困国家的政府来说更为艰难，它们通常很少有税收的资源，也很少有能力去收缴这些钱。很多发展运动的鼓吹者把宏观经济稳定性妖魔化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好处，他们把宏观经济稳定性称为“华盛顿共识”，暗示这是一个由华尔街和IMF狼狈为奸的阴谋，而不是认真专业的经济学家之间的共识。IMF为政府提供的关于减少管制和通货膨胀性预算赤字（通常被称为“结构调整”）的建议，经常受到左翼批评家的抨击，他们认为所有的政府支出都是好的，而减少政府支出会极大地伤害到穷人。但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挥霍无度的政府并不是把钱花在穷人身上，而是花在中产阶级和精英身上，甚至花在他们自己身上（Alesina et a1.，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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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是有益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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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的其他建议更加有争议，但都不会比20世纪90年代IMF施加给发展中国家的压力更有争议，这种压力包括要求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经济，并开放商品和服务贸易。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巨大增长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全球化。由于宽松的进出口政策，贸易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就一直稳定增长，另外在20世纪90年代，新的、宽松的资本政策也促进了各种各样的跨国投资的巨大增长。随后，1997~1998年，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最远的东亚国家遭遇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实际上引发了Live 8和“让贫困成为历史”等一系列类似活动，也引发了反对货物和服务贸易以及反对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行动。经济学能够决定全球的开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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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经济学家的核心信念之一，就是国际贸易是好事。经济行为的本质是拥有不同物品的两个人之间进行的互利交换。亚当·斯密认为，市场的核心价值就是劳动分工的好处，国际贸易把专业化的优势延伸到国家之间，全球化则深化了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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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在本章前面提到的，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长期以来一直都在挑战这个观点。在普雷维什的带领下，持不同意见的经济学家倾向于支持对国内工业的进口保护，他们都举出了日本、韩国谨慎保护本国产业直至其可以在世界市场进行竞争的例子。这个分支批评了传统的倾向于更自由贸易的政策。但最后传统理论胜出，在关贸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贸易谈判中的各种问题而设定的系列贸易规则——的指导下，自由贸易一直延续到接连不断的贸易回合中。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取代了GATT，继而花了大约十年的时间来同意新一轮的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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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经济体都能从自由贸易中获益，这点毋庸置疑。问题集中在对贫困国家的影响上。公平贸易的说法，其实是依附理论的继任者，就是WTO规则没有给贫困国家合理地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机会，尤其是欧洲和北美的农业补贴政策扭曲了世界食品市场，并伤害了其他农产品生产者的利益。欧盟的农业补贴数额惊人的庞大：每年逾3000亿欧元，超过了所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GDP的总和，据说足以让欧洲所有的奶牛乘头等舱环游世界一周。另外，这种农业补贴对南半球生产糖和棉花等农产品的生产者的伤害尤其严重。这是一个很有道理的说法，但是，比起很多以证据为基础的经济学家，支持公平贸易的团体把这个论调更深入了一层。对其他商品来说，贸易规则和保护主义的作用更加不明显，一些公平贸易者做什么都好，就是根本不喜欢做生意。他们错误地认为国际贸易，尤其是其规则制定者——WTO，不知何故天生就“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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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对自由贸易有两种不同的小心翼翼的论调。第一种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保罗·克鲁格曼所呼吁的“管理贸易”，这种论调和在最后一章中提到的最新一代的模型相关。规模报酬递增意味着专业化生产的收益非常高，所以经济活动在地理上的集聚就出现了。按照这种说法，地理集聚对全球福利也许是件好事，而且如果国家政策倾向于这种集聚，而不是倾向于不同国家的同类竞争厂商之间的国际交换，那么几乎肯定会对那些能够实现专业化的国家有利。这样的论调适用于考虑在世界市场中竞争的厂商，比如空中客车和波音。但是在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食品加工业和纺织业时，就不是很有说服力了。事实上，这些看起来就像是保护国内产业和进口替代的老说法。最后，克鲁格曼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认为管理贸易很容易受到特殊利益集团对政府游说的影响，所以也就最好不要尝试了——虽然在贸易谈判中政府肯定是支持国内大型厂商的（Krugman，1994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