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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最近发表了一篇带有警告性的文章，他认为（我认为确实如此）研究人员经常用来检验不同增长解释的增长回归分析本身就是有缺陷的（Rodrik，2005）。如果重要的变量被忽略了（所以被包括的因素可能会反映没有被包括的因素所带来的影响），或者如果一个衡量政策（国家的保护主义有多严重）的方法被误定义了，那么结果一定会误导别人（Rodrtiguezand Rodrik，1999）。为了修正这些问题，他指出没有迹象显示更开放的贸易政策能促进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在接下来的研究中，罗德里克认为贸易的开放，事实上对经济增长很重要，虽然对经济的影响是间接的。开放贸易的国家的法律更为健全，而且正是这些健全的法律才提高了经济增长（Rodrik，2004a；Rigobon and Rodrik，2004）。无论如何，很少有经济学家完全同意他早前的保留意见，大量的证据都显示贸易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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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谈到资本流动的时候，证据就倾向于对20世纪90年代自由化速度的批评。毫不奇怪，在经历了1997~199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IMF和大部分经济学家中有很多人重新检讨自己的理论和想法。现在广为接受的说法是，在允许一些投资资金，尤其是短期资金——“热钱”自由进出时，发展中国家应该特别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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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援助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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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增加援助支出的行动背后有很多政治动机。在2005年的八国峰会上，西方国家的首脑答应豁免一大笔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并且每年再增加500亿美元的援助（在现有每年790亿美元的基础上）。额外的援助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要求受援国必须保证援助款被合理使用，当然也不能有过去那么普遍的个人奢华的行为和秘密银行账户。对特定工程的所有援助都要登记，并被严密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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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援助使用目的这样啰唆地坚持，是迫于一份特别有影响力的报告。这份报告发表于2000年，这之前它作为一份工作底稿在世界银行的工作人员中传阅。报告指出，好的援助在提高增长率和减贫方面特别有效。世界银行和IMF每年举行两次合作会议，通常是在华盛顿特区。这些活动，常以世界各国的财长和部长分头会议的形式举行，因其奢侈的鸡尾酒会而令人厌恶。政客和官员聚在一起讨论贫困问题的同时还厚颜无耻地品尝着各种美酒。所以在我做记者报道这些聚会的时候，常常有些难以启齿。我清楚地记得在一次这样无聊的鸡尾酒会上，和一位英国高级财政官员讨论贫困问题时，他一手拿着一杯白葡萄酒，一手拿着厚厚的打印文件。“这些就是了，”他说，“就是援助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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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两位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克拉格·伯恩赛德（Craig Burnside）和杜大伟（David Dollar）的研究成果。他们研究了援助对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并且发现在有“好的”经济政策的国家里援助可以大幅度提高增长，“好的”经济政策包括降低政府预算赤字、降低通货膨胀、对国际投资和贸易开放市场。可喜的是，这些正是世界银行所推崇的。这份报告非常受欢迎，原因就是它证明了世界银行可以继续这么做：只要贫困国家的政府按照世界银行所说的去做，就给他们钱。我对这份重要并且严肃的报告评价不是很高，但是这肯定对世界银行有制度上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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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有几位研究人员对伯恩赛德和杜大伟的结果表示质疑，是因为他们发现所用数据的一点变化——包括界定国家、年份以及政策如何被衡量——都会导致援助、政策以及增长之间关系的消失。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无法把增加援助和加快增长两者联系起来。IMF的经济学家拉古拉迈·拉詹（Raghuram Rajan）和阿温德·苏布拉马尼扬（Arvind Subramanian）最近的一项发现令人沮丧，即经济援助对经济确实有负面影响，即使政府有良好的经济政策。他们指出，即使每个援助项目本身是有益的，但大规模的资金流入也会对本国经济带来系统性破坏。这里请忽略援助使本国政府依赖于外国援助并会导致腐败的批评——即使没有其他的缺点，外国资金的流入也会提高被援助国的汇率，这就使该国家在世界市场的出口缺乏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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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听起来很耳熟，那么就应该是和“资源诅咒”相同的现象。“援助诅咒”是不是也存在呢？拉詹和苏布拉马尼扬发现，受到大量援助的国家确实在体验着这样的恶果——它们的出口比其他没有受到援助的国家增长要慢。这不仅直接打击了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且由于出口部门是技术和生产力提高的源头，也会影响对其他经济部门溢出效应的发挥。有趣的是，个人的外币流入并没有相同的效果。因在国外工作而寄回国的汇款并没有推高汇率，也没有影响竞争力。理由似乎是汇款是可以自己调节的：人们在汇率上升时不会往家里汇太多的钱。他们在2005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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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不好的消息是，即使有最好的计划，并且受援方政府非常谨慎地使用援助，诸如对竞争力的不利影响等负面作用，还是会抵消援助给增长带来的好处。这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很难发观援助对增长的正面影响了。而好的消息是，如果密切关注宏观经济管理和类似于吸收能力这样的问题，援助成功的机会可能就会大一些。但是，因为以前援助的不成功历史，我们需要特别小心，不要把援助当成一种发展工具而对其所能带来的东西期望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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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很少有经济学家会对向贫困国家提供大量援助产生异议。我们会遇到很多基本的人道主义需求，比如食物、饥饿，还有战争。许多人都乐观地认为，援助在未来可能会比以往得到更好的利用；在以往的很多情况下，援助都被滥用了。萨克斯认为大量的援助能够消除贫困国家通往持续增长道路上的障碍，同意他这种乐观观点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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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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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的金融危机催生了反对全球化的运动，并助长了大量的失望情绪，因为“不发达”这个问题能被解决的承诺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主流经济学家十分清楚政府应该实施什么样的政策，但结果还是非常令人失望。虽然世界上的贫困人口越来越少，但是我们希望还可以更少一些。中国和印度都在快速增长，但孟加拉国和马拉维却还没有实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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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观点所依据的高层次原则始终没有改变。宏观经济和政治稳定以及法治对经济增长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所有经济学家都会同意制度非常重要这个观点，并且正如第二章所描述的，最近在分析究竟哪些方面重要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发展经济学方面的创新已经开始被用来详细评价哪些政策可以使经济实现从无到有的增长过程。在最近一份报告中，罗德里克用了萨克斯在书中用过的比喻：目的就是经济诊断。但是他得到了一个相反的结论。萨克斯和全球化的反对者们推崇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策——豁免债务、增加援助、进行投资，而拉詹总结说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各不相同，所以“一刀切”的改革计划基本毫无作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同意这个观点。总之，日本、韩国、爱尔兰、中国，可能现在还有波兰，其成功的路径各有不同。罗德里克（2004b）写道：“好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考虑了许多不确定性和国家特性。所以政策试验变成了制度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这些制度涉及了技术缺乏的问题吗？如果高技能工人的工资比低技能工人工资高的话，那么回答就是肯定的。一个国家同与其发展程度相似的国家相比，基础设施是否相对落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投资的社会回报率就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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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特定国家在特定环境中的政策，经济学家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这不会推动一些活动的开展：在大型演唱会里很难用标语来吸引一大批人来关注印度的巴罗达和孟买的学校助教与班级人数（Banerjee et a1.，2005）。即便如此，发展经济学正在使用新的增长模型、新的计量经济学技术和越来越多的可用数据，来加快政策设计的进程，以期待今后的某一天，贫困会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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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的经济学（第二版） 第二篇 个人能否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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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前三章讨论的是经济学中真正重大的问题，着眼于长久以来总体上经济是如何增长的理论和事实。过去的20年里，经济学家在实证和理论前沿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在接下来的这三章中，我想换到个人行为的视角进行探讨。这一点在经济学研究中也有非常令人吃惊的发现。然后在第三篇里，我将致力于将社会组织的微观基础与第一篇的宏观角度相结合，综合得出一个既丰富而又需不断改进的有关经济体繁荣与萧条的解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第二篇间接涉及了微观经济学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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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微观经济学的入门课程是阻碍大量学生主修经济学的障碍——强迫初学者接受所有那些难以置信的关于人类行为的假设。我们假设消费者希望效用最大（那是什么？）；在进行选择时要使用到微积分；他们的偏好将所有快乐的数学特性解释为常识性的和方便适用的概念（凸性、自反性、连续性、传递性、单调性和局部非饱和性）。我们再假设，即使没有留意，每个人也都知道自己需要知道的每件事。接着是公式和证明。陡然间，我们得出了一条需求曲线。我们对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企业重复相同的过程，又得出一条供给曲线。接着，通过其他的证据建立一个由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交点构成的市场均衡，并实现效用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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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接下来的三章中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嘲笑用数学模型来描述人们进行选择的方式。相反，尽管我试图隐瞒，但微观经济学中的数学应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普遍。而且，尽管我们进行了强假设（我们经济学家会迅速群体性地将这些假设视为规范而接受），传统微观经济学仍是分析和改变真实世界的一个极其有力的工具。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关于个人行为和选择的丰富的新数据集的产生和新的计量经济技术，这些技术用以评估证据并设计出有更明晰作用的更好的政策或法庭裁决。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更优质的数据、更丰富的理论以及更精良的计量经济学的综合发展，与在第一篇中描述的自上而下的变革紧密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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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篇中，我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谈到经济学研究中的某些正在接受检验，甚至抛弃那些我们过去常用的限制性假设，因为这是我们能利用数学的唯一方式。第四章分析了效用最大化这一假设，这是一个传统的假设，通常以收入或收益等货币指标进行衡量。第五章描述了经济学与心理学结合的产物，指出针对人们如何进行选择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样进行合理的假设。第六章指出了经济学家正在抛弃那些过时的、传统的关于完美信息或者至少是对称信息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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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的经济学（第二版） 第四章 这一切都是关于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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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沁逝世于1832年6月6日，享年84岁。这位著名的哲学家把自己的遗体交给索斯伍德·史密斯（Southwood Smith）的一个学徒，并由他在韦伯街解剖学院（Webb Street School of Anatomy）里当着边沁一些朋友的面进行了尸体解剖。这是已知的第一例向科学捐献的遗体。1850年，史密斯把保留的头颅和身体交给了伦敦大学学院。边沁的遗体仍然在那里展出，只是身体上的头是蜡做的，并且戴着一顶软帽。真正的头被锁在保险箱里，因为其他对手学校的学生总是来窃取1。看起来就如同他的遗愿一样奇怪，边沁希望通过建立一个他自己所说的“自体圣象”（auto-icon）来解开关于人体的谜团。但是，他建立了一个富有的个人神话。传闻说他的遗体被改造，以便参加伦敦大学学院的各种重要会议，并在会议记录中这样记载“出席但没有投票”。边沁同样也很令人反感，因为他圆形监狱的主意——一个围绕着中心观察点建立的、便于有效监视犯人而又不被他们发现的监狱。他相信他的设计能建立一种“看不见的全能”的感觉。这就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77）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书中的中心图片所使用的令人窒息的概念，这本书抨击了现代社会对个人自律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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