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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历史学家尼古拉斯·克拉夫兹沿用了人类发展指数方法，他把这个指数计算到1870年（包括人均GDP、预期寿命、文化程度，还有学校注册人数）。毫不奇怪的是，很久以前的人类发展指数和1960年以后的人类发展指数都反映了相同的现象：比人均GDP的增长要快得多。然后，克拉夫兹比较了人类发展指数和将减少的死亡率和减少的工作时间的价值考虑在内的经过调整后的人均GDP。这些调整措施其实可以推广到现在GDP的衡量方法中，以反映出对生活质量更宽泛的理解，而不是简单地替代它。它们同样也显示出传统的GDP低估了“真实”的增长，至少从1950年以来，忽略了大部分由于工作时间的减少而带来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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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你开始发现所有这些GDP替代指标的一个缺陷了，每种方法计算的指数都包含一些不适当的指标。GDP已经计算了理发、食品、汽车、保险，还有现代经济中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把花费在每种商品和服务上的所有支出加起来得到名义GDP，然后除以价格指数得到经济产出总量，也就是实际GDP。这已经很奇怪了。但是另外的一些替代指数在概念上混合了其他不同的项目：收入的不稳定性、温室气体的排放、预期寿命，还有食品和理发的支出，这些项目完全不同，也根本无法按照相同的单位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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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些替代指数，比如人类发展指数和真实发展指数，只包括了其创造者感兴趣的东西。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只包括了污染却没有文化普及率？哪一个指数可以被认定是政策制定者的最终目标？要定义传统的国民收入或者产出的替代指数，涉及除了经济产出增长以外的组成部分所占权重的价值判断问题。要是坚持使用GDP作为经济目标，然后直接考虑在经济产出增长、环境质量或者健康质量上进行权衡，要比把它们包含在单一指数中更有道理吗？这就是澳大利亚统计局（ABS）自2002年开始发布的《澳大利亚发展测量》所采用的方法（见www.abs.gov.au）。这个判断澳大利亚人民生活是否改善的年度评估报告共包括15个重要的指标，这些指标经全国性的讨论所挑选并几乎被所有人认可，另外，还附加了一套被有些人认为很重要而有些人认为不重要的几百项指标。澳大利亚统计局认为不应该让统计学家对如何建立指标进行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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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混搭的政策目标中确实没有什么政策价值，因为这些政策目标本身可以被认为反映了其创立者的偏见和喜好。对一些因素的忽略，尤其是忽略环境的影响，肯定会造成对真实GDP的高估；但是很大一部分经济学家可能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GDP被低估的部分可能更大，甚至可能大很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快的GDP增长还是经济政策的一个良性目标。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说人们生活的改善速度要比统计数据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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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我们真的这么有信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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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使我们快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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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31岁时就成为罗宾斯委员会（Robbins Committee）的一名研究员，这个委员会在20世纪60年代设立了拓展高等教育的平台，现在已是研究英国高等教育制度的主要调查机构。当理查德·莱亚德被问起是向公立大学投入更多的资金好，还是向破落的北方城镇，比如像安格斯·麦迪森的家乡纽卡斯尔投资重建比较好时，他意识到自己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莱亚德爵士（他那时已经是爵士了）就开始学习经济学了。一切来得很突然——在学生时代他学习的是历史和社会学，但是他又学会并喜爱上理性选择框架的强大分析能力以及实证经济学研究方法，坚持对理论进行检验和寻找相关的证据。莱亚德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经济运行中心（LSE 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的创始者，在他最近的研究中把数理分析的焦点转向了貌似定性的问题：什么使我们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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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巧，一段时间以来，很多国家成千上万的人问到了同样的问题。具体来说，问题通常是“综合所有的事情，你觉得你是很快乐，一般快乐，还是不快乐？”在美国和英国，超过半数的人说他们很快乐，只有一小部分人说他们不快乐。但是在其他国家，人们的回答就截然不同了。平均快乐水平在希腊或者匈牙利这样的国家就比较低，在坦桑尼亚或者巴基斯坦这样的贫困国家就更低了。总的来说，人均GDP越高，平均快乐水平就越高。4大家对此没有疑义，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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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快乐数据里还有疑惑。如图4.1所示，一些国家的快乐程度要比另外一些国家低得多，即使它们的收入水平相似。比如，法国和瑞典的收入相当，但是法国的快乐程度更低一些。总的来说，要解释国与国之间快乐程度的巨大不同是很困难的，这可能是由于语言上和文化上对调查反应的不同所造成的。而且，就如估计的趋势曲线所显示的那样，随着国家越来越富裕，GDP每增加一块钱所带来的额外的快乐也随之降低。在任何一个富裕的国家，比如美国，调查显示当人均GDP增加了好几倍时，快乐水平也只上升了一点点而已。在一篇曾帮助发起快乐水平调查的著名论文里，理查德·伊斯特林发现，在1958~1987年之间，日本的平均快乐水平没有变化，但是人均GDP却增加了五倍（Easterlin，1995；Easterlin，2001）。而贫困国家的情况却不同：快乐程度紧随GDP的上升而上升。似乎存在一个人均年收入15000美元的门槛：在这个门槛以上，快乐程度和GDP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所以高收入肯定会使人们更快乐，但是太高就不会了，起码没有那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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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快乐指数和人均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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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来源：世界快乐指数数据库（www.eur.nl/fsw/research/happiness，2005年10月14日）；UNDP人类发展指数数据库。“快乐指数”从0到l0内取值，数据来自世界价值调查，1990~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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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本身并不奇怪——没人会指望自己能不停地快乐下去，而GDP确实可以每年都在增长。变量就是如此设计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米考伯先生曾精彩地描述道：“年收入20英镑，年支出19.96英镑，结果是高兴的。年收入20英镑，年支出20.06英镑，结果是悲惨的。”没有人会继续这么说，“年收入21英镑，很高兴。年收入25英镑，爽呆了”。但是这并不说明把收入降低会使人们开心。与此同时，富裕国家还有其他范式的指标，表明20世纪晚期的巨大繁荣却意外地带来了人们对生活的不满。比如说，在一些国家，有越来越多的人精神抑郁、滥用药物、酗酒，犯罪率和自杀率也都上升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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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莱亚德在《快乐》一书里探讨了这些谜团产生的原因。为什么富裕并不能使我们快乐？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这个问题本身有缺陷——人们对快乐的定义不同。比如，我们已经发现了人们对调查的回答和天气有关系：如果被调查时天气比较晴朗，人们就会说自己更快乐，虽然指出这一点时人们会主动改正他们的回答。要解决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已经开始更为小心地衡量快乐，他们现在通过日记，甚至通过对脑部的扫描来测量快乐。目前的问题是人们在不同经历的顶峰期和结束期才报告他们的感受，而不会根据经历的整个过程进行调整。另外，一些人还特别不快乐，而大部分人不会有极端的感觉，也很少有人会极度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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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假设对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有意义的，那么一旦人们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两个心理机制似乎就开始起作用了。一个机制是对周围环境的快速适应；另一个是所谓的“愿望的助跑机”（aspiration treadmill），这是心理学上对激烈竞争的叫法，即我们在意的不是我们生活的绝对质量，而是我们和别人比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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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适应新收入水平的相关证据在很多研究中都有发现。抽奖抽中的快乐效应最多不会超过两年。因为意外受重伤而瘫痪的人会不高兴一段时间，但是他们的快乐程度在此后就会重新回到以前的水平。不过并不是所有有类似经历的人们都能如此调整和适应，例如精神上的创伤会使人永久性地不快乐。但是人们还要快速地适应较高的收入，这种过程叫作“快乐水车”（hedonic treadmill），因为要增加快乐，必须要有越来越多的钱才行。当不同收入水平的人被问起他们需要多少额外的收入才会开心的时候，回答是至少每赚1美元就额外多收入40美分才行。今年收入更多的钱意味着你明年想要更多，理查德·莱亚德将其描述成收入上瘾。除非人们意识到努力工作和增加收入并不能使他们快乐，否则他们还是会继续为了无法改善的福利而苦苦挣扎。他和其他经济学家都相信一定要通过外力才能离开“快乐水车”。莱亚德鼓吹提高收入所得税来号召大家不要工作那么长时间：心理特征会强迫他们选择一种工作和生活的适当的均衡点。康奈尔大学的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采用了另外一种方法，在他的《道德高地的代价是什么》一书里，他建议对奢侈品征惩罚性的税，比如名车和名贵的衣服，因为只有在心理上对额外消费有所需要时才会购买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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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这些奢侈品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在意自己的相对社会地位。我们对自己快乐的衡量与我们的期望值有关，而我们的期望又随着我们看到其他人如何消费而改变。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穿新鞋走老路的故事。经济学家凡勃伦在他的经典著作《有闲阶级论》中创造了“炫耀性消费”这个概念，描述了经济生活中为了跟上时髦、与他人攀比而导致的竞争元素。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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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指导我们努力方向的花费标准不是已经达到的、平均的、日常的花费；而是在我们能力之外的理想消费，或者是需要我们非常努力才能达到的标准。动机就是攀比，即个体竞争的刺激，这种竞争促使我们要超过那些常常与我们处于同一阶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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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勃伦理性地分析了这种现象，但是没有向政策制定者提供任何建议（越来越多的想把我们从“快乐水车”上拉下来的鼓吹快乐的提议显得极不友好）。莱亚德写到他在一座没有暖气的房子里长大，就算是要不断地把脚放进一盆热水中取暖，他也觉得很快乐。这会让人立刻想起蒙提·派森（Monty Python）刻画的四个进行吹牛比赛的百万富翁在描述他们的童年时所说的：“我们这么穷，我们不得不在纸糊的盒子里生活……但是我们很快乐。”我也是在一个既寒冷又潮湿的房子里长大的，冬天我醒来时可以在屋子里的窗子边发现冰，所以我宁愿工作得勤快一些以能够支付暖气账单。问题是要找到一个我们大家都想要的并且是政策可以实现的合适的居住水平，至少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无论对政府，还是对像莱亚德这样聪明的顾问而言，都不是一个可以做出判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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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心理学研究中一个与快乐相关的问题就是“选择悖论”，这也是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2004）的一本书的标题。施瓦茨是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的一位社会理论学教授，他描述了太多的选择如何使我们紧张过度，从而俘获了大众的情绪这一现象。选择显然使他紧张起来——这本书开始就描述了为选择一条牛仔裤而伤脑筋的情形。买休闲款的是不是意味着他变得太胖了？为什么买一条牛仔裤要费这么多周折呢？施瓦茨教授继续用长篇大论来描述我们不可能进行理性选择的心理原因（下一章里将详细论证）。选择的心理优点就在于我们感觉我们是在控制自己的生活，但是太多选择又会使我们重新回到无助的状态。我们被选择的数量所吓倒，就如同施瓦茨教授在更衣间里选择牛仔裤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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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清教徒不说，不鼓励大家购买奢侈品或者限制我们购买选择的政策带有警告性的专横性质。我当然不能苟同施瓦茨教授本人的时装审美观，我在买衣服上没花太多时间但是我还是喜欢买品牌衣服，我也不想让弗兰克教授强迫我工作更长时间才能有钱去买一件新衣服。如果我们把对奢侈品的选择进行一次公投，我很怀疑公投的结果会符合经济学家做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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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幸福制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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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究竟是什么改善了人们的福利这一问题，有两类证据可以对其洞察得更为细致和精确。它们对制定政策有用吗？一类是询问人们许多细节问题的心理学调查越来越多，比如询问人们一天中做了什么，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感受如何。举例来说，一次著名的调查曾要求909个得克萨斯州妇女每天写下做了些什么的日记，并且报告在这些事情中有多少种不同的情绪。她们的回答被转化成感觉好或者坏的指数。这些妇女最喜欢性生活，然后是社交和放松、祷告、吃饭、锻炼，看电视也得分很高。她们最不喜欢的是交通和上班，然后是做家务和照顾孩子。她们愿意和朋友，而不是和老板、同事及顾客在一起。这些结果一点都不奇怪，也不能引导我们得出任何明显的关于如何改善国民福利的政策结论，但是如果一个政党发动活动以号召大家多过性生活，那么就太搞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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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在拟定国家快乐政策时遇到的困难是怀疑不同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会导致调查存在一定的误导。心理学试验的结果明确显示，人们很难对持续一段时间的经历做出正确的评价，他们只记得经历中的峰值和最近的部分。很多无关的因素也会影响人们如何汇报他们生活中的满意程度，尤其是人们在被询问时的感觉会影响他们对之前经历的感受的评价。事实上，我们不需要心理学告诉我们这些：几乎没有女人在生孩子时感到快乐，但大部分在生完孩子以后很快忘记了她们的不快乐，很多女人都不只有一个孩子。所以要求人们回忆她们感受的调查本身就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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