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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用新的工具来直接测量国民幸福指数的替代方法，这种新工具是由丹尼尔·卡尼曼所领导的团队创立的。卡尼曼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并在2002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见Kahneman et al.，2004）。在下一章里卡尼曼教授会成为我们的明星人物，但现在我想要介绍的是他的团队在得到国家健康学会（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的资金支助后所发展的一些指标。前面提及的909个得克萨斯州妇女的日记，就是试验了一种被称为昨日重现法（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DRM）的技术。另一种很接近的方法叫经验取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ESM），在这种方法里，人们在一天内被随机提醒（用掌上电脑或者相似的机器）要记录下他们现在正在做什么以及他们感受如何。经验取样法被心理学家认为是能衡量人们感觉的最好的手段，但是这样做不仅成本很高，而且也可能会导致有些人在忙着做一些不能被打扰的事情时不真实地报告自己的感受。从昨日重现法收集的数据可以被用来确定人们在做某些事情时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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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的“效果”（正如心理学家所使用的名词）可以和做每件事情所花的时间相结合。几个国家的统计部门，包括美国劳工统计局和英国的国家统计办公室，已经开始对大量人群进行周期性的时间利用调查，目的是建立国民幸福水平账户。这些当然不可能取代传统的衡量GDP的国民账户，但是仍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补充。统计学家对自己的研究非常认真，在OECD、联合国这种国际组织的常规会议上讨论各种统计学上遇到的困难。国民幸福账户（National Well-Being Account）要变成现实应该不会很遥远。注意在本章前面所提到的克拉夫兹对GDP的简单调整，他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才测量了相同的东西。他将人的预期寿命和工作时间的变化考虑在内重新调整了GDP的计算，这两个因素都和人们休闲娱乐的可用时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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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调查得来的证据至少对目前的政策制定是有帮助的，比如说美国的综合社会调查项目（General Social Survey，GSS）和英国家庭调查所（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的调查结果。从回归分析来看，有很多因素都对采访者所报告的生活满意程度做出了贡献，这些因素可以是婚姻状况、就业状况、家庭财政状况、社区环境、健康、政治自由以及个人价值或宗教价值等。这里存在一些令人惊讶的差距——比如说教育和生活满意度没有关系，气候和生活满意度也没有关系。芬兰人住在又冷又黑的北半球，并且自杀率很高，但是同样住在又冷又黑的北部地区的明尼苏达人在美国却属于最快乐的人群。在回归分析中，离婚率、失业率、信任度、参加社团（不包括宗教团体）的人数、政府的质量和信仰上帝的人的比例，这些因素共同解释了不同国家快乐程度差异的60％。如果一个人40多岁，离婚或者丧偶，父母离异，不是白人（在美国或者英国），不是男性6，那么她就不怎么快乐。很多因素不是政策介入就可以改变的。政府没有办法制定法律来保证幸福的婚姻（虽然政府可以制定法律让离婚变得难一些），或者制定法律来保证人们可以在他们的宗教和个人哲学中找到人生的意义。但是这个清单还是点出了一些政府可以干预的领域。举例来说，因为失业肯定会使人不快乐，高而稳定的就业率就是一个很好的政策目标。另一种方法就是把健康优先化。正如前文所说的，在某种程度上，人们确实是可以适应不好的健康状况，但是他们不可能适应精神疾病和慢性病。这就要求政府可以把缓解这些情况作为优先考虑的事情，尤其是精神健康通常是健康护理中一个资源比较稀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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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政策也可以改善社区的团结和信任，这些通常被称为社会资本。信任程度通常是用人们对问题“总的来说，大部分人是可以被信任还是不能被信任”选择肯定回答的比例来衡量。选择肯定回答的比例从巴西的5％到挪威的64％不等。虽然对如何提高社会信任程度的方法还不是很明确，但是政府的政策肯定会对其有所影响。如何测量和改进社会资本的研究热点将在第八章中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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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政府可以直接干预个人自由。居住在瑞士的人有权利不时地要求制定政策备忘录，而这些人就很快乐。这表明，民主，包括地方民主制和权力分散化，都会对快乐产生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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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民主、降低失业率的政府政策会使我觉得更快乐，而如经济顾问所提出的增加税收、限制购买所谓奢侈品的政策会使我觉得不快乐。有人或许会认为在这一点上，诸多经济研究从整体上得到了一个很明显的结论：好的政府和很多的工作机会对国民幸福程度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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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前面部分我建议过，政策制定者应该监视所有能影响国民幸福程度的重要指标，这样做很有意义。政治家应该在鼓励GDP增长的同时监视对环境质量或者收入分配等攸关选民利益的指标的变化，而不是放弃GDP，停止对经济增长的尝试，或者转而使用像真实发展指数、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这样的替代指标来衡量经济。对快乐的研究确认了这个战略，因为GDP是和快乐程度相关的，虽然在富裕国家这个关系比较弱。而在贫困国家，增加GDP和幸福程度的提高关系紧密，所以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关注绝对是适合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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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认为经济增长不是一个衡量社会运行的合适标准的批评家们的回答是什么呢？受鼓吹快乐的人欢迎的偶像之一就是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gchuck）。从17岁继承王位的第一天开始，旺楚克就表现出改革家的作风。他邀请了部分外国高官来参加他的加冕仪式，而不丹在以前和外界是完全隔绝的。他减少了贵族的绝对权力，成立了国务院。1999年，电视和互联网在不丹合法化，最近还出现了第一个远程通信系统，因为移动电话可以深入到以前固定电话网络不能达到的区域7。但是他对不丹人民和我们其他人的最大的贡献或许就是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的概念。在一次访问中（Schel，2002），旺楚克国王说：“在我们国家发展过程中，人们的快乐总比经济繁荣要来得早。”2004年2月，不丹研究中心举办了一次研讨会，邀请外国友人一起讨论如何应用测量的国民幸福总值来制定政策，2005年，在新斯科舍（Nova Scotia）又召开了后续研讨会。国民幸福总值有四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环境、公平、文化价值和好的政府政策。平等主义是不丹社会的价值中心，政府把18％的预算放在健康和教育上，对一个贫困国家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比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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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想指出的是不丹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159个国家排名中位列第134位，在2003年人均GDP只有1969美元。可能国王关心国民幸福总值胜过其他指标。国王的要求非常简单（毫无疑问，这种性格形成于他在英国留学期间）：有报道说他的生活清心寡欲，和佛教价值完全一致，喜欢住在山间的木屋中而不喜欢住在皇家的宫殿里。但是他的四个王后（都是姐妹关系）住在宫殿里，所以显然他也经常住在那里。不丹的公共生活被控制得很严格。唯一的互联网供应商DrukNet阻断了所有不适当的网站。从1988年以来，所有人在公共场所都必须穿同样的衣服，就像被逮捕了一样，所以施瓦茨教授在不丹买东西应该比较容易一些。虽然有人可能对一个内陆国家想要保持其文化特性的愿望感到同情，但也应该对一个统治了不丹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君主政策公告稍微有点怀疑吧。但是对很多西方研究人员来说，不丹确实是个胜地，因为在经济政策制定中提高对环境和公平的关注，令这些研究人员非常有兴趣。他们其实应该停下来反思一下，不管他们自己的政治偏好是什么，对幸福感的心理学研究并没有发现更平等的社会或者大片未砍伐的森林能使我们快乐。另外，自由确实直接提高了我们的幸福感。不同的价值观可能会相抵触，而价值观和指标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很明显。不幸的是，增加快乐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对国民幸福总值的测量并没有提供一个通向道德哲学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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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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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半个世纪里，经济学都没有探讨过价值问题，而在最近，快乐议程正在把道德重新纳入经济辩论的范围以使经济学人性化。但是我建议应该谨慎而不是急切轻率地开始对快乐的思考。传统的经济增长毫无疑问符合大家的心愿。人均GDP增长会使世界上大部分人感到快乐，这一点也毋庸置疑。在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里，人们都需要更高的收入，即使一些知识分子也觉得他们需要更理性一些。而且，我们应该谨慎地假设增长和道德价值之间的权衡，这其实是一些批评促进增长的经济政策的评论家们所采取的做法。那些强调使用GDP替代指标的人，或者那些认为应该关心快乐而不是关心GDP的人，倾向于宣称在传统意义的物质主义和以牺牲额外增长来换得绿色或更简单生活的另一价值取向之间存在一种选择。但是，就如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2005）在一本畅销书中所认为的那样，经济增长对我们实现其他价值是必需的，比如忍耐、民主、社会流动，还有公平。停滞的经济不会实现这些价值。可能存在一种权衡，但不是存在于唯物主义与道德标准之间，而是存在于不同的道德价值观之间内在的张力。所以建议将促进GDP增长的政策抛弃的做法的确是很轻率的。与此同时，对经济增长的环境和社会影响的确认与逐渐理解一定要为人所接受，并且我们能够期望这种状态能在未来对政策的改进有所作用。过分强调人性化的经济政策是失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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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我们只对快乐研究取表面意思。什么使人们最快乐呢？显然是性生活。政策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要增加人们的快乐程度，那么也就是鼓励人们多过性生活，但是这听起来似乎不像是一个合理的经济政策处方。如果没有中和快乐或是破坏快乐的行为，比如说工作，或者想要创新或赚钱的不安分的野心，我们可能就会缺少很多舒适的东西，例如中央暖气，于是我们就会生活在不健康的状态下，寿命缩短，吃一些令人厌烦而且不能填饱肚子的东西。回到人均GDP只有15000美元的社会和经济状态并不能赢得选民的支持。可能对快乐的追求是人类最基本的动力，但是人类还有其他的动力。约翰·穆勒在《功利主义》一书的第二章就讲述了这个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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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能力较差的人相比，一个能力较强的人需要更多的东西才能让自己快乐，或许他所遭受的痛苦也更严重，当然也更易受这些痛苦的影响；但是即使有这些不利条件，他也从来不会希望自己跌入到比现在更差的生活状态中去。我们可以对上述这种不情愿提出各种解释。我们可以归因于骄傲，人类所能够表达的最容易描述的和最不容易描述的一种感情；我们也可以把它归因于对自由的热爱和对个人独立的渴望，对斯多葛派来说，他们在教授这些概念的时候是最有效的；或者是对权力的热爱，又或者是对刺激的追求，这两者确实是部分原因。但是最合适的解释应该是一种尊严感，而每个人都会以某种方式拥有这种尊严，并且这种尊严与他们较高的能力存在某种（尽管不是精确的）关系，对于那些在心中有强烈的尊严意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拦这种意识的人来说，这种尊严感不是简单的一时冲动，而是他们快乐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那些假设这种偏好会以快乐为代价的人——那些认为高阶层的人在相同情况下不比低阶层的人快乐多少的人——把快乐和满意这两个概念混淆了。毫无疑问，那些要求很低的人容易得到满足；但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却总是会觉得任何他所追求的快乐，就如这世界一样，是不完美的。但是他能够学习忍受这种不完美，如果这些不完美可以忍受；并且这些不完美也不会使他对那些不知道这些不完美的人产生嫉妒和羡慕，只是因为他觉得这些不完美不值得他做什么。其实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总比做一头满足的猪要来得好，做一个不满足的智者比做一个满足的笨蛋要来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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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他认为快乐有很多方面。可能对快乐的研究只包括了满意这个方面。如果没有更多的调查和心理学研究，我们什么都不会知道。但是对经济政策的其他心理学研究领域提出了同样困难的问题：人究竟需要什么？这就是下一章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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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的经济学（第二版） 第五章 人性化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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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星际迷航》里的瓦肯人史波克先生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小个子比利时侦探赫丘里·波洛综合成一个人，你能得出什么结论呢？答案就是经济学家眼里的正常人。以上两个人物都是以逻辑和理性而闻名的。史波克和冲动的柯克船长正好形成对比。在电影《天汗的愤怒》里，史波克为了联邦星舰进取号（Starship Enterprise）的利益牺牲了自己。在直接借鉴了古典功利主义的思想后，1他解释说很多人的需要超过了一个人的需要。波洛可以在不离开自己房间的情况下，就现有的信息进行推理来解开谜团——比如在《猎人旅店里的谋杀案》这个故事里，波洛没有离开他在伦敦的公寓就解决了在德贝郡发生的一起谋杀案。就如波洛所言：“我的朋友，请记得那些小灰鞘。”他的对头，是敏感而无逻辑的黑斯廷斯船长。而另一个理智的经济人，就是福尔摩斯，与之相对的则是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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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冰冰的、精于算计的理性主义和冲动的情绪化反应之间的对比是一个很熟悉的话题。这就是逻辑和感觉之间的区别，散文和诗歌之间的差异。艾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爵士在诗歌《罪的梦想》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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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分钟有一人死，每一分钟有一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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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科学家和可编程电脑的先行者——写信向他祝贺了这首诗。巴贝奇接着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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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得不指出，假使真实情况果真如您所言，那么世界人口数就会维持不变。然而事实上，人口出生率比死亡率略多一些。因此我建议您可以在下一版诗集中，将此诗稍许修改，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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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分钟有一人死，每一分钟有一又十六分之一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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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数据比这个更高，但我相信一又十六分之一对诗歌来说已经足够精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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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研究人文科学的人来说，诗歌是用来反映生活中深层真理的。但是经济学家更倾向于巴贝奇这样的类型。多年来，我对自己专业的社会观察显示，经济学家多数是阅读犯罪小说和科幻小说，这两类书通常都想要建立一种有序的和自我控制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逻辑推理的应用可以得到预想的结果。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因其对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经济行为的研究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获奖后的媒体热烈的采访中被问起平时如何进行放松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看侦探小说。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e），一位早期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被问起他是如何决定从事这个专业时，他说：“在我处于决策树上的很多点时，运气决定了我是走这条路而不是另外一条。要走到这里，一个人要非常有运气地抽到很多对他有利的随机数。”同样地，我带的一个硕士生向系里的时事通讯投了一份饼干的制作清单，“把一个面团做成很多凸形的小团，然后放在一个单独涂过油的板上，接着放进烤炉烤20分钟”。这里史波克的声音很奇怪地回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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