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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快乐指数和人均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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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来源：世界快乐指数数据库（www.eur.nl/fsw/research/happiness，2005年10月14日）；UNDP人类发展指数数据库。“快乐指数”从0到l0内取值，数据来自世界价值调查，1990~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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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本身并不奇怪——没人会指望自己能不停地快乐下去，而GDP确实可以每年都在增长。变量就是如此设计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米考伯先生曾精彩地描述道：“年收入20英镑，年支出19.96英镑，结果是高兴的。年收入20英镑，年支出20.06英镑，结果是悲惨的。”没有人会继续这么说，“年收入21英镑，很高兴。年收入25英镑，爽呆了”。但是这并不说明把收入降低会使人们开心。与此同时，富裕国家还有其他范式的指标，表明20世纪晚期的巨大繁荣却意外地带来了人们对生活的不满。比如说，在一些国家，有越来越多的人精神抑郁、滥用药物、酗酒，犯罪率和自杀率也都上升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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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莱亚德在《快乐》一书里探讨了这些谜团产生的原因。为什么富裕并不能使我们快乐？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这个问题本身有缺陷——人们对快乐的定义不同。比如，我们已经发现了人们对调查的回答和天气有关系：如果被调查时天气比较晴朗，人们就会说自己更快乐，虽然指出这一点时人们会主动改正他们的回答。要解决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已经开始更为小心地衡量快乐，他们现在通过日记，甚至通过对脑部的扫描来测量快乐。目前的问题是人们在不同经历的顶峰期和结束期才报告他们的感受，而不会根据经历的整个过程进行调整。另外，一些人还特别不快乐，而大部分人不会有极端的感觉，也很少有人会极度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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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假设对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有意义的，那么一旦人们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两个心理机制似乎就开始起作用了。一个机制是对周围环境的快速适应；另一个是所谓的“愿望的助跑机”（aspiration treadmill），这是心理学上对激烈竞争的叫法，即我们在意的不是我们生活的绝对质量，而是我们和别人比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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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适应新收入水平的相关证据在很多研究中都有发现。抽奖抽中的快乐效应最多不会超过两年。因为意外受重伤而瘫痪的人会不高兴一段时间，但是他们的快乐程度在此后就会重新回到以前的水平。不过并不是所有有类似经历的人们都能如此调整和适应，例如精神上的创伤会使人永久性地不快乐。但是人们还要快速地适应较高的收入，这种过程叫作“快乐水车”（hedonic treadmill），因为要增加快乐，必须要有越来越多的钱才行。当不同收入水平的人被问起他们需要多少额外的收入才会开心的时候，回答是至少每赚1美元就额外多收入40美分才行。今年收入更多的钱意味着你明年想要更多，理查德·莱亚德将其描述成收入上瘾。除非人们意识到努力工作和增加收入并不能使他们快乐，否则他们还是会继续为了无法改善的福利而苦苦挣扎。他和其他经济学家都相信一定要通过外力才能离开“快乐水车”。莱亚德鼓吹提高收入所得税来号召大家不要工作那么长时间：心理特征会强迫他们选择一种工作和生活的适当的均衡点。康奈尔大学的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采用了另外一种方法，在他的《道德高地的代价是什么》一书里，他建议对奢侈品征惩罚性的税，比如名车和名贵的衣服，因为只有在心理上对额外消费有所需要时才会购买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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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这些奢侈品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在意自己的相对社会地位。我们对自己快乐的衡量与我们的期望值有关，而我们的期望又随着我们看到其他人如何消费而改变。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穿新鞋走老路的故事。经济学家凡勃伦在他的经典著作《有闲阶级论》中创造了“炫耀性消费”这个概念，描述了经济生活中为了跟上时髦、与他人攀比而导致的竞争元素。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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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指导我们努力方向的花费标准不是已经达到的、平均的、日常的花费；而是在我们能力之外的理想消费，或者是需要我们非常努力才能达到的标准。动机就是攀比，即个体竞争的刺激，这种竞争促使我们要超过那些常常与我们处于同一阶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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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勃伦理性地分析了这种现象，但是没有向政策制定者提供任何建议（越来越多的想把我们从“快乐水车”上拉下来的鼓吹快乐的提议显得极不友好）。莱亚德写到他在一座没有暖气的房子里长大，就算是要不断地把脚放进一盆热水中取暖，他也觉得很快乐。这会让人立刻想起蒙提·派森（Monty Python）刻画的四个进行吹牛比赛的百万富翁在描述他们的童年时所说的：“我们这么穷，我们不得不在纸糊的盒子里生活……但是我们很快乐。”我也是在一个既寒冷又潮湿的房子里长大的，冬天我醒来时可以在屋子里的窗子边发现冰，所以我宁愿工作得勤快一些以能够支付暖气账单。问题是要找到一个我们大家都想要的并且是政策可以实现的合适的居住水平，至少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无论对政府，还是对像莱亚德这样聪明的顾问而言，都不是一个可以做出判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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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心理学研究中一个与快乐相关的问题就是“选择悖论”，这也是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2004）的一本书的标题。施瓦茨是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的一位社会理论学教授，他描述了太多的选择如何使我们紧张过度，从而俘获了大众的情绪这一现象。选择显然使他紧张起来——这本书开始就描述了为选择一条牛仔裤而伤脑筋的情形。买休闲款的是不是意味着他变得太胖了？为什么买一条牛仔裤要费这么多周折呢？施瓦茨教授继续用长篇大论来描述我们不可能进行理性选择的心理原因（下一章里将详细论证）。选择的心理优点就在于我们感觉我们是在控制自己的生活，但是太多选择又会使我们重新回到无助的状态。我们被选择的数量所吓倒，就如同施瓦茨教授在更衣间里选择牛仔裤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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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清教徒不说，不鼓励大家购买奢侈品或者限制我们购买选择的政策带有警告性的专横性质。我当然不能苟同施瓦茨教授本人的时装审美观，我在买衣服上没花太多时间但是我还是喜欢买品牌衣服，我也不想让弗兰克教授强迫我工作更长时间才能有钱去买一件新衣服。如果我们把对奢侈品的选择进行一次公投，我很怀疑公投的结果会符合经济学家做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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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幸福制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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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究竟是什么改善了人们的福利这一问题，有两类证据可以对其洞察得更为细致和精确。它们对制定政策有用吗？一类是询问人们许多细节问题的心理学调查越来越多，比如询问人们一天中做了什么，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感受如何。举例来说，一次著名的调查曾要求909个得克萨斯州妇女每天写下做了些什么的日记，并且报告在这些事情中有多少种不同的情绪。她们的回答被转化成感觉好或者坏的指数。这些妇女最喜欢性生活，然后是社交和放松、祷告、吃饭、锻炼，看电视也得分很高。她们最不喜欢的是交通和上班，然后是做家务和照顾孩子。她们愿意和朋友，而不是和老板、同事及顾客在一起。这些结果一点都不奇怪，也不能引导我们得出任何明显的关于如何改善国民福利的政策结论，但是如果一个政党发动活动以号召大家多过性生活，那么就太搞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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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在拟定国家快乐政策时遇到的困难是怀疑不同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会导致调查存在一定的误导。心理学试验的结果明确显示，人们很难对持续一段时间的经历做出正确的评价，他们只记得经历中的峰值和最近的部分。很多无关的因素也会影响人们如何汇报他们生活中的满意程度，尤其是人们在被询问时的感觉会影响他们对之前经历的感受的评价。事实上，我们不需要心理学告诉我们这些：几乎没有女人在生孩子时感到快乐，但大部分在生完孩子以后很快忘记了她们的不快乐，很多女人都不只有一个孩子。所以要求人们回忆她们感受的调查本身就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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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用新的工具来直接测量国民幸福指数的替代方法，这种新工具是由丹尼尔·卡尼曼所领导的团队创立的。卡尼曼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并在2002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见Kahneman et al.，2004）。在下一章里卡尼曼教授会成为我们的明星人物，但现在我想要介绍的是他的团队在得到国家健康学会（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的资金支助后所发展的一些指标。前面提及的909个得克萨斯州妇女的日记，就是试验了一种被称为昨日重现法（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DRM）的技术。另一种很接近的方法叫经验取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ESM），在这种方法里，人们在一天内被随机提醒（用掌上电脑或者相似的机器）要记录下他们现在正在做什么以及他们感受如何。经验取样法被心理学家认为是能衡量人们感觉的最好的手段，但是这样做不仅成本很高，而且也可能会导致有些人在忙着做一些不能被打扰的事情时不真实地报告自己的感受。从昨日重现法收集的数据可以被用来确定人们在做某些事情时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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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的“效果”（正如心理学家所使用的名词）可以和做每件事情所花的时间相结合。几个国家的统计部门，包括美国劳工统计局和英国的国家统计办公室，已经开始对大量人群进行周期性的时间利用调查，目的是建立国民幸福水平账户。这些当然不可能取代传统的衡量GDP的国民账户，但是仍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补充。统计学家对自己的研究非常认真，在OECD、联合国这种国际组织的常规会议上讨论各种统计学上遇到的困难。国民幸福账户（National Well-Being Account）要变成现实应该不会很遥远。注意在本章前面所提到的克拉夫兹对GDP的简单调整，他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才测量了相同的东西。他将人的预期寿命和工作时间的变化考虑在内重新调整了GDP的计算，这两个因素都和人们休闲娱乐的可用时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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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调查得来的证据至少对目前的政策制定是有帮助的，比如说美国的综合社会调查项目（General Social Survey，GSS）和英国家庭调查所（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的调查结果。从回归分析来看，有很多因素都对采访者所报告的生活满意程度做出了贡献，这些因素可以是婚姻状况、就业状况、家庭财政状况、社区环境、健康、政治自由以及个人价值或宗教价值等。这里存在一些令人惊讶的差距——比如说教育和生活满意度没有关系，气候和生活满意度也没有关系。芬兰人住在又冷又黑的北半球，并且自杀率很高，但是同样住在又冷又黑的北部地区的明尼苏达人在美国却属于最快乐的人群。在回归分析中，离婚率、失业率、信任度、参加社团（不包括宗教团体）的人数、政府的质量和信仰上帝的人的比例，这些因素共同解释了不同国家快乐程度差异的60％。如果一个人40多岁，离婚或者丧偶，父母离异，不是白人（在美国或者英国），不是男性6，那么她就不怎么快乐。很多因素不是政策介入就可以改变的。政府没有办法制定法律来保证幸福的婚姻（虽然政府可以制定法律让离婚变得难一些），或者制定法律来保证人们可以在他们的宗教和个人哲学中找到人生的意义。但是这个清单还是点出了一些政府可以干预的领域。举例来说，因为失业肯定会使人不快乐，高而稳定的就业率就是一个很好的政策目标。另一种方法就是把健康优先化。正如前文所说的，在某种程度上，人们确实是可以适应不好的健康状况，但是他们不可能适应精神疾病和慢性病。这就要求政府可以把缓解这些情况作为优先考虑的事情，尤其是精神健康通常是健康护理中一个资源比较稀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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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政策也可以改善社区的团结和信任，这些通常被称为社会资本。信任程度通常是用人们对问题“总的来说，大部分人是可以被信任还是不能被信任”选择肯定回答的比例来衡量。选择肯定回答的比例从巴西的5％到挪威的64％不等。虽然对如何提高社会信任程度的方法还不是很明确，但是政府的政策肯定会对其有所影响。如何测量和改进社会资本的研究热点将在第八章中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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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政府可以直接干预个人自由。居住在瑞士的人有权利不时地要求制定政策备忘录，而这些人就很快乐。这表明，民主，包括地方民主制和权力分散化，都会对快乐产生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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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民主、降低失业率的政府政策会使我觉得更快乐，而如经济顾问所提出的增加税收、限制购买所谓奢侈品的政策会使我觉得不快乐。有人或许会认为在这一点上，诸多经济研究从整体上得到了一个很明显的结论：好的政府和很多的工作机会对国民幸福程度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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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前面部分我建议过，政策制定者应该监视所有能影响国民幸福程度的重要指标，这样做很有意义。政治家应该在鼓励GDP增长的同时监视对环境质量或者收入分配等攸关选民利益的指标的变化，而不是放弃GDP，停止对经济增长的尝试，或者转而使用像真实发展指数、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这样的替代指标来衡量经济。对快乐的研究确认了这个战略，因为GDP是和快乐程度相关的，虽然在富裕国家这个关系比较弱。而在贫困国家，增加GDP和幸福程度的提高关系紧密，所以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关注绝对是适合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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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认为经济增长不是一个衡量社会运行的合适标准的批评家们的回答是什么呢？受鼓吹快乐的人欢迎的偶像之一就是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gchuck）。从17岁继承王位的第一天开始，旺楚克就表现出改革家的作风。他邀请了部分外国高官来参加他的加冕仪式，而不丹在以前和外界是完全隔绝的。他减少了贵族的绝对权力，成立了国务院。1999年，电视和互联网在不丹合法化，最近还出现了第一个远程通信系统，因为移动电话可以深入到以前固定电话网络不能达到的区域7。但是他对不丹人民和我们其他人的最大的贡献或许就是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的概念。在一次访问中（Schel，2002），旺楚克国王说：“在我们国家发展过程中，人们的快乐总比经济繁荣要来得早。”2004年2月，不丹研究中心举办了一次研讨会，邀请外国友人一起讨论如何应用测量的国民幸福总值来制定政策，2005年，在新斯科舍（Nova Scotia）又召开了后续研讨会。国民幸福总值有四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环境、公平、文化价值和好的政府政策。平等主义是不丹社会的价值中心，政府把18％的预算放在健康和教育上，对一个贫困国家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比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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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想指出的是不丹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159个国家排名中位列第134位，在2003年人均GDP只有1969美元。可能国王关心国民幸福总值胜过其他指标。国王的要求非常简单（毫无疑问，这种性格形成于他在英国留学期间）：有报道说他的生活清心寡欲，和佛教价值完全一致，喜欢住在山间的木屋中而不喜欢住在皇家的宫殿里。但是他的四个王后（都是姐妹关系）住在宫殿里，所以显然他也经常住在那里。不丹的公共生活被控制得很严格。唯一的互联网供应商DrukNet阻断了所有不适当的网站。从1988年以来，所有人在公共场所都必须穿同样的衣服，就像被逮捕了一样，所以施瓦茨教授在不丹买东西应该比较容易一些。虽然有人可能对一个内陆国家想要保持其文化特性的愿望感到同情，但也应该对一个统治了不丹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君主政策公告稍微有点怀疑吧。但是对很多西方研究人员来说，不丹确实是个胜地，因为在经济政策制定中提高对环境和公平的关注，令这些研究人员非常有兴趣。他们其实应该停下来反思一下，不管他们自己的政治偏好是什么，对幸福感的心理学研究并没有发现更平等的社会或者大片未砍伐的森林能使我们快乐。另外，自由确实直接提高了我们的幸福感。不同的价值观可能会相抵触，而价值观和指标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很明显。不幸的是，增加快乐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对国民幸福总值的测量并没有提供一个通向道德哲学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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