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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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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半个世纪里，经济学都没有探讨过价值问题，而在最近，快乐议程正在把道德重新纳入经济辩论的范围以使经济学人性化。但是我建议应该谨慎而不是急切轻率地开始对快乐的思考。传统的经济增长毫无疑问符合大家的心愿。人均GDP增长会使世界上大部分人感到快乐，这一点也毋庸置疑。在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里，人们都需要更高的收入，即使一些知识分子也觉得他们需要更理性一些。而且，我们应该谨慎地假设增长和道德价值之间的权衡，这其实是一些批评促进增长的经济政策的评论家们所采取的做法。那些强调使用GDP替代指标的人，或者那些认为应该关心快乐而不是关心GDP的人，倾向于宣称在传统意义的物质主义和以牺牲额外增长来换得绿色或更简单生活的另一价值取向之间存在一种选择。但是，就如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2005）在一本畅销书中所认为的那样，经济增长对我们实现其他价值是必需的，比如忍耐、民主、社会流动，还有公平。停滞的经济不会实现这些价值。可能存在一种权衡，但不是存在于唯物主义与道德标准之间，而是存在于不同的道德价值观之间内在的张力。所以建议将促进GDP增长的政策抛弃的做法的确是很轻率的。与此同时，对经济增长的环境和社会影响的确认与逐渐理解一定要为人所接受，并且我们能够期望这种状态能在未来对政策的改进有所作用。过分强调人性化的经济政策是失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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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我们只对快乐研究取表面意思。什么使人们最快乐呢？显然是性生活。政策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要增加人们的快乐程度，那么也就是鼓励人们多过性生活，但是这听起来似乎不像是一个合理的经济政策处方。如果没有中和快乐或是破坏快乐的行为，比如说工作，或者想要创新或赚钱的不安分的野心，我们可能就会缺少很多舒适的东西，例如中央暖气，于是我们就会生活在不健康的状态下，寿命缩短，吃一些令人厌烦而且不能填饱肚子的东西。回到人均GDP只有15000美元的社会和经济状态并不能赢得选民的支持。可能对快乐的追求是人类最基本的动力，但是人类还有其他的动力。约翰·穆勒在《功利主义》一书的第二章就讲述了这个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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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能力较差的人相比，一个能力较强的人需要更多的东西才能让自己快乐，或许他所遭受的痛苦也更严重，当然也更易受这些痛苦的影响；但是即使有这些不利条件，他也从来不会希望自己跌入到比现在更差的生活状态中去。我们可以对上述这种不情愿提出各种解释。我们可以归因于骄傲，人类所能够表达的最容易描述的和最不容易描述的一种感情；我们也可以把它归因于对自由的热爱和对个人独立的渴望，对斯多葛派来说，他们在教授这些概念的时候是最有效的；或者是对权力的热爱，又或者是对刺激的追求，这两者确实是部分原因。但是最合适的解释应该是一种尊严感，而每个人都会以某种方式拥有这种尊严，并且这种尊严与他们较高的能力存在某种（尽管不是精确的）关系，对于那些在心中有强烈的尊严意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拦这种意识的人来说，这种尊严感不是简单的一时冲动，而是他们快乐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那些假设这种偏好会以快乐为代价的人——那些认为高阶层的人在相同情况下不比低阶层的人快乐多少的人——把快乐和满意这两个概念混淆了。毫无疑问，那些要求很低的人容易得到满足；但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却总是会觉得任何他所追求的快乐，就如这世界一样，是不完美的。但是他能够学习忍受这种不完美，如果这些不完美可以忍受；并且这些不完美也不会使他对那些不知道这些不完美的人产生嫉妒和羡慕，只是因为他觉得这些不完美不值得他做什么。其实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总比做一头满足的猪要来得好，做一个不满足的智者比做一个满足的笨蛋要来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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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他认为快乐有很多方面。可能对快乐的研究只包括了满意这个方面。如果没有更多的调查和心理学研究，我们什么都不会知道。但是对经济政策的其他心理学研究领域提出了同样困难的问题：人究竟需要什么？这就是下一章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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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的经济学（第二版） 第五章 人性化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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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星际迷航》里的瓦肯人史波克先生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小个子比利时侦探赫丘里·波洛综合成一个人，你能得出什么结论呢？答案就是经济学家眼里的正常人。以上两个人物都是以逻辑和理性而闻名的。史波克和冲动的柯克船长正好形成对比。在电影《天汗的愤怒》里，史波克为了联邦星舰进取号（Starship Enterprise）的利益牺牲了自己。在直接借鉴了古典功利主义的思想后，1他解释说很多人的需要超过了一个人的需要。波洛可以在不离开自己房间的情况下，就现有的信息进行推理来解开谜团——比如在《猎人旅店里的谋杀案》这个故事里，波洛没有离开他在伦敦的公寓就解决了在德贝郡发生的一起谋杀案。就如波洛所言：“我的朋友，请记得那些小灰鞘。”他的对头，是敏感而无逻辑的黑斯廷斯船长。而另一个理智的经济人，就是福尔摩斯，与之相对的则是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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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冰冰的、精于算计的理性主义和冲动的情绪化反应之间的对比是一个很熟悉的话题。这就是逻辑和感觉之间的区别，散文和诗歌之间的差异。艾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爵士在诗歌《罪的梦想》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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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分钟有一人死，每一分钟有一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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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科学家和可编程电脑的先行者——写信向他祝贺了这首诗。巴贝奇接着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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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得不指出，假使真实情况果真如您所言，那么世界人口数就会维持不变。然而事实上，人口出生率比死亡率略多一些。因此我建议您可以在下一版诗集中，将此诗稍许修改，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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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分钟有一人死，每一分钟有一又十六分之一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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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数据比这个更高，但我相信一又十六分之一对诗歌来说已经足够精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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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研究人文科学的人来说，诗歌是用来反映生活中深层真理的。但是经济学家更倾向于巴贝奇这样的类型。多年来，我对自己专业的社会观察显示，经济学家多数是阅读犯罪小说和科幻小说，这两类书通常都想要建立一种有序的和自我控制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逻辑推理的应用可以得到预想的结果。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因其对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经济行为的研究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获奖后的媒体热烈的采访中被问起平时如何进行放松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看侦探小说。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e），一位早期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被问起他是如何决定从事这个专业时，他说：“在我处于决策树上的很多点时，运气决定了我是走这条路而不是另外一条。要走到这里，一个人要非常有运气地抽到很多对他有利的随机数。”同样地，我带的一个硕士生向系里的时事通讯投了一份饼干的制作清单，“把一个面团做成很多凸形的小团，然后放在一个单独涂过油的板上，接着放进烤炉烤20分钟”。这里史波克的声音很奇怪地回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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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大大异于普通人有关紧要吗？他们将《星际迷航》和侦探小说作为文化参考物又有什么关系呢？经济学家在一些试验和调查中确实表现出比一般人更理性、更会算计，这是因为他们根据自己的人格选择了经济学，还是因为选择了经济学而改变了其人格，我们并不知道。不管因果关系如何，批评家都指责经济学缺乏心理学实践主义，缺乏对研究人类社会或者制定公共政策等方面的实用性，缺少足够的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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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批评说到点子上了吗？还是只是另外一种文科和理科互相指责缺少实证主义和理论深度的不同的表现形式？这就是本章要讲的问题。心理学确实对经济学构成了挑战，因为感情和其他理性方面的差距会很明显地影响到人们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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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一下免费派发钱是多么困难的事情。人们喜欢接受飞来横财是经济学理论最基本的推测，但是如果银行向路人送出10英镑的兑换券作为一种推销的手段，却没有人会接受——因为他们都怀疑这是一个陷阱，并且他们是完全理性的，因为他们不得不拿着广告单到银行里去兑换10英镑的现金，而这之前还要先受一番市场推销的折磨。这钱不是真的免费送上的，而是耗费时间和生气换来的。但是其他例子却论证了几乎没有理性的行为。拿“最后通牒博弈”来说，在这个实验里，一个人有100英镑和别人分；第二个人可以接受或者拒绝第一个人的条件，但是不可以讨价还价。实验人员一致发现人们会拒绝低于30~40英镑的条件，因为他们觉得不公平。他们宁愿什么都没有，也不愿意接受免费的10英镑或者20英镑。但在理论上，这是不应该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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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经济学家对这些参加者对公平的感受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亚当·斯密自身对社会组织中“道德情操”的影响了如指掌；另一位经济学的奠基人大卫·休谟，特别研究了推理的局限性，也就是人们的感觉和理解的不完整性；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学家对心理学非常关注；凯恩斯提出了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强调了“动物精神”在投资活动中的重要性，并且他比较了股票市场和选美比赛，在这些活动中每个裁判都在试图推测另外的裁判会选择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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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打破了这个心理学传统，并且在所谓的标准社会科学模型（Standard Social Science Model，SSSM）中放入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就好比我们都像瓦肯人一样行为处事。这就假设了人们都是自私的，而且知道自己在任何时候都喜欢什么，并且总是要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虽然理性选择的行为组成了他们工作母机模型（workhorse model），但是总的来说，经济学家对它的局限性也深有体会。1977年，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把经济理论中自私、算计的行为人描述成“理性的笨蛋”。在20多年以前，乔治·阿克洛夫和珍尼特·耶伦（Janet Yellen）提出了“效率工资”的假设。这个理论试图解释为什么在大萧条期间实际工资并没有因为要保护失业率而下降，这个说法实际上就是工人会觉得在相同努力下削减工资是不公平的，所以雇主并没有在遇到商业困难时就减少工资，因为这会使剩下的工人降低努力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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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经济学里早已广泛地意识到了标准社会科学模型的心理学局限。在很多文章中，大多数经济学家并不觉得没有心理学因素是个很大的问题。现有的证据已证明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对预测顾客和企业行为非常有效和准确，当然在第二章提到的一些模型创新中，还有在下一章将提到的新信息经济学里，今天的工作母机微观经济学模型对数据非常适用，在实际的政策制定中、在商业法庭中、在每天的商业活动中也被广泛运用。每天应用到微观经济学理论的例子不胜枚举。每个星期我都能收到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学家关于竞争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的最新的30篇论文的清单，在其他领域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应用研究，比如教育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劳动经济学以及其他专项研究。几乎所有这些文章都假设个人的理性和自私的行为，而在很多情况下，这就是我们所做的。经济学家，比如弗农·史密斯和查尔斯·普洛特（Charles Plott）所开展的实验项目（在下文会详细描述），也证明了传统微观经济学建立在个人理性行为基础上的市场均衡模型能够精确地刻画真实市场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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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用一整章来写这些有趣的心理学模型，可能就会给大家一个印象，即这些模型比它们实际上所起的作用要重要得多，同时也使大量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方法相形见绌。现在经济学中的很多研究项目，都利用心理学和神经学的研究成果以及进行大量实验来探索现实中的人和理想的理性经济人之间的区别。其目的是要知道哪些是系统性的非理性行为（与完全非理性行为以及无法预测的行为相对），并且考察哪些行为能够改善经济理论和政策。行为和实验经济学，还有神经经济学等领域，正在提供非常可喜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些成果的应用性很窄，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不是非要依靠心理学的支撑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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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两个关键性的领域里，丰富的心理学理念正在改进着经济学模型。一个是金融；另一个是其他领域里的消费者行为，关心的是对不确定未来的决定，比如为养老而储蓄。毫无疑问，心理学的理念可以用来理解、预测或者做出金融市场里的有关行为。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的《非理性繁荣》是一本介绍行为金融学的书，内容非常精彩也很容易理解，而金融市场里的从众行为也变成了一个很热门的研究论题（可参见Banerjee，1992）。本章接下来会更关心消费者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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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他认为，人们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或者信息来成为一个理性经济行为人并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他指出，这些人需要的是“满意”，遵循的原则是结果足够好就可以了，不用在任何时候都达到最理想的效果。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其他经济学家拓展了这个观点，并且获得了新一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是弗农·史密斯和丹尼尔·卡尼曼［他们的合作者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在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之前就去世了］。2史密斯开创了实验经济学，推翻了以前经济学因为不能进行控制实验所以永远不可能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论断。他最早在决策制定中通过实验来设计市场有效运作的方式，包括拍卖国债或者设计新的制度——如碳排放交易。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经济学中应用了心理学成果，主要通过诸如最后通牒博弈这些实验，发现了理性行为的系统化偏离：人们什么时候想要最大化，什么时候满意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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