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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储蓄的决定影响了人们退休后的收入，也影响了对未来纳税人的财务负担。对政府来说，解决这个问题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很少有人会反对使用比如不参与还是参与这样的设定机制来驱使人们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很多经济学家对使用心理学研究来制定更有效的政策非常感兴趣。2003年，在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主持的研讨会上，一份关于行为经济学对政策影响的报告披露了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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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参与者都被这些观点说服了，即普通人通常都以可以被预测的方式来反悔他们当时的选择；政策制定者通常可以在很多竞投版本中找到“真正的福利”；还有总体行为和制度有时会利用大家的认知错误。所以“仁慈”或者是“自由意志主义”的家长式主义概念就受到了狂热的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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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个人来说，我对家长主义不是很感兴趣。我怀疑像类似上面的储蓄选择这样“没有脑子”的行为政策很少，政策制定者可能过于家长主义了，他们觉得，做某些事情而不是做别的事情是出于人民利益的考虑。即使没有任何强迫的问题存在，政客对广告和市场技巧的前所未有的痴迷程度也不是很受欢迎。家长主义是否就是聪明的专家可以设计的克服人们心理误区的唯一方法呢？可能不是。另一个对心理学和经济学交集的研究指出，使用设计更为良好的市场能得到更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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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设计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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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退一步，并提醒我们自己为什么经济学家对自由市场中的个人选择这么有兴趣。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对个人行为的不现实的假设，即如果每个人都是理性、自私、效用最大化的完全相同的人，而且每个人的偏好都是稳定并且一致的（某些其他的条件也成立），那么就可能证明一些很清晰的结论，其中之一就是竞争性的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对竞争者之间如何配置稀缺资源的问题，竞争性的市场是一个最好的答案，它也可以实现福利最大化。这是一个很有力的结论，对所有不现实的假设来说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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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有很多从这个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中得出的法则运行得相当好。高价格通常确实是减少了需求，而一些实验似乎也证明了经济学中的原理在猴子社会中也适用。被教会使用银色兑换币买东西的僧帽猴也遵守了需求和供给法则：当葡萄的价格下降的时候，它们就多买点葡萄，少买点果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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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虽然他们在潜意识里意识到了这个结论所依赖的假设的局限，经济学家还是非常支持用市场来解决很多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城市中心对交通堵塞的收费问题。2003年，伦敦市长为了减少在街道上堵塞的车辆和减少大气污染，开始向在上午7点到晚上6点半之间驶入市区中心街道的车辆征收堵塞费。这项政策运行得非常好，六个月以后交通量减少了30％7。大部分伦敦市民对这项一开始争议很大的价格机制非常高兴，而市长也因此提高了收费并扩大了计划所覆盖的区域。经济学家们将其视为经济学的胜利。经济学家也喜欢使用市场来决定对稀缺资源的配置，比如说射频频谱、排放温室气体的许可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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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其他人并不一定同意。经济学家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在他的熟人中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调查，询问了中午饭时在拥挤的食堂里是排队站一列队好还是两列好：只有一列长而慢的站队，但每个人付同样的钱；或者有两列站队，其中一列快一点但要多收一些钱。他问到的人中，所有的经济学家都选择两列而所有非经济学家都选择一列。8这就是每天看到的非经济学家所共同认可的观点。在战争时期，政府应该配额供应稀缺的必需品，比如食物、衣服，还有能源，因为要是有钱人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多花些钱多购买些东西就显得不公平。同样地，大部分欧洲人相信医疗服务也应该由政府来配额控制，而不是通过价格手段，虽然这样的想法在每个国家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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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未必是典型的，但是他们是正确的吗？而如果他们有时候正确，那么是何时呢？价格机制的有效性何时可以克服正常的心理，比如对公平的本能和参照水平的影响？这就是和丹尼尔·卡尼曼一起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弗农·史密斯开展的实验经济学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史密斯在他哈佛大学的老师埃德温·张伯伦（Edwin Chamberlin）的指导下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实验经济学研究。张伯伦设计了一个课堂里的博弈游戏，两名学生之间可以买卖虚拟物品。每对学生都会得到一个价格，张伯伦以此证明了传统的竞争均衡模型是失效的。当史密斯也成为一位老师以后，他设计了一组买家和一组卖家的实验，而两组之间要靠喊价来决定他们愿意按什么价格进行交易——也就是在旧式的开放式的喊价金融和商品市场中所使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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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他感到奇怪的是，他发现在这个更实际的实验里，交易的价格很快就趋近于理论上的竞争均衡点。以此为起点，史密斯和其他人做了另外一些实验，最后都证明市场确实产生了经济学理论所预测的结果。通过一系列试错的方法，人们的行为与非现实的理论所预测的结果一致。以此为出发点，史密斯制订了一项非常有影响力的研究计划，在实验室里用实验来设计一个市场，从而观察人们是如何应对不同的制度而进行不同决定的。就如同他所描述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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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室里能研究的东西就是你平时无法研究的。你看，计量经济学只能帮你研究是什么的问题，因为现存的系统决定了经济学理论所应用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的输入数据。而你在实验室里可以做的就是考虑完全不同的安排、全新的制度、全新的市场类型，这些都是你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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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计划在公共政策领域已经变得非常知名和有影响力。一些政府雇用了经济学家来设计市场以达到各种具体目的：销售政府债券、减少碳排放、有效地缓解交通堵塞、拍卖无线频谱等。英国政府在2002年通过拍卖无线频谱给移动电话公司赚了220亿英镑，就是好的经济学家完成这些任务的一个例证。以前，官员们会决定哪些公司可以早一点获得频谱，但是这样政府就没钱赚。史密斯和其他经济学家，如查尔斯·普洛特，在政策制定者实施改革以前就在实验室里对市场进行了测试，而现在，这样的实验经济学已经被广泛地接受了，尽管并没有按照最好的预想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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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实验工作的方法与前面说过的心理学实验有很大的不同。心理学实验发掘了人类行为和理性选择之间的差异，史密斯的实验目的是要找出引导人们一致行动（似乎是理性选择）的制度结构。在很多种类的制度或者市场结构下，自我调控的人们之间的互动行为确实可以得出与传统经济理论所预测的竞争性均衡一样的结果。数以百计的实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在拍卖市场中。原因是市场会把人们所需要的达到均衡点的信息经济化：人们对价格和数量的汇合包含了大量本身不能透露或者理解的私人信息。这就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即一种由个人动机和决策的复杂性而产生的神秘的次序，第七章会讲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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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重要的一点是心理学理论并不一定就宣布了强有力的经济学分析工具的死刑，而是把他们带到了一个新的领域之中。政策结论认为人们是在仓促和感性中做出决定，而不是在理性和谨慎中做出的。而且，政策结论不是专家应该为别人做决定，也不是专家把这些选项设定好呈现给大家，而是建议了一种考虑到正常决策行为的能够设计出市场制度的政策。当然这也只是一种设想，但是至少可以让自由意志主义的支持者能觉得舒服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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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两项研究，无论是行为经济学还是实验经济学，都缺少统一的框架。虽然研究已经找到了偏离理性选择的一般行为，我们还是不能提供一个何时感性能战胜理智或者理智战胜感性的理论，抑或反之。试错法也未必能引导人们达到理性市场均衡点的结果，这要通过实验室的实验才能得到。但是，从一些最近的神经经济学中得到的线索正陆续呈现在我们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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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大脑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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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缺少自我意识并经常事后才知道应该进行理性决定，所以应用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科林·凯莫勒描述了一个胼胝体（衔接大脑两个半球）受到严重伤害的病人的实验。他们的左眼看着屏幕，上面的指示是让他们挥手——这个指示在他们右脑中进行处理。当病人被问起为什么他们要挥手的时候，左边的大脑（语言区）就要想出一个理由：“我看见我认识的人。”这是一个小矮人谬误的典型示范，也就是我们思想中有小人在管理所有的事情。凯莫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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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大脑就像一个有新闻秘书的猴子的大脑。这个新闻秘书总是会给出很明显是自我意识的解释，而这个事实意味着我们对自我意识的执着是虚幻的，是要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的。就如同他们在神经科学中所说的：“别问那个人，问他的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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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闻秘书就是大脑皮层，人类大脑的特殊部分，唯一一个可以像理性经济人一样推理问题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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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莫勒是一位将大脑科学应用到经济学的最主要的研究人员，他使用了进行决策时对大脑活动扫描得来的证据进行研究。关于可能是非理性但是看起来是理性的决策何时出现的解释渐趋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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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广泛接受的结论是理性或者非理性的决策取决于大脑的前额皮层，或者脑岛叶中的活动量（Cohen，2005）。粗略地说，前者是前上方大脑，就是在前额的后面，是最近才进化的部分；后者是很小的、久已形成的大脑中间的部分。举例来说，在人们进行最后通牒博弈时，大脑活动的图片显示，当第二个参与者的前岛叶（与负面感情相关，比如反感或是痛苦）的活动比皮层中多的时候，第一个参与者提出的条件更有可能被拒绝。大脑的活动在条件被另外一个参与者提出的时候要比被计算机提出的时候显得更剧烈。图像证据显示岛叶和大脑边缘系统的其他部分一起管理着对即刻的回报或者损失的回应，而前额皮层则参与了对未来盈利的估计。皮层与自我控制和推理相关。按照普林斯顿心理学家约翰森·科恩（Jonathan Cohen）的说法：“前额皮层活动与功利决策有关（通常在面临厌恶的感情反应时会做出功利决策），在经济决策研究中，前额的活动是和在代价和不耐心面前做出更有利的选择相联系的。”理性经济人就是只有前额皮层而没有岛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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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在皮层中的决策是经济推理的核心部分。这些证据显示了抽象认知推理和对未来的态度之间的联系（见Frederick，2005）。考虑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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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球棒和一个球总共价值1.10美元。球棒比球贵1美元。问球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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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觉的回答是10美分（正确的回答是5美分）。按照人们做对这类题目的数目来排名，可以把他们分成在认知推理上得到高分和得到低分两类。高分者更有可能选择未来高期望值的投资而不是即刻低期望值的投资。他们比低分者更愿意承担风险，但是也不情愿为了避免损失而承担风险。简单来说，高分者比一般人更像是传统的理性效用最大化者，就如同我们前面说到的心理学实验所得到的结果一样；前景理论对低分者最适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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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愿意把这些图像和认知结果作为证据来解释更强的认知能力和经济学家的演化和发展。但是我们还是等一下，先把人分成两种类型，要么是瓦肯人要么是普通人，也就是说，要么是传统的理性效用最大化者，要么是前景理论的囚徒。就在每个人按照这样两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决策的时候，我们对总体结果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市场何时（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得到一个传统经济理论所预测的有效均衡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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