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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能的回答是即使理性经济人属于少数人，市场结果最终也会符合理性选择理论，因为一个人的选择会鼓励另外一个人选择抵消的或是反向的行为（Fehr and Tyran，2005）。这就是所谓的“策略替代”。很多市场确实如此，所以经济人主导了结果，即使他们只是少数。如果我的行为促使你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是“策略互补”，这样会把一小撮人的不理性行为放大，与理性结果相去甚远。一个明显的例子出现在资产市场——一个广泛应用行为经济学的领域（见Shiller，2000）。即使史波克是唯一的理性投资者，并且计算出某一个投资项目的期望损失很高，如果市场中所有非理性的笨蛋都觉得价格会上升，他就会忽略他的计算所依赖的市场基础。理由就是回报的一部分是该资产的转卖价格，所以非理性多数人的看法使理性人（或瓦肯人）也变得非理性。事实上，资产价格的泡沫只要有一小撮非理性的交易人这样做就会出现。科林·凯莫勒认为策略互补在一个结果未知的市场中更容易站得住脚，就像金融市场，今天的资产价格全都依赖于所有未来的价格（Camerer et a1.，2005；Camerer and Fehr，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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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确实是这样，这个假设就提供了一个分辨两种状况的方法。一种状况是，政策应该假设自我决策的人会做出非理性或者非效用最大化的选择，那么这就需要一点仁慈的家长式作风的政策。另一种状况是，一个设计合理的市场能为一些高认知得分者提供正确的引导，使他们用前额皮层进行理性思考，从而确保理性结果能在市场中占上风。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做的只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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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与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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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启蒙运动哲学家大卫·休谟很早就意识到了有缺陷的人在制定好的公共政策时会困难重重。他在《人性论》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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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什么都可以拿来辩论，每个正在学习的人都会有不同的意见。我们的争论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小的问题……争论会升级，就好比所有的事情都不确定一样，而这些争论会非常激烈，就好比所有的事情都十分确定一样。在这些争论中，并不是最有道理的人占上风，而是最会说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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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不是关于模式设定的说法，又能是什么呢？按照大卫·休谟的说法，理性的结论在公共辩论的时候就“很缥缈，好比晚上的幽灵”。同样地，他写到推理一定要靠热情来推动：我们如果不关心其他人，或者没有正义感、公平感，就不会对公共政策感兴趣。缺少理性的思考在社会中十分普遍，核磁共振实验显示至少有一类人是幻想型的乐天派——我们把他们称为创业者，他们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就是对完全未知的未来承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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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大脑的一个部分——前额皮层，确实是按照传统经济理论所预测的那样来做决策。丹尼尔·卡尼曼认为，当人们在那种认知系统下行事时，经济学确实是那种模拟人们如何思考的模型，这涉及计算和努力思考。但是大部分时间，人们不动脑子，而是按直觉行事。大脑的推理部分是理性的，但是大脑的其他部分，比如岛叶，所做的决策就和印象及感情有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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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从心理学、实验室里的实验以及大脑科学中得到的证据并没有推翻传统经济学的全部。相反，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在很多情况下，其中有一些是相当情绪化的，理性最大化行为在市场中的应用得到了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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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时候心理学结果确实很清楚地表明我们需要改进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行为金融学可能是经济学中唯一对此非常热心的领域，总之，你只需看看金融市场就能知道感性和理性的相对重要性了。经济学中还有其他领域可以应用到行为概念，尤其在消费者的财务决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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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想要把心理学现实融进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来说，一个最基本的困难就是没有统一的心理学理论。拥有这样一套理论一直是经济学强大分析能力的源泉，也不应该轻易放弃。所以即使是从行为经济学中得到的模型既实用又令人激动，他们也仍未能建立起概括性的新理论。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把人的真实决策行为概括成前景理论，但这是一个对一系列描述型常态（人们关心的是财富的变化，而不是财富的多少；对这些变化的参照点通常是现状，但是也可以是别的；人们总是厌恶损失；人们对两个方向的变化的敏感度都是边际递减的）的笼统概括，而不是从一组逻辑上一致的公理中推导出来的理论。而且前景理论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适用。我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可能是一群奇怪的少数人，还是像传统的经济人一样行事。就像丹尼尔·卡尼曼在一篇文章中（Kahneman，2003b）写道：“现在看来，经济学和心理学之间的鸿沟已经永久性地缩小了，但是还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现经济学和心理学可以共享的人类行为理论。”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也指出这是因为心理学只是告知个人选择，而经济学则是关心由这些个人选择叠加而得到的整体结果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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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难题上，我要把这个结尾留给聪明的数学家波努瓦·芒德勃罗（Benoit Mandelbrot）。他现在关心的是理解金融市场（BBC作者访谈，《分析》，2004年12月2日），“人们都希望有序的生活，但人们都生活在无序之中”。现在，我们还是不得不接受小的概念，而不是宏大的统一的理论。不过倒也不要紧，因为就像我在绪论里强调的那样，还有消费者和企业的很多决策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心理学无法给绝对传统的经济学方法的解释或预测能力带来任何新的价值。主流经济学强大而统一的理论冒犯了那些认为理性假设在心理学上不现实的人，但是这个理论却运用得非常好，只是在我们预测未来时需要加一些心理学家的想法以供参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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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的经济学（第二版） 第六章 信息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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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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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普通人很难理解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诸如效用最大化、完全信息下的理性个体决策。前面两章研究了效用最大化和理性假设：其中的部分内容是经济学的基础，同时，经济学家自身也在这两方面突破了新古典模型的约束。本章研究的则是第三个方面——信息假设。这一章将会探讨信息对不同背景下经济分析的重要性，随后，对这些不同的背景进行概括以理解作为一种协调社会的机制——市场——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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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关于效用最大化和理性的辩论一样，关于信息的辩论也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但是它在战后被大学里盛行的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淹没了。1945年哈耶克在其经典著作《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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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种方法总是习惯性地忽略我们必须面对的现象，那么这种方法必然有问题。这种现象就是：无法避免的人们知识的不完善性，以及随之而来的知识被不断需求和获取的过程。任何一种方法，比如说含有很多联立方程的数理经济学，事实上是从假设人们的知识与客观事实相符开始的。但这样的方法却系统性地把我们想要解释的主要任务排除在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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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有很多研究人员从新古典经济学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并且由衷地同意以上的说法，从而带来了20世纪80年代关于信息经济学的大量研究文献。这些文献有很多分支。从表面上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海军上将约翰·波因德克斯特（John Poindexter）之间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斯蒂格利茨教授是一个典型的自由知识分子，留着胡子，戴着眼镜，花了大半辈子时间研究怎样才能使穷人脱贫。他于1943年出生在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在其诺贝尔经济学奖自传中，他写到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包括保罗·萨缪尔森）都是在加里长大的，并且评论说：“确实，贫困、歧视，还有大规模的失业只能震撼一个求知的年轻人，为什么这些会存在，我们又如何摆脱它们。”似乎很多在童年就经历了不完善市场的人走上了经济学之路。斯蒂格利茨把他的母亲和父亲分别描述为罗斯福新政和杰弗逊式的民主党，并且明显地对和他一起成长起来的价值观表示了敬重和支持。1年轻的斯蒂格利茨是一名激进主义者，在他所就读的自由艺术学院——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发起了废除兄弟会的运动，并参加了争取民权的游行。1969年在肯尼亚的一段研究经历激发了他对理解公共物品和市场失灵的兴趣，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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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尼亚的一段时间是我发展信息经济学的最关键时期。我一直都在想为什么。我想可能一部分原因是，我看到了一个和自己成长的地方完全不同的经济，它帮助我升华了这个想法，即每个人在自己成长的环境里，把很多事情都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也不会问为什么这些事情会这样或者那样。当我研究发展时，我被迫用第一原理来认真考虑各种事情。如果我所成长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佃农，那我可能就会接受这个事实。实际上，佃农似乎是一种特殊的制度，因为它似乎强烈地减弱了工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因为他们通常要把所赚来的两美元中的一美元向地主交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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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仍然与公共政策打着交道。在20世纪80年代，他作为一个专家证人代表塞内卡族印第安人（Seneca Indians）出现在纽约州北部的法庭上，他也参与了阻止里根政府出售境外石油许可证的诉讼。1992年，他加入了克林顿的经济顾问团。随后他成为在世界银行里敢于直言而饱受争议的首席经济学家，在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与另外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y Summers）代表的美国财政部针锋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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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上将约翰·波因德克斯特是另一位印第安纳州的经济学家，但是除此之外，他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正好是两个极端。1958年，这个职业公务员以第一名的成绩从美国海军学院毕业；1964年，他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了核物理博士学位，随后开始了一段光荣的海军生涯；1981年他加入里根政府，1985~1986年任职国家安全顾问。在里根时期，他因为在“伊朗门”事件中的表现而臭名远扬（获刑6个月，随后获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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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在发生这种事情以后大概会远离是非，但是波因德克斯特在私营企业界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重新浮出水面，成为DARPA的信息识别办公室（Information Awareness Office）的主任。3这个办公室的任务是发掘信息中的国防价值，这就使奥威尔（Owrellian）式的词典中加入了一个新的词条“全体信息识别”（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在“9·11”以后，这个办公室成立了一个在线的实验性市场，用来交易比如恐怖袭击事件的期货合约。政策分析市场的目的是促使专家通过他们的竞价来披露他们对恐怖袭击或者诸如抓住本·拉登等其他事件的概率估计，并且把这些市场中的价格作为一个比较好的整体信息来源，以此推断以后的发展。不可避免的是，关于在恐怖主义事件上进行赌博的事情，政治上有很多反对意见——可能恐怖分子他们自己可以从其内部信息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呢？这个实验马上被终止了，波因德克斯特也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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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的经济学教授和保守的军人之间的联系，可能就是他们对信息在决策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是对市场如何传达信息拥有共同的兴趣。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斯蒂格利茨是获得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人小组中最著名的一位。20世纪70年代，他与乔治·阿克洛夫、迈克尔·斯宾塞一起开创了信息在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中的作用模型，并进行了实验。这个模型研究了信息的可获得性、信息如何左右人们的决策，还有最为关键的是市场是否或者何时会传递个人和社会都期望的结果。人们总是能获取不同的信息或者对信息的可靠性不能确定，即所谓的信息不对称，并形成相应的决策。他们的行为可能是要分享信息，也就是所谓的发信号。或者这种不对称也会影响他们的行为，使他们得不到很满意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逆向选择。从更广泛的市场和社会角度来看，不对称信息也可能使人们做出不受欢迎的行为，从而导致道德风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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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信息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公共物品。一个人不可能独占信息（信息是非竞争性的，或者是可以无穷扩散的），一个人知道的信息可以溢出给其他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非排他性）。这些特性被托马斯·杰弗逊用最文雅的方式提出了著名的表述：“他从我这里拿去一个主意，但是我没有受到损失，他用我的蜡烛点燃他自己的蜡烛，我也并没有因此陷入黑暗。”回忆一下第三章中经济增长理论提到的知识溢出的重要性——知识这个词语在那一章里表示信息，帮助我们理解创新。即使有可能阻止别人获得信息，也不可能有效地阻止信息在社会上传播。而且，在获得信息以前是无法对这份信息的质量进行估计的，所以信任和名誉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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