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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他感到奇怪的是，他发现在这个更实际的实验里，交易的价格很快就趋近于理论上的竞争均衡点。以此为起点，史密斯和其他人做了另外一些实验，最后都证明市场确实产生了经济学理论所预测的结果。通过一系列试错的方法，人们的行为与非现实的理论所预测的结果一致。以此为出发点，史密斯制订了一项非常有影响力的研究计划，在实验室里用实验来设计一个市场，从而观察人们是如何应对不同的制度而进行不同决定的。就如同他所描述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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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室里能研究的东西就是你平时无法研究的。你看，计量经济学只能帮你研究是什么的问题，因为现存的系统决定了经济学理论所应用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的输入数据。而你在实验室里可以做的就是考虑完全不同的安排、全新的制度、全新的市场类型，这些都是你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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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计划在公共政策领域已经变得非常知名和有影响力。一些政府雇用了经济学家来设计市场以达到各种具体目的：销售政府债券、减少碳排放、有效地缓解交通堵塞、拍卖无线频谱等。英国政府在2002年通过拍卖无线频谱给移动电话公司赚了220亿英镑，就是好的经济学家完成这些任务的一个例证。以前，官员们会决定哪些公司可以早一点获得频谱，但是这样政府就没钱赚。史密斯和其他经济学家，如查尔斯·普洛特，在政策制定者实施改革以前就在实验室里对市场进行了测试，而现在，这样的实验经济学已经被广泛地接受了，尽管并没有按照最好的预想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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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实验工作的方法与前面说过的心理学实验有很大的不同。心理学实验发掘了人类行为和理性选择之间的差异，史密斯的实验目的是要找出引导人们一致行动（似乎是理性选择）的制度结构。在很多种类的制度或者市场结构下，自我调控的人们之间的互动行为确实可以得出与传统经济理论所预测的竞争性均衡一样的结果。数以百计的实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在拍卖市场中。原因是市场会把人们所需要的达到均衡点的信息经济化：人们对价格和数量的汇合包含了大量本身不能透露或者理解的私人信息。这就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即一种由个人动机和决策的复杂性而产生的神秘的次序，第七章会讲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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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重要的一点是心理学理论并不一定就宣布了强有力的经济学分析工具的死刑，而是把他们带到了一个新的领域之中。政策结论认为人们是在仓促和感性中做出决定，而不是在理性和谨慎中做出的。而且，政策结论不是专家应该为别人做决定，也不是专家把这些选项设定好呈现给大家，而是建议了一种考虑到正常决策行为的能够设计出市场制度的政策。当然这也只是一种设想，但是至少可以让自由意志主义的支持者能觉得舒服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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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两项研究，无论是行为经济学还是实验经济学，都缺少统一的框架。虽然研究已经找到了偏离理性选择的一般行为，我们还是不能提供一个何时感性能战胜理智或者理智战胜感性的理论，抑或反之。试错法也未必能引导人们达到理性市场均衡点的结果，这要通过实验室的实验才能得到。但是，从一些最近的神经经济学中得到的线索正陆续呈现在我们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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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大脑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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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缺少自我意识并经常事后才知道应该进行理性决定，所以应用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科林·凯莫勒描述了一个胼胝体（衔接大脑两个半球）受到严重伤害的病人的实验。他们的左眼看着屏幕，上面的指示是让他们挥手——这个指示在他们右脑中进行处理。当病人被问起为什么他们要挥手的时候，左边的大脑（语言区）就要想出一个理由：“我看见我认识的人。”这是一个小矮人谬误的典型示范，也就是我们思想中有小人在管理所有的事情。凯莫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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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大脑就像一个有新闻秘书的猴子的大脑。这个新闻秘书总是会给出很明显是自我意识的解释，而这个事实意味着我们对自我意识的执着是虚幻的，是要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的。就如同他们在神经科学中所说的：“别问那个人，问他的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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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闻秘书就是大脑皮层，人类大脑的特殊部分，唯一一个可以像理性经济人一样推理问题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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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莫勒是一位将大脑科学应用到经济学的最主要的研究人员，他使用了进行决策时对大脑活动扫描得来的证据进行研究。关于可能是非理性但是看起来是理性的决策何时出现的解释渐趋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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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广泛接受的结论是理性或者非理性的决策取决于大脑的前额皮层，或者脑岛叶中的活动量（Cohen，2005）。粗略地说，前者是前上方大脑，就是在前额的后面，是最近才进化的部分；后者是很小的、久已形成的大脑中间的部分。举例来说，在人们进行最后通牒博弈时，大脑活动的图片显示，当第二个参与者的前岛叶（与负面感情相关，比如反感或是痛苦）的活动比皮层中多的时候，第一个参与者提出的条件更有可能被拒绝。大脑的活动在条件被另外一个参与者提出的时候要比被计算机提出的时候显得更剧烈。图像证据显示岛叶和大脑边缘系统的其他部分一起管理着对即刻的回报或者损失的回应，而前额皮层则参与了对未来盈利的估计。皮层与自我控制和推理相关。按照普林斯顿心理学家约翰森·科恩（Jonathan Cohen）的说法：“前额皮层活动与功利决策有关（通常在面临厌恶的感情反应时会做出功利决策），在经济决策研究中，前额的活动是和在代价和不耐心面前做出更有利的选择相联系的。”理性经济人就是只有前额皮层而没有岛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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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在皮层中的决策是经济推理的核心部分。这些证据显示了抽象认知推理和对未来的态度之间的联系（见Frederick，2005）。考虑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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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球棒和一个球总共价值1.10美元。球棒比球贵1美元。问球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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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觉的回答是10美分（正确的回答是5美分）。按照人们做对这类题目的数目来排名，可以把他们分成在认知推理上得到高分和得到低分两类。高分者更有可能选择未来高期望值的投资而不是即刻低期望值的投资。他们比低分者更愿意承担风险，但是也不情愿为了避免损失而承担风险。简单来说，高分者比一般人更像是传统的理性效用最大化者，就如同我们前面说到的心理学实验所得到的结果一样；前景理论对低分者最适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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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愿意把这些图像和认知结果作为证据来解释更强的认知能力和经济学家的演化和发展。但是我们还是等一下，先把人分成两种类型，要么是瓦肯人要么是普通人，也就是说，要么是传统的理性效用最大化者，要么是前景理论的囚徒。就在每个人按照这样两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决策的时候，我们对总体结果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市场何时（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得到一个传统经济理论所预测的有效均衡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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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能的回答是即使理性经济人属于少数人，市场结果最终也会符合理性选择理论，因为一个人的选择会鼓励另外一个人选择抵消的或是反向的行为（Fehr and Tyran，2005）。这就是所谓的“策略替代”。很多市场确实如此，所以经济人主导了结果，即使他们只是少数。如果我的行为促使你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是“策略互补”，这样会把一小撮人的不理性行为放大，与理性结果相去甚远。一个明显的例子出现在资产市场——一个广泛应用行为经济学的领域（见Shiller，2000）。即使史波克是唯一的理性投资者，并且计算出某一个投资项目的期望损失很高，如果市场中所有非理性的笨蛋都觉得价格会上升，他就会忽略他的计算所依赖的市场基础。理由就是回报的一部分是该资产的转卖价格，所以非理性多数人的看法使理性人（或瓦肯人）也变得非理性。事实上，资产价格的泡沫只要有一小撮非理性的交易人这样做就会出现。科林·凯莫勒认为策略互补在一个结果未知的市场中更容易站得住脚，就像金融市场，今天的资产价格全都依赖于所有未来的价格（Camerer et a1.，2005；Camerer and Fehr，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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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确实是这样，这个假设就提供了一个分辨两种状况的方法。一种状况是，政策应该假设自我决策的人会做出非理性或者非效用最大化的选择，那么这就需要一点仁慈的家长式作风的政策。另一种状况是，一个设计合理的市场能为一些高认知得分者提供正确的引导，使他们用前额皮层进行理性思考，从而确保理性结果能在市场中占上风。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做的只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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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与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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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启蒙运动哲学家大卫·休谟很早就意识到了有缺陷的人在制定好的公共政策时会困难重重。他在《人性论》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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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什么都可以拿来辩论，每个正在学习的人都会有不同的意见。我们的争论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小的问题……争论会升级，就好比所有的事情都不确定一样，而这些争论会非常激烈，就好比所有的事情都十分确定一样。在这些争论中，并不是最有道理的人占上风，而是最会说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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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不是关于模式设定的说法，又能是什么呢？按照大卫·休谟的说法，理性的结论在公共辩论的时候就“很缥缈，好比晚上的幽灵”。同样地，他写到推理一定要靠热情来推动：我们如果不关心其他人，或者没有正义感、公平感，就不会对公共政策感兴趣。缺少理性的思考在社会中十分普遍，核磁共振实验显示至少有一类人是幻想型的乐天派——我们把他们称为创业者，他们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就是对完全未知的未来承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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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大脑的一个部分——前额皮层，确实是按照传统经济理论所预测的那样来做决策。丹尼尔·卡尼曼认为，当人们在那种认知系统下行事时，经济学确实是那种模拟人们如何思考的模型，这涉及计算和努力思考。但是大部分时间，人们不动脑子，而是按直觉行事。大脑的推理部分是理性的，但是大脑的其他部分，比如岛叶，所做的决策就和印象及感情有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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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从心理学、实验室里的实验以及大脑科学中得到的证据并没有推翻传统经济学的全部。相反，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在很多情况下，其中有一些是相当情绪化的，理性最大化行为在市场中的应用得到了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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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时候心理学结果确实很清楚地表明我们需要改进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行为金融学可能是经济学中唯一对此非常热心的领域，总之，你只需看看金融市场就能知道感性和理性的相对重要性了。经济学中还有其他领域可以应用到行为概念，尤其在消费者的财务决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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