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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想要把心理学现实融进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来说，一个最基本的困难就是没有统一的心理学理论。拥有这样一套理论一直是经济学强大分析能力的源泉，也不应该轻易放弃。所以即使是从行为经济学中得到的模型既实用又令人激动，他们也仍未能建立起概括性的新理论。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把人的真实决策行为概括成前景理论，但这是一个对一系列描述型常态（人们关心的是财富的变化，而不是财富的多少；对这些变化的参照点通常是现状，但是也可以是别的；人们总是厌恶损失；人们对两个方向的变化的敏感度都是边际递减的）的笼统概括，而不是从一组逻辑上一致的公理中推导出来的理论。而且前景理论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适用。我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可能是一群奇怪的少数人，还是像传统的经济人一样行事。就像丹尼尔·卡尼曼在一篇文章中（Kahneman，2003b）写道：“现在看来，经济学和心理学之间的鸿沟已经永久性地缩小了，但是还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现经济学和心理学可以共享的人类行为理论。”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也指出这是因为心理学只是告知个人选择，而经济学则是关心由这些个人选择叠加而得到的整体结果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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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难题上，我要把这个结尾留给聪明的数学家波努瓦·芒德勃罗（Benoit Mandelbrot）。他现在关心的是理解金融市场（BBC作者访谈，《分析》，2004年12月2日），“人们都希望有序的生活，但人们都生活在无序之中”。现在，我们还是不得不接受小的概念，而不是宏大的统一的理论。不过倒也不要紧，因为就像我在绪论里强调的那样，还有消费者和企业的很多决策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心理学无法给绝对传统的经济学方法的解释或预测能力带来任何新的价值。主流经济学强大而统一的理论冒犯了那些认为理性假设在心理学上不现实的人，但是这个理论却运用得非常好，只是在我们预测未来时需要加一些心理学家的想法以供参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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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的经济学（第二版） 第六章 信息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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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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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普通人很难理解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诸如效用最大化、完全信息下的理性个体决策。前面两章研究了效用最大化和理性假设：其中的部分内容是经济学的基础，同时，经济学家自身也在这两方面突破了新古典模型的约束。本章研究的则是第三个方面——信息假设。这一章将会探讨信息对不同背景下经济分析的重要性，随后，对这些不同的背景进行概括以理解作为一种协调社会的机制——市场——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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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关于效用最大化和理性的辩论一样，关于信息的辩论也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但是它在战后被大学里盛行的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淹没了。1945年哈耶克在其经典著作《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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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种方法总是习惯性地忽略我们必须面对的现象，那么这种方法必然有问题。这种现象就是：无法避免的人们知识的不完善性，以及随之而来的知识被不断需求和获取的过程。任何一种方法，比如说含有很多联立方程的数理经济学，事实上是从假设人们的知识与客观事实相符开始的。但这样的方法却系统性地把我们想要解释的主要任务排除在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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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有很多研究人员从新古典经济学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并且由衷地同意以上的说法，从而带来了20世纪80年代关于信息经济学的大量研究文献。这些文献有很多分支。从表面上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海军上将约翰·波因德克斯特（John Poindexter）之间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斯蒂格利茨教授是一个典型的自由知识分子，留着胡子，戴着眼镜，花了大半辈子时间研究怎样才能使穷人脱贫。他于1943年出生在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在其诺贝尔经济学奖自传中，他写到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包括保罗·萨缪尔森）都是在加里长大的，并且评论说：“确实，贫困、歧视，还有大规模的失业只能震撼一个求知的年轻人，为什么这些会存在，我们又如何摆脱它们。”似乎很多在童年就经历了不完善市场的人走上了经济学之路。斯蒂格利茨把他的母亲和父亲分别描述为罗斯福新政和杰弗逊式的民主党，并且明显地对和他一起成长起来的价值观表示了敬重和支持。1年轻的斯蒂格利茨是一名激进主义者，在他所就读的自由艺术学院——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发起了废除兄弟会的运动，并参加了争取民权的游行。1969年在肯尼亚的一段研究经历激发了他对理解公共物品和市场失灵的兴趣，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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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尼亚的一段时间是我发展信息经济学的最关键时期。我一直都在想为什么。我想可能一部分原因是，我看到了一个和自己成长的地方完全不同的经济，它帮助我升华了这个想法，即每个人在自己成长的环境里，把很多事情都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也不会问为什么这些事情会这样或者那样。当我研究发展时，我被迫用第一原理来认真考虑各种事情。如果我所成长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佃农，那我可能就会接受这个事实。实际上，佃农似乎是一种特殊的制度，因为它似乎强烈地减弱了工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因为他们通常要把所赚来的两美元中的一美元向地主交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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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仍然与公共政策打着交道。在20世纪80年代，他作为一个专家证人代表塞内卡族印第安人（Seneca Indians）出现在纽约州北部的法庭上，他也参与了阻止里根政府出售境外石油许可证的诉讼。1992年，他加入了克林顿的经济顾问团。随后他成为在世界银行里敢于直言而饱受争议的首席经济学家，在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与另外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y Summers）代表的美国财政部针锋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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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上将约翰·波因德克斯特是另一位印第安纳州的经济学家，但是除此之外，他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正好是两个极端。1958年，这个职业公务员以第一名的成绩从美国海军学院毕业；1964年，他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了核物理博士学位，随后开始了一段光荣的海军生涯；1981年他加入里根政府，1985~1986年任职国家安全顾问。在里根时期，他因为在“伊朗门”事件中的表现而臭名远扬（获刑6个月，随后获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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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在发生这种事情以后大概会远离是非，但是波因德克斯特在私营企业界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重新浮出水面，成为DARPA的信息识别办公室（Information Awareness Office）的主任。3这个办公室的任务是发掘信息中的国防价值，这就使奥威尔（Owrellian）式的词典中加入了一个新的词条“全体信息识别”（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在“9·11”以后，这个办公室成立了一个在线的实验性市场，用来交易比如恐怖袭击事件的期货合约。政策分析市场的目的是促使专家通过他们的竞价来披露他们对恐怖袭击或者诸如抓住本·拉登等其他事件的概率估计，并且把这些市场中的价格作为一个比较好的整体信息来源，以此推断以后的发展。不可避免的是，关于在恐怖主义事件上进行赌博的事情，政治上有很多反对意见——可能恐怖分子他们自己可以从其内部信息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呢？这个实验马上被终止了，波因德克斯特也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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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的经济学教授和保守的军人之间的联系，可能就是他们对信息在决策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是对市场如何传达信息拥有共同的兴趣。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斯蒂格利茨是获得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人小组中最著名的一位。20世纪70年代，他与乔治·阿克洛夫、迈克尔·斯宾塞一起开创了信息在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中的作用模型，并进行了实验。这个模型研究了信息的可获得性、信息如何左右人们的决策，还有最为关键的是市场是否或者何时会传递个人和社会都期望的结果。人们总是能获取不同的信息或者对信息的可靠性不能确定，即所谓的信息不对称，并形成相应的决策。他们的行为可能是要分享信息，也就是所谓的发信号。或者这种不对称也会影响他们的行为，使他们得不到很满意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逆向选择。从更广泛的市场和社会角度来看，不对称信息也可能使人们做出不受欢迎的行为，从而导致道德风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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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信息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公共物品。一个人不可能独占信息（信息是非竞争性的，或者是可以无穷扩散的），一个人知道的信息可以溢出给其他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非排他性）。这些特性被托马斯·杰弗逊用最文雅的方式提出了著名的表述：“他从我这里拿去一个主意，但是我没有受到损失，他用我的蜡烛点燃他自己的蜡烛，我也并没有因此陷入黑暗。”回忆一下第三章中经济增长理论提到的知识溢出的重要性——知识这个词语在那一章里表示信息，帮助我们理解创新。即使有可能阻止别人获得信息，也不可能有效地阻止信息在社会上传播。而且，在获得信息以前是无法对这份信息的质量进行估计的，所以信任和名誉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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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点都表明，信息所具有的特点意味着市场并不像我们所相信的新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有效。另外，市场显然在综合信息方面做得很好。历史表现证明市场比中央计划能更好地配置资源。就像我们在前一章中看到的，弗农·史密斯的实验证明（设计良好的）市场是如何把个人买卖的决策综合成市场出清的价格和数量的。市场把所有个人需要的信息都经济化，因为这些信息都被包含在价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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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验经济学不同分支的研究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文献。其中的一个分支研究市场机制的设计在诸如环境保护和频谱拍卖等公共政策领域的应用，另一个分支关心的是“信息市场”。以网络为基础的信息市场号称是最好的综合专家信息的地方，包括从选举到恐怖袭击概率的所有信息。一些对信息市场痴迷的人相信他们可以改善所有公共生活中的决策，使重要的公共政策少受技术乌托邦主义的影响，减少对一小撮政治上选出来的专家的依赖。不用说，这个认为决策市场应该替代传统的政治上可靠的建议和海军上将波因德克斯特计划的信息市场一样，非常有争议。很多人觉得在排放权的交易和有限资源的拍卖（比如说无线频谱）等方面使用市场机制会取得很好的效果，但是如果遇到了公共政策这样重要的领域，市场机制也会令人很不满意，或者和大家想象中的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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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信息是市场和政府在经济中发挥作用的关键部分。本章结束时会讨论一些由此而来的辩论，还有这些辩论对于市场的技术和道德局限性又是如何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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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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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哈耶克之后，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怀疑信息并不是简单地像传统的均衡理论所说的那样唾手可得、均衡对称。传统理论的期望结果——竞争市场的存在、稳定、最优化——是建立在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正确的信息基础之上的。而试图推翻这个明显不切实际的假设的一些方法也具有新古典主义精神。一种早期的方法，由诺贝尔奖得主乔治·施蒂格勒于1961年提出，介绍了获取信息是有成本的，是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的。人们会先决定在信息收集上要花费多少，接着会继续收集信息直到额外的信息和额外的努力正好相等时的那一点，然后就停止收集（Stigler，1961）。这种方法介绍了一个仍然保留了新古典主义传统的新的决策边际，即存在一个信息市场，而这个市场有自己的需求和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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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相似的方法于20世纪80年代由研究理性预期基础的经济学家们提出。这些经济学家们认为尽管人们无法获得确定性的信息，也会基于自己已知的信息进行预测，而预测基本会与事实一致。因为如果他们被证明出现了系统化的错误，那么就会对他们的信息数据库进行升级来纠正自己的错误。虽然这使数学模型变得更加复杂，但确实是可行的，而且也保留了均衡理论的精髓。理性预期方法在一段时间内特别有影响力。通过重新激活竞争市场均衡最优化的概念，它给美国和英国当权的保守政府的政策选择中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理论上的推动力。而且，很多经济学研究生对所涉及的高级数学理论很痴迷——我的汉密尔顿函数比你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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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和理性预期这两种方法被证明确实是有效的，但是对斯蒂格利茨以及与他在2001年同获殊荣的同事来说，这两种方法是“托勒密式的”，即类似于托勒密不得不在地球中心说中引入奇怪又复杂的因素，以此来和他所观测到的太阳中心说保持一致（Stiglitz，2004）。批评家认为这两种方法非常好但是要试图保留一个错误的模型。阿克洛夫、斯蒂格利茨和斯宾塞从詹姆斯·莫里斯和威廉·维克里（William Vickrey）的早期研究中获得了灵感。莫里斯曾发出疑问：一个政府应该如何设计税收体系。最佳的模式应该是按照每个人的能力进行收税（当然也按照他们的需要接受公共服务），但是政府并不知道我的能力，而且如果我是个能干活的人，我就会千方百计地掩盖起来而避免缴税。所以税收体系必须使用收入作为能力的估计（Mirrlees，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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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经济学家都是从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所存在的极其不理性和不正常的制度开始研究的。他们甚至问到为什么人们会认同这样一种有缺陷的制度。对斯蒂格利茨来说，这种制度就是佃农制度，租地的农民必须交给地主大部分收成，而不是一个固定的数目，通常是一半或者2/3。这看起来很没有效率，因为相当于对劳动力课了一笔很重的税，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农民努力多生产的主观能动性。但是对工人来说，这是比租金更理想的一种安排，因为即使他有现金支付租金，他也不知道他的收成会怎样，所以佃农和地主共同分担了这个风险。对地主来说，这也比支付工资好，因为他不知道农民会有多努力地工作，尤其是如果支付工资的话，工资和他的努力或者收成都无关。对未来存在着不确定性，对工人的技术和努力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性，在这样的条件下，佃农制度就很理性了。斯蒂格利茨继续说明了同样的信息结构也存在于现代公司中，在不能监视公司管理者是否尽职工作的情况下，公司的所有者必须为公司管理者提供激励，以使其尽职工作（见Stiglitz，2000；Nalebuff and stiglitz在1983年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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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阿克洛夫从一个完全不同的现象开始，指出只有柠檬车（即那些很差的二手车）才会在二手市场上被卖出。如果你想要把自己的性能完备、保养良好的车子卖了，基本上卖不出什么好价钱。在他1970年的论文《柠檬市场》（两次投稿都被编辑退稿，理由是太简单）中，他指出买家和卖家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Akerlof，1970）。只有卖家知道汽车的真实状态，他有足够的理由来骗买家，使对方相信这车比实际情况要好得多，以收取一个更高的价钱。假如有一个可以反映二手车平均质量的价格，它就会比高质量车的价格低，但是比低质量车的价格高，那么卖高质量二手车的人就不会愿意把他们的车放在市场上卖，而低质量车的卖家却会蜂拥而至。换句话说，就是发生了逆向选择，结果越来越多的二手车都是低质量车。最后，整个市场崩溃了，在买家和卖家之间没有成交的价格。阿克洛夫认为像这样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问题可能解释了理论市场均衡中不需要的制度，而在这里，就是诸如二手车的质量保证，或者是车商用来证明自己是可信赖企业而支付的广告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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