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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来源：改编自沃尔弗斯和兹茨维兹（Wolfers and Zitzwitz，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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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些结果的直觉反应就是，事实上，市场就是一个综合性的制度，所以能向我们透露其他人的选择。想象一下你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寻找哪里可以吃饭，多半会选择一个有其他人在里面用餐而不是一个空空如也的饭店。我们也是根据别人的推荐来选择图书；赌马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去实地观察马匹，我们大部分人只是看看概率，读一读报纸上的“马经”而已。市场提供给我们大量别人的判断以便于我们自己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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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市场可以告诉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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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传达的信息取决于它提供的期货合同的形式，这里有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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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家通吃”合同，支付1，美元当且仅当一个特定事件发生时。购买合同的价格就是市场对该事件发生的期望概率。5如果对“布什赢得选举”价值1美元合同的交易价格是84美分，那么市场认为布什赢得选举的概率就是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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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合同，支付一个变动的数目，这个数目取决于变动的结果：比如说，如果布什赢得了54％的选票，布什指数会支付54美分，如果赢得了40％的选票就支付40美分，等等。这种合同的市场价格就是结果的平均期望值。如果你相信他会赢得54％的选票，你就不会支付超过54美分来购买这样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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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差交易”合同，是对截止点进行投标，比如一个候选人是否会赢得超过一定百分比的选票（或者一个足球队会以超过一定点的分数赢得比赛）。这些合同的价格是一样的，比如1美元，而且通常会和输者输掉1美元而赢者收获2美元的打赌相结合。因为这种打赌发生的概率和不发生的概率相当，所以这样的合同揭示的是市场对结果中数的期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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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可以揭示很多信息。比如，如果竞选者赢得了49％、50％、51％、52％等某个特定点的选票，所有“赢家通吃”式选举合同就要支付1美元，这不仅揭示了平均预期，而且揭示了不确定性结果的范围。必须要指出的是，这些把市场价格解释成概率的做法建立在一些简单化的假设基础之上，它们的用处也应该小心谨慎地加以解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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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市场何时运行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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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市场之所以可以进行准确的预测，是因为市场激励人们说实话，并且综合了这些信息。这个理由并不是在合同条款清晰、措辞明确且容易理解的情况下就能成立，还需要合同内容直截了当并易于裁决。所以，比如“在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种开放式的否定事件不能成为交易的合同，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2004年7月以前在伊拉克不会被找到”却是一个可以交易的合同。事实上，要确定一个合适而具体的合同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选举结果的合同看起来已经足够直接了，但是考虑一下2000年的总统大选，到现在为止，关于小布什是否真正赢得了选举仍有疑义。经济学数据可以经常被修改，所以这些合同需要具体指出哪些公开的预计是他们所关心的。Tradesports网站在2004年提供了一个合同，关于阿拉法特是否会在2005年底离开巴勒斯坦。而阿拉法特在2004年底就生病了，于是就爆发了一场关于“离开巴勒斯坦”是否包括了出国看病和客死他乡的辩论［Tradesports裁决说客死他乡也算是离开，但是出国看病不算（见Wol fers and Zitzwitz，20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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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过特定交易透露自己想法是为了赚钱，或者赚取虚拟货币，或者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声誉。似乎很多人只是想证明自己是对的，即使没有经济收益；或者很多人只是喜欢表达从体育到政治的各种意见，所以关于有趣的和重大娱乐价值的事件的合同似乎特别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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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所涉及的事件一定要能够产生不同的意见。如果存在分歧，并且有足够多的人都相信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那么交易就可以存在。与此同时，同样拥有足够信息的人也一定可以有理由表示反对。那些很可能有内幕消息的合同，比如下一任教皇是谁，通常并不是很热门，可能天主教内部会很热情地参与这样的合同，毕竟很少会有其他人觉得自己能比他们拥有更多的信息。虽然信息市场在实践中开展得不错，但是它们在理论中却行不通。因为在理论中，人们应该提防任何愿意和他们交易的人会比他们掌握更多的信息，因为他们应该利用这种意愿作为一种信号来修正自己的利益［这是一个颠倒的赢家之诅咒的版本，赢家之诅咒说的是在拍卖会中赢家一定支付了过多的钱，因为其他不愿意支付那么多钱的人一定有他们合理的理由。格劳乔·马克斯（Groucho Marx）一定对这个理论问题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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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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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很轻松地把我们带到了信息市场非常容易被内部信息操纵的问题上了。这就是有关DARPA“恐怖主义期货”受到争议的一个重要方面：策划下一次袭击的基地组织成员会不会用内部信息在这个市场中牟利呢？于是，参议院民主党领导人汤姆·达施勒（Tom Daschle）认为，这个市场甚至可能产生鼓励恐怖袭击的财政动机。但是，这个市场中的任何大规模的参与行为本身都传达了信息，所以收益的机会稍纵即逝。就像查尔斯·普洛特的实验所揭示的那样，即使是未知的未知——大家都不知道所存在的内部消息——也被市场价格很快地反映出来。换个角度思考，一个愿意损失金钱的操纵者能不能为了误导人们建立在未来预期基础上的决策而操纵市场呢？对此的反驳就是，意图要误导市场的交易会提高其他参与者的收益，而这样会鼓励更多的参与者加入，也就把市场的结果重新维持在适当的水平上。再者，对关于内部人交易信息内容的相似争论也同样适用。虽然现在可能没有足够的证据去准确评价这些抵消的可能性，研究人员想要操纵若干个信息市场的尝试还是都失败了。同样地，当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的支持者想用艾奥瓦电子市场来提高他获胜的市场概率时，其所带来的影响持续了不到24小时（见Wolfers and Zitzwitz，20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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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市场，就像其他资本市场一样，也表露出了一些偏见。虽然市场是有效率的，它们最多提供了小而短暂的机会，让大家从公共的可获得信息或者套利机会中赚钱，但是一些市场肯定产生了泡沫。通常他们会对小概率事件过高估价，这就是所谓的“偏爱大风险赌注”（favorite-1ong-shot）偏见，也就是赌博者会对机会小的赛马（它获胜的很大概率是靠运气）押太多的赌注，而在喜欢的（可能会赢但是不怎么让人兴奋）赛马上押得太少。我必须承认我也是这种偏见的受害者，就像其他英国人一样，我每年都在全国赛马比赛里赌一次马，而我总是选择机会比较小但骑手穿着我喜欢颜色的袜子的赛马。即使经济学家有时也会把理性选择放在一边。这种偏见是一种过高估计小概率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倾向，或者无法判断小和极小之间的区别。这种偏见就如我们看到的在行为经济学中著名的纳西姆·塔勒布投资成功的基础一样（在第五章中讨论过）。在信息市场中，“偏爱大风险赌注”意味着怀有极端意见的人对价格有着不相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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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市场专家贾斯廷·沃尔弗斯（Justin Wolfers）和埃里克·兹茨维兹（Eric Zitzwitz）提出了第三个问题，即我们在对市场结果所揭示的含义进行解读时需要特别谨慎，尤其是更复杂的合同。他们给出了一个2004年初艾奥瓦电子市场合同的例子，这个合同的条件是如果交易方正确预测了谁是民主党候选人，那么在2004年11月的总统选举中，民主党每赢得一个百分点，合同就会支付一美分。这些合同的价格显示，如果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被提名，市场预期他可以在11月赢得54％的选票。数据显示克里50％，而霍华德·迪安（Howard Dean）46％，所以很容易就可以判断民主党当时其实应该多关注艾奥瓦电子市场，选爱德华兹而不是克里，因为他赢的可能性大一些。但是沃尔弗斯和兹茨维兹认为这被过分地解读了。回忆一下这个合同，交易方必须先猜对竞选人。民主党只有选择爱德华兹才有可能让爱德华兹有54％的概率击败共和党候选人，但是民主党更为保守地选择了克里从而关照了共和党人。相关性和因果关系不能混为一谈，将多级或多重合同的结果解读成概率或简单平均数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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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决策机制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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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小心谨慎的同时，我们是否可以用信息市场来预测和决策呢？这就是海军上将波因德克斯特的恐怖主义期货的目的。一些学者对使用信息市场进行大量的政策决策非常痴迷。罗伯特·哈恩和保罗·泰特洛克认为，把预测市场和按照表现付费的合同联合起来的这种方法可以被政府大量使用，从而更有效地达到预期目标，并同时增加政策制定的透明度（Hahn and Tetlock，2005；Tetlock eta1.，2006）。比如，可以提供一个合同，让人们对个人接管社区学校教育三年以后考试分数的提高程度进行“投票”，然后政府可以使用这个市场结果，提供给个人一个三年期的合同，对在考试中提高的每一分支付几百万美元的薪水。哈恩和泰特洛克认为从这样的市场中得到的结果要比官员和教育专家的评估更准确，而且这样的方法可以把公共政策的决策从门里搬到门外。他们写道：“我们真正需要读者做的，是思考政府以往政策的失败，并且开始相信根本的变化会带来一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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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鼓动性的建议带来了更深层次的问题。社会中最好的决策机制是什么？这是一个热门话题。在西方民主国家里，一直都有越来越多的尝试取代传统的投票与授权于专家官员相结合的机制。很多国家现在都有独立的中央银行，在那里由一批非常专业的货币政策专家来决定利率的高低，而不是靠选民的意愿来决定。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的领域开始从专家转向市场，比如说拍卖（政府债券、无线电频谱）、排放交易。哪个是最好的途径，又是在什么条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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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以前，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74）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里就提到过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贝尔注意到，现代经济中越来越复杂的技术和社会关系，把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带回到以前纯政治决策的中心。他写道：“技术和政治决策之间的关系在今后几十年后会变成……一个在公共政策中最重要的问题。”一些决策，或者是其中的某些部分，从技术上讲是正确或者错误的，而这些决策又是如何与参与要求以及民主责任结合起来呢？哈恩和泰特洛克认为周期性选举与这种闭门造车的专家意见的组合并不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他们的证据就是信息市场通常都比专家更能收集、综合并且分享私有信息，而且市场也给了每个人参与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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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证据显示，由诸如专家团的群体所得出的决策通常是有缺陷的。原则上，专家团应该比专家个人要好一些。这似乎是使用市场进行决策和由具备丰富知识的个人进行决策的一个很好的妥协：比前者要缓和，而又比后者更难受到个人风格的影响。专家组中最好的专家可以说服其他人；专家组也可以综合每个人的意见；或者讨论的过程可以引导所有组员得到一个更好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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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现实中的情形是怎样的呢？总的来说，小组决策出来的结果总是让人很失望。在有确定性答案的事件中，小组的表现和普通组员的表现相当，但是没有最好的组员表现得好。讨论的过程是把组员的想法变得互相接近，使他们越来越相信自己是正确的，而这只有在他们一开始的想法接近正确答案时才是有益的。社会对小组决策的压力会进一步压制见解不同但是正确的看法，尤其是被那些在社会中被认为“低级”的组员比如妇女所持有时，低级别的组员在强调那些高级别组员所缺少的信息时会很警惕。而且小组会比个人更多（而不是更少）地显示出我们前一章讨论过的所有的心理学偏见——框架效应、偏好颠倒以及过度自信，所有这些都会因为小组讨论而被放大。就像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所说的：“大部分人在决定小组答案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真理也起了作用，但是却少得多。”另外，一些小组最后变得更加极端化，因为讨论会使组员对他们一开始就有的想法越来越执着。当小组被政治化地划分且形成不同党派的支持者时，这样的情况更为普遍。他们最后无法得出有效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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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这样的问题可以被克服。在知道小组关心的是分享信息以后，组员可以在社会上彼此支持，也就有可能向其他人询问一些没有被分享的信息。可以创建一个机制，就是在每个组中指定一个“魔鬼代言人”，他会对大多数人的意见进行挑战；不记名投票也会有所帮助。如果决策团的成员有不同的背景和专业，那么就可能减少成员之间对名誉的社会竞争。比如说，英国的竞争委员会中评价合并事宜的问讯小组通常由不同专业的人组成——经济学家、律师、会计、退休的政府官员。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多样性小组的研究显示，在性别、人种和年龄等方面差异性大的小组比差异性小的小组更能做出好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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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有研究表明一些小组的表现要比个人组员的表现好得多。一项有趣的研究曾试图评价英国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决策结构（9个人每个月对利率进行投票，从而使通货膨胀率接近长期目标），在一次实验中，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使用了计量经济学模型来设定利率，他们的选择由模型产生的通货膨胀率来评价。在控制通货膨胀接近于长期目标的实验中，小组的表现比最好的个人还要好。似乎关键在于组员是否相信存在一个正确的答案，而如果存在一个正确答案，组员就会更愿意分享信息，并将决策建立在证据而非意见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