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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私有信息的一方对有高级信息的一方所传递的信号的一种选择就是进行筛选——由雇主或者保险公司进行筛选，排除低技能或者高风险的参选人。在保险中的“超出部分”就是这样一个措施，从顾客中选出风险很低的并且愿意自己承担100美元固定损失的人。其他形式的筛选还有很多。比如说，雇主可能要求求职者进行特别的测试和提供推荐人，以筛选掉那些不能干的和夸大其词的人。另外一种常用的方法是，无论何种情形的委托—代理问题，都要监管、证明或者寻找更多的信息。因此，政府对公务员设定了目标，股东要求公司的管理者提供季度报告。另外，动机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信息缺乏的一方可能把薪金与工作表现联系起来，或者提供一个股票期权（或者佃农）的计划；而信息多的一方可以提供一个保证以证明他们在达不到所许诺的目标时会付出高昂的代价。所有这些方法都是对非对称信息的回应，并在表6.1里进行了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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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这些解决选择和动机的方法也有缺点。比如说，传递信号是很昂贵的事情，如果有其他办法，人们可能就不会选择传递信号；监管要耗费资源；设定目标也是一项很麻烦的工作，因为其本身就会扭曲行为——据谣传说，当年苏联电视机厂设定的目标是产出的重量，所以就有人为了完成目标而在电视机里放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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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讨论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市场的价格通常有两个功能。一个功能是综合并传递需求与供给或者相对稀缺性的信息。这是市场经济有效率的关键所在，也是经济学家总是倾向于为自由市场政策摇旗呐喊的原因。另一个功能是传递不能观察到的特性等信息，比如质量、努力程度或者风险。因此，如果价格只能传递这些特性信息而不是资源的相对稀缺性的信息，那么市场可能就不是有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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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不对称的大环境下，人们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我们能不能总结出如何设计出最好的市场呢？有没有比现在各种环境下的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法都更好一些的解决方案呢？这就可以分成两个小问题。哪种方法可以得到最好的结果（哪种方法最佳）？还有这些方法是否就是稳定的、能实现均衡的方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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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提到的知识溢出的背景，在其他领域中考虑信息可以使多重均衡成为可能，而且从一个均衡可以转移到另一个均衡。从A点出发的路径可以影响B点的位置。可能在很多情况下会认为社会或者政府的干预能够提高每个人的福利，至于到底应该进行怎样的干预，要取决于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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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美信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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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开创不完美信息经济学以来的30多年间，对其在特定领域应用的文献不断涌现。在迈克尔·斯宾塞的前导性工作以后，信息在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已经被细致地研究了。在发展经济学中，不完美信息可以解释很多从发达经济体视角来考察的并不恰当的制度，比如说佃农制度、似乎无效的灌溉系统、对渔权的分配或者任何信用市场的缺失。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是，传递信息实在太昂贵因而市场不可能存在。信息经济学的概念也被用来理解广告的特性，在多数情况下，广告是被用来传递广告人的信息，而不是用来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真实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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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学应用的一个特别有影响力的领域是公司组织（见Macho-Stadler and Perez-Castrillo，2001；Williamson，1985）。现代上市公司的核心问题是委托—代理问题，因为公司的经理是代表公司的所有者（股东）来管理公司的，与经理们相比，所有者对公司的运营知之甚少，并且也无法监督经理的行为或者评估他们对利润的贡献。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与管理人员签订的合同里有这么多按照绩效来支付薪金的条款。经理是如何被激励去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他个人的工资最大化的呢？所选择的变量必须是可以被公司以外的人来检测的，也必须是一个不会干扰激励手段的变量。所以曾经很受欢迎的股票期权激励手段，现在就不再受到好评了，因为一些管理人员显然以长期盈利甚至以诚信为代价对短期股票价格进行操纵。现在对管理人员的很多回报计划依赖于一系列的可测变量，其中包括销售和会计利润，并且同时覆盖了中长期和短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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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学也被应用于组织结构的分析中。外包或授权的最好原则是什么？外包的合同应该如何设计才能保证供应商愿意提供质量和成本的最佳组合（而不是减少成本降低质量，或是虚报价格浮夸质量）？这就取决于产品和服务的哪个方面可以被监管。在提供汽车部件或者代扣工资服务中，质量要比在医疗服务和电脑系统中更容易监管。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完美性在一些服务中非常普遍，比如卫生和教育——医生和教师比病人和学生知道得更多，并且医疗和教育的质量至少在几年中都很难被评价。在很多国家，这些服务的购买者多是保险公司或者纳税人，所以多增加了一层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关系，这个问题就更加复杂了。对所有OECD国家来说，对这些问题进行更深一步的经济分析是一个非常紧迫的公共政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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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谈到企业时，信息不对称性也是理解公司组织和产业组织的关键问题。经济学家乔治·贝克尔（George Baker）和托马斯·哈伯德（Thomas Hubbard）在一篇著名的论文里通过相关案例研究了信息对美国卡车行业所有权结构的影响，他们研究的是能对司机进行更严密监管的车载电脑所带来的影响。这些电脑使不开卡车的车主能够更容易地知道卡车司机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他们的驾驶水平，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卡车行业被合并成几个雇佣卡车司机的大型公司，而越来越少地外包给拥有卡车的司机。以前外包的理由是难以监管司机的技术和努力程度，所以就只能更依赖于拥有卡车的司机想要把自己的生意做好的动机（Baker and Hubbard，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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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计算机革命开始大幅度降低信息处理和通信成本以来，一个相关的议题逐渐受到重视，那就是在一个组织中决策的等级化和集中化究竟到什么程度才最合适。如果信息很昂贵，那么集权型科层结构就是最好的组织结构，因为就像一个星形结构的运输系统，这样可以使通信成本最小。如果信息比较廉价，把决策权授予下级、减少层级的数量就比较合适。这就有助于我们去理解管理理论中“减少层级”和“网络组织”在经济上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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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不是很明确信息成本降低和信息技术革命对其他制度的影响，不过，似乎有一点很明确，即公共部门的最佳结构和社会制度都应该有所改变（Coyle，2003）。第八章会重新提到制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与廉价的处理能力对生产力影响的研究相比较，电脑对制度的影响显然还是一块尚未开发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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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和信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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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为止，本章研究了我们对市场能够产生最佳可能经济结果的信心是如何被信息的不完美性所毁掉的。但相矛盾的是，市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传递信息的机制，因为其消化了大量的私有信息，并用单一价格的形式使私有信息成为公共信息。我们并没有假设市场总是能够进行正确的选择，而是假设与诸如咨询专家或者在人群中进行抽样一类的其他机制相比，市场在综合信息方面要更有效——这就是所谓的有效市场假说。这个名字可能很不幸，因为很多人都盯着股票市场嘲笑说：这种能被泡沫、潮流和趋势如此轻易左右的东西竟然还能被称为有效。但是，的确有一些证据能证明，市场在很多情况下真的比其他机制更能综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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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章描述了弗农·史密斯的实验性的市场，奇怪的是，参与这个市场的学生都向理论上的均衡价格靠近。产生于这项前导性工作的研究规划将我们引向了一个非常有建设性的实验经济学领域，这个领域关心的是如何设计最好的市场以达到特定的政策效果。很意外的是，这些特别设计的市场广泛应用于环保政策领域。我说很意外，是因为一个典型的环境学家可能不会同意经济学家思考环境问题的方式。当经济学家询问开展某一政策的机会成本是多少时，那些对环境质量特别热情的人更可能从一个绝对的道德角度出发，而不考虑任何成本问题。环境研究者约恩·伦伯格（Bjorn Lomborg）成为环境保护者的公敌，就因为他出版了《对环境学家的质疑》，书里讨论了实证依据和机会成本等典型的经济学家才会产生质疑的问题。其他经济学家挑战了被大家公认的《京都议定书》中关于温室气体排放指标的规定，他们认为设定温室气体排放指标并非完全是好事，因为减排的机会成本实在太高，还不如将这些减排使用的资源用来进行技术创新或者只是应对环境变化，或许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很多环境学家从哲学角度出发仍然对政府发放“污染许可证”持反对意见。而且，制度通常是环境政策的手段——政府知道如何设立制度；而环保支持者喜欢强硬的规则；甚至工业方面的院外活动者也想知道他们到底处在什么地位，以便尝试对制度进行改造。那么为什么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机制——正如此例中所谓的经济措施——会大量出现在环境保护政策中呢？答案就是信息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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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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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对解决可能的全球变暖和灾难性环境问题的迫切需要，才鼓励了这个领域里的政策实验。不管是什么理由，现在有几个很著名的政府领导的计划和几个涉及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许可的私人交易。其中一个成功完成减排计划的就是从1995年开始强制执行的美国环境保护署提出的酸雨计划。英国在2002年开始了温室气体排放的交易计划，并且超额完成了计划中规定的二氧化碳的减排目标。欧盟在2005年初也开始了一项二氧化碳排放的交易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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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计划是管理和市场相结合的有趣产物。很明显的一点就是这些计划都是政府而不是私营企业开展的项目。外部性的存在——排放二氧化碳的厂商没有支付气候改变的全部社会成本——意味着市场失灵。尽管不存在信息不对称，污染者所使用的燃料价格也并没有包含耗用资源的所有相关信息，所以政府创立了排放交易市场。为强化参与者应履行的职责，政府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包括以适当的法律措施保证合同的履行，强制性参与，以及对自愿参与的厂商实行减税政策加以鼓励。政府也通过对话和协商来确立计划的目标，比如说《京都议定书》中设定了英国和欧盟的二氧化碳排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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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政府框架所构建的所有的市场都是社会制度，而不是抽象的实体。所有的市场都在一个给定的法律、税收和社会责任以及期望的框架中运行。环境市场的关键性不同就是它被认为并被介绍成公共政策的一种手段。即使有大量的外部性存在，由可能的交易带来的激励手段还是得到了一个较好的结果。这里，“较好的结果”意味着有所改进的环境。排放交易中的价格反映了参与者对排放二氧化碳估计的价值，所以也就综合了他们的私有信息，诸如成本、生产方法的机会成本以及所用的资源。在美国环境保护署计划的一次复议中，环境经济学家罗伯特·斯塔文斯总结说，交易计划之所以被广泛接纳（与更高的污染税和更严格的法律正相反），原因之一就是，企业以前对降低污染的成本以及衡量环境和人类健康的改善都不确定。在信息如此复杂的条件下，企业自身无法采取降低污染的措施（Stavins，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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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对环境市场的讨论是为了引出下一个问题，即其他公共政策领域是否也能靠引入市场机制来产生更好的社会结果。答案则要依赖于市场能否具有诱导出私有信息的能力，并且通过市场价格综合并传递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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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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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查尔斯·普洛特进行了许多实验，这些实验不仅涉及允许对资本进行投机的复杂市场，而且包括被少数参与者把持的真实世界状态的私有或者“内部”消息。他发现，很多实验都很快集中到一个理论上的结果，然后在系统被结构变化所“震动”或者颠覆后，又很快汇聚到新的均衡点。即使当存在内部消息而大部分参与者又不知道有“线人”存在时，价格也会很快向真正的均衡点移动。“换句话说，市场几乎很确定地‘知道’所处的状态。”他写道（Plott，2000）。市场综合了所有的信息，即使是私有信息，因为线人从他们的选择中透露了这些信息，然后向所有市场参与者传达了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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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实验结果并没有让你信服，那么请考虑以下的民意测验和一个众所周知的信息市场——艾奥瓦电子交易市场（Iowa Electronic Market，IEM）。这个市场始于1988年（由艾奥瓦大学牵头，获得了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的认可，www.biz.uiowa.edu/iem/），因其为金融期货市场而需要许可证。参与者根据他们对未来的判断而对某个特定的合同出价。艾奥瓦电子交易市场最著名的地方是它交易关于选举结果的合同。在1988年的总统选举中，如果老布什的公众选票每超过迈克尔·杜卡齐斯（Michael Dukakis）一个百分点，它的原始合同就支付2.5美分。它也对最近的选举以及经济决策，比如美联储对利息的决定出售了一系列合同，这些针对每个候选人而交易的全部合同综合反映了对选举结果的市场预期或者期望。艾奥瓦电子交易市场的合同价格不仅成功预测了选举结果，而且证明了它比大规模民意测验的结果还要准确。在选举前一周，艾奥瓦电子交易市场的前一周得票比例的市场预测的平均绝对误差是1.5％，而最后投票前的盖洛普民意测验的平均误差是2.1％（Rbode and Strumpe，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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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奥瓦电子交易市场的不断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参与者，现在已经出现了网上市场，可以预测选举，也可以预测其他政治和时事，或者经济数据、体育结果、科技发展，还有娱乐事件。表6.2列举了很多典型的例子。被交易的合同包括谁会赢得奥斯卡、新影片的票房纪录或者下一次的非农业工资指数中出现的就业率的上升幅度，当然还有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一些公司也实验了网络市场预测，最有名的就是惠普。惠普的研究人员陈其一（Kay-Yut Chen）从查尔斯·普洛特那里获得了建议并建立了一个内部的市场来预测打印机的销售。这个市场大约有12名参与者，所得的回报仅仅是1美元，但是它的预测通常比内部专家的预测准确得多。事实上，证据不得不让人相信，信息市场的预测通常都很准确，而且总是比基于专家意见的预测以及专家预测或民意调查的综合结果要准确（见Wolfers and Zitzwitz对这些证据的全面概括，2006a；也可参见Boyleand Videbeck，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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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 主要信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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