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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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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很轻松地把我们带到了信息市场非常容易被内部信息操纵的问题上了。这就是有关DARPA“恐怖主义期货”受到争议的一个重要方面：策划下一次袭击的基地组织成员会不会用内部信息在这个市场中牟利呢？于是，参议院民主党领导人汤姆·达施勒（Tom Daschle）认为，这个市场甚至可能产生鼓励恐怖袭击的财政动机。但是，这个市场中的任何大规模的参与行为本身都传达了信息，所以收益的机会稍纵即逝。就像查尔斯·普洛特的实验所揭示的那样，即使是未知的未知——大家都不知道所存在的内部消息——也被市场价格很快地反映出来。换个角度思考，一个愿意损失金钱的操纵者能不能为了误导人们建立在未来预期基础上的决策而操纵市场呢？对此的反驳就是，意图要误导市场的交易会提高其他参与者的收益，而这样会鼓励更多的参与者加入，也就把市场的结果重新维持在适当的水平上。再者，对关于内部人交易信息内容的相似争论也同样适用。虽然现在可能没有足够的证据去准确评价这些抵消的可能性，研究人员想要操纵若干个信息市场的尝试还是都失败了。同样地，当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的支持者想用艾奥瓦电子市场来提高他获胜的市场概率时，其所带来的影响持续了不到24小时（见Wolfers and Zitzwitz，20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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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市场，就像其他资本市场一样，也表露出了一些偏见。虽然市场是有效率的，它们最多提供了小而短暂的机会，让大家从公共的可获得信息或者套利机会中赚钱，但是一些市场肯定产生了泡沫。通常他们会对小概率事件过高估价，这就是所谓的“偏爱大风险赌注”（favorite-1ong-shot）偏见，也就是赌博者会对机会小的赛马（它获胜的很大概率是靠运气）押太多的赌注，而在喜欢的（可能会赢但是不怎么让人兴奋）赛马上押得太少。我必须承认我也是这种偏见的受害者，就像其他英国人一样，我每年都在全国赛马比赛里赌一次马，而我总是选择机会比较小但骑手穿着我喜欢颜色的袜子的赛马。即使经济学家有时也会把理性选择放在一边。这种偏见是一种过高估计小概率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倾向，或者无法判断小和极小之间的区别。这种偏见就如我们看到的在行为经济学中著名的纳西姆·塔勒布投资成功的基础一样（在第五章中讨论过）。在信息市场中，“偏爱大风险赌注”意味着怀有极端意见的人对价格有着不相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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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市场专家贾斯廷·沃尔弗斯（Justin Wolfers）和埃里克·兹茨维兹（Eric Zitzwitz）提出了第三个问题，即我们在对市场结果所揭示的含义进行解读时需要特别谨慎，尤其是更复杂的合同。他们给出了一个2004年初艾奥瓦电子市场合同的例子，这个合同的条件是如果交易方正确预测了谁是民主党候选人，那么在2004年11月的总统选举中，民主党每赢得一个百分点，合同就会支付一美分。这些合同的价格显示，如果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被提名，市场预期他可以在11月赢得54％的选票。数据显示克里50％，而霍华德·迪安（Howard Dean）46％，所以很容易就可以判断民主党当时其实应该多关注艾奥瓦电子市场，选爱德华兹而不是克里，因为他赢的可能性大一些。但是沃尔弗斯和兹茨维兹认为这被过分地解读了。回忆一下这个合同，交易方必须先猜对竞选人。民主党只有选择爱德华兹才有可能让爱德华兹有54％的概率击败共和党候选人，但是民主党更为保守地选择了克里从而关照了共和党人。相关性和因果关系不能混为一谈，将多级或多重合同的结果解读成概率或简单平均数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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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决策机制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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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小心谨慎的同时，我们是否可以用信息市场来预测和决策呢？这就是海军上将波因德克斯特的恐怖主义期货的目的。一些学者对使用信息市场进行大量的政策决策非常痴迷。罗伯特·哈恩和保罗·泰特洛克认为，把预测市场和按照表现付费的合同联合起来的这种方法可以被政府大量使用，从而更有效地达到预期目标，并同时增加政策制定的透明度（Hahn and Tetlock，2005；Tetlock eta1.，2006）。比如，可以提供一个合同，让人们对个人接管社区学校教育三年以后考试分数的提高程度进行“投票”，然后政府可以使用这个市场结果，提供给个人一个三年期的合同，对在考试中提高的每一分支付几百万美元的薪水。哈恩和泰特洛克认为从这样的市场中得到的结果要比官员和教育专家的评估更准确，而且这样的方法可以把公共政策的决策从门里搬到门外。他们写道：“我们真正需要读者做的，是思考政府以往政策的失败，并且开始相信根本的变化会带来一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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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鼓动性的建议带来了更深层次的问题。社会中最好的决策机制是什么？这是一个热门话题。在西方民主国家里，一直都有越来越多的尝试取代传统的投票与授权于专家官员相结合的机制。很多国家现在都有独立的中央银行，在那里由一批非常专业的货币政策专家来决定利率的高低，而不是靠选民的意愿来决定。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的领域开始从专家转向市场，比如说拍卖（政府债券、无线电频谱）、排放交易。哪个是最好的途径，又是在什么条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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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以前，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74）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里就提到过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贝尔注意到，现代经济中越来越复杂的技术和社会关系，把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带回到以前纯政治决策的中心。他写道：“技术和政治决策之间的关系在今后几十年后会变成……一个在公共政策中最重要的问题。”一些决策，或者是其中的某些部分，从技术上讲是正确或者错误的，而这些决策又是如何与参与要求以及民主责任结合起来呢？哈恩和泰特洛克认为周期性选举与这种闭门造车的专家意见的组合并不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他们的证据就是信息市场通常都比专家更能收集、综合并且分享私有信息，而且市场也给了每个人参与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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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证据显示，由诸如专家团的群体所得出的决策通常是有缺陷的。原则上，专家团应该比专家个人要好一些。这似乎是使用市场进行决策和由具备丰富知识的个人进行决策的一个很好的妥协：比前者要缓和，而又比后者更难受到个人风格的影响。专家组中最好的专家可以说服其他人；专家组也可以综合每个人的意见；或者讨论的过程可以引导所有组员得到一个更好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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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现实中的情形是怎样的呢？总的来说，小组决策出来的结果总是让人很失望。在有确定性答案的事件中，小组的表现和普通组员的表现相当，但是没有最好的组员表现得好。讨论的过程是把组员的想法变得互相接近，使他们越来越相信自己是正确的，而这只有在他们一开始的想法接近正确答案时才是有益的。社会对小组决策的压力会进一步压制见解不同但是正确的看法，尤其是被那些在社会中被认为“低级”的组员比如妇女所持有时，低级别的组员在强调那些高级别组员所缺少的信息时会很警惕。而且小组会比个人更多（而不是更少）地显示出我们前一章讨论过的所有的心理学偏见——框架效应、偏好颠倒以及过度自信，所有这些都会因为小组讨论而被放大。就像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所说的：“大部分人在决定小组答案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真理也起了作用，但是却少得多。”另外，一些小组最后变得更加极端化，因为讨论会使组员对他们一开始就有的想法越来越执着。当小组被政治化地划分且形成不同党派的支持者时，这样的情况更为普遍。他们最后无法得出有效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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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这样的问题可以被克服。在知道小组关心的是分享信息以后，组员可以在社会上彼此支持，也就有可能向其他人询问一些没有被分享的信息。可以创建一个机制，就是在每个组中指定一个“魔鬼代言人”，他会对大多数人的意见进行挑战；不记名投票也会有所帮助。如果决策团的成员有不同的背景和专业，那么就可能减少成员之间对名誉的社会竞争。比如说，英国的竞争委员会中评价合并事宜的问讯小组通常由不同专业的人组成——经济学家、律师、会计、退休的政府官员。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多样性小组的研究显示，在性别、人种和年龄等方面差异性大的小组比差异性小的小组更能做出好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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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有研究表明一些小组的表现要比个人组员的表现好得多。一项有趣的研究曾试图评价英国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决策结构（9个人每个月对利率进行投票，从而使通货膨胀率接近长期目标），在一次实验中，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使用了计量经济学模型来设定利率，他们的选择由模型产生的通货膨胀率来评价。在控制通货膨胀接近于长期目标的实验中，小组的表现比最好的个人还要好。似乎关键在于组员是否相信存在一个正确的答案，而如果存在一个正确答案，组员就会更愿意分享信息，并将决策建立在证据而非意见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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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寻找的信息是全部人口对某个问题的看法时，意见调查问卷应该比小组更有效，因为问卷能够汇集足够多的人的意见来组成一个有代表性的样本来代表相关的人口整体。选民是怎么看待竞选者的？向极其相似的各选区的足够多的选民进行调查询问，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答案。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就如我们所见到的，信息市场也比意见调查对选举结果的预测准确，因为选民并不总是对问卷调查者说实话。有人会觉得匿名向网站承认向某政党投票会比面对面或者在电话里向一个友好的问卷研究公司的职员承认少些尴尬和唐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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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大型组织（或者“统计小组”，有时候也被这样称呼）的民意调查可能会很难调查出事实的真相。在理论上确实可以证明小组（也就是他们的大多数或者平均的回答）比个人要好，而且大型组织比小型组织要好，而这些只有在每个人都很有可能做出正确回答的情况下才成立。7而如果这个条件不成立，那么即使是大型组织也会出现问题。比如，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进行了一项研究，向所有的教职员工询问宇航飞机的燃油用量是多少，这是一个没有人有相关知识的问题。回答的中位数是20万磅，平均数是5580万磅，正确的答案是400万磅（见Sunstein，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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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存在一个客观上正确的答案，并且能在有限的固定日期知道这个答案的情况下，信息市场才可以发挥最大的作用。但是在最近的波因德克斯特遭遇的政治挫败中有一个重要的教训，那就是关于市场的道德极限的教训。很多DARPA“政策分析市场”（Policy Analysis Market）的批评家都觉得用死亡和破坏来打赌是不道德的。因此，加州理工学院的查尔斯·普洛特认为，“这些市场最终会证明自己的价值，但是你必须非常小心地把结果从实验室里拿出来”（Harford，2003）。“正确”解决政策问题的方案，即在某种意义上是技术最佳或者能够增加社会福利的方案，一定要在政治上能被接受的范围内实行。虽然网络上的技术可以改善经济和社会政策决策的技术质量，但是经济学家也要适当关注决策的政治质量。这一点会在第八章中详细谈到，即研究政治制度和市场制度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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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对信息经济学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理论以及认为存在一个最优（一般意义上的帕累托最优，即在不使其他人福利恶化的条件下，没有人的福利能得到改善）的一般竞争均衡这一观点感到非常高兴。一旦信息不对称得到承认，经济学家就不能自信地认为，竞争市场中社会福利最大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还能通过价格机制有效地渗透到每个角落了。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斯蒂格利茨非常高兴地为政府干预做了非常高品质的——其实是诺贝尔奖品质的注脚，但是他的说法并没有很明确地指出什么样的政府干预是最好的。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国有化保险市场和关闭保险市场都不能解决道德风险问题。事实上，保险业的竞争市场不能提供传统经济理论所宣称的那种有效性，这一事实并不代表其他安排就是最佳的。对这样的问题很可能并没有一个正确的回答：保单上的超出部分或者无索偿优惠（no-claim bonuses）或许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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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市场看起来仍然是最好的发布信息的载体。所以很可能对市场的接触应该被延伸到传统意义上社会或者政府行为所保留的领域中去。虽然信息市场仍然处于实验阶段，还没有被广泛地应用于决策中，但在环保政策领域，市场有潜力来改善结果的观念已经被逐渐接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环境学家都同意对污染许可证或者伐木许可证的交易在道德上可以接受或者是有益的事情。但是越来越多的人确实接受了实践的观点，就是市场会带来更好的环境，而到现在为止所有的证据都站在这些人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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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学的悖论是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意味着市场是有缺陷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市场比其他可以替代的社会制度都更善于分享和传递信息。下一章会先研究市场的这种特性在人类本性和演化中的源头，而第八章则会研究一个建立在这些现实基础之上的经济体如何表现。最近在进化生物学和人类学中取得的进步已经把经济学带到了未来，经济学家重新对以前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产生了兴趣，也就是对把个人选择叠加成社会或综合决策的制度或者文化框架重新关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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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的经济学（第二版） 第三篇 自然、市场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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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前三章，从当前的历史研究、经济地理学和增长理论的视角，讨论了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什么促使经济增长，我们如何消除贫困。这些研究把经济和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也清晰地阐述了增长是一个共同或社会的过程，依赖于人们相互影响的决策。由社会和政治制度形成的、根据其他人的决策而做出的选择所产生的溢出效应，会影响增长率的高低。通过放松或挑战过时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具体假设来在经济学中再次引入人性问题，之前的章节几乎没有对此进行全面探究。这个假设就是效用最大化，效用常常由产出、合理计算和完美的对称信息来决定。总之，快乐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对人性发起了挑战，不仅被经济学家（常常是绝对的）广泛使用，而且也引起了很大一部分心理学家的兴趣。经济人假设开始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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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两章将经济学的社会性与构成社会的个体的人性相结合。其中，第七章讨论了演化经济学理论和复杂性理论，前者主要关注由个体组成的经济体如何使个体改变对彼此和环境的依赖，而后者则从大量的个体决策中，间接地将经济产出描绘成一个有序的新兴体。作为描述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程式化，这两者都可以作为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的替代。这两个理论利用了大量生物科学和人类学的知识，强调了个体间的不同和相互作用。与之相反，很多传统的经济学模型都假设个体是同一的并独立进行决策。第八章将这些生物微观基础合并在一起，讨论了网络、社会资本和制度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这些都是经济学与社会学、政治学重合的领域。这样，本书就衔接成一个圈，围绕的中心问题是增长，智力培训是经济长远发展的基础，斯密和休谟这类哲学家是指路的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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