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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我们拥有的弱关系要比强关系多。有一些人比大部分人更善于社交，社交在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作为枢纽出现，他们的关系数量比人们平均的社会关系要多出很多。4而且，对拥有一定数量社会关系的人来说，他们都按照一定的模式生活。在社会关系网络，比如一起合作著书的研究团体、好莱坞明星或者能够链接的网页，这些模式遵循的是一个法则，就是80
:20规律。换句话说，最有社会关系的20％的人拥有了80％的社会关系，反过来也一样。5这本身就非常有意义：一个经验性的规律迫切地需要一个理论来解释，尤其是当它反映了经济学家在其他领域已发现的幂次法则时，比如美国城市大小的分布，或者公司大小的分布（见Krugman，1993；Axtell，1999）。而且，同样的模式在很多自然现象中也会出现。例如，幂次法则应用于从液体变化到气体的分子行为中，应用于其他动植物群体以及人类社会中。对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已经和生物学和物理学研究非常接近了。自我组织的复杂系统中的数学能应用于每一种情况，因为每种情况的基本结构相同，即一个不断加强的关系或连接网络，关系的强化并不是随机的，而是对某些个体要更有利（可能因为他们先出现在网络里的缘故）。就如在这个研究领域里的一位大师——艾伯特-拉斯洛·鲍劳巴希（Barabasi，2002）所说：“一些复杂网络里的特征连接了宏观和微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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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喜欢这一组数学工具，因为这组工具可以帮他们像其他科学家研究自然世界一样研究人类社会。现在已经有了很多应用成果。在一篇著名的论文《蚂蚁、理性和招募》中，经济学家阿兰·克尔曼（Alan Kirman，1993）认为蚂蚁在选择食物来源时的行为和某些经济行为非常相似。在两个相同的食物来源之间进行选择，蚂蚁并没有分成两半各去一个食物来源，也不是所有的蚂蚁都去一个，吃完以后再去吃另外一个，反正没有任何逻辑系统可言，事实上模式非常随机。一大部分蚂蚁会选择一个食物来源，但是会毫无预兆地去换另外一个，而且似乎也是随机的比例。克尔曼认为人们在选择餐厅的时候也一样，一家有名的餐厅会门庭若市，而旁边的一家空空如也，而潮流变了以后，又是不同的一家餐厅会变得很受欢迎。金融市场也体现出无法预测的模式，投资者追捧一只或另一只股票，但理由不明。克尔曼认为蚂蚁模型可以解释很多社会和经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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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与传统经济模型的重要区别再一次体现为人们可以在他们的决策中互相影响。引入互动给模型的预测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群体的行为不能由对相同的单个个体的分析而得来。”克尔曼写道。尤其是，如果存在“正反馈”，趋向和行为都会被放大——就像我们在第二章中说到的那样。但是这不仅仅关系经济增长问题，正反馈在经济学其他很多方面都适用。比如，金融市场中的参与者所要求的投资回报率就非常像实验中的蚂蚁在寻找食物。英国经济学家保罗·奥默罗德（Paul Ormerod）是这方面的建模专家，他描述了出现在整体经济商业周期中相似的动态过程，还有经济中厂商的大小。他强烈反对使用传统的宏观经济预测，认为要把经济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中包含了不计其数的个人之间的互动，这些互动还会互相强化。除了毫无头绪和明显随机的个人选择，总体上的模式还是出现了，在混乱的边缘出现了秩序。通过这种方法，商业周期里的起伏和金融市场里的涨跌就可以被解释为自我强化的一种现象。但是，与传统经济模型所预测的秩序完全不同的是，在这个世界里的结果是不可预测的，也不能被政府所操纵。这种高等数学为哈耶克提出的自发的社会秩序提供了一个严格的证明，在这个世界里，政府应该少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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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复杂性理论中所需要的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模拟都很复杂。但是，或者说事实上，可能是因为涉及男性化的数学——复杂性理论的技术和规律的出现已经对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明显触及受人欢迎的想象的神经。6很多人似乎强烈地感觉到这些模型确实捕捉到了社会结构的实质，比如市场和经济真实的运行情况。在金融市场里，非线性动态模型已经迎头赶上。这方面的权威是数学家波努瓦·芒德勃罗，他创造了完美的芒德勃罗集，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在电脑图像应用中将其识别出来。7而我们能从这样的模型世界中得到与政策有关的什么结论呢？下一章将对此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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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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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博弈论架构以外，对于多重经济和政治的利益、专业技能、法律执业、社会规范、文化习惯等如何同步进化，以创造构成竞争环境的一系列市场制度，还没有任何明确的理解。但是，领先的西方经济已经很高兴地享受了由技术、产业组织和经济政治制度同步进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还有诸如由富裕带来的健康、长寿、舒适和娱乐等好处）。可能“自我组织”成一种巧妙秩序的个人行为，以及通过包括正式的政治在内的一系列制度所协调的总体行为一起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究竟是如何促进的呢？我就把最后的几句留给萨缪·鲍尔斯（2004）这位著名的批评传统经济理论的批判家吧，他说道：“瓦尔拉斯的理论提供了唯一一个可行的经济模型，来解释大量个人自发的行为是如何支持总体社会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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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传统的瓦尔拉斯方法的替代方法已经开始向这个可行的经济涅槃进发了。下一章我们将目光转向社会，对经济学前沿的有关问题以及个人与整个社会和经济结果互动方式的重要性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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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的经济学（第二版） 第八章 经济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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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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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Buchanan）是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1995年的一次访谈中，他说他喜欢尽可能地远离象牙塔，而待在他位于弗吉尼亚州山中的小木屋里。在那里他有几头牛，种着蔬菜，拣着浆果，用木头炉子来取暖。他说：“我开始发现自己的效用方程了。”这听起来像真的经济学家了。“我发现我每做一步自给自足的事情都会兴奋不已。”1这些话从一个改变了我们对政府和政治看法的学者口中说出来似乎有点讽刺。但是，对于那些批评他借以获得诺贝尔奖的分析方法的人来说，他喜欢自给自足的生活可能并不令人十分惊讶。布坎南在研究社会的集体组织中引进了理性选择、最大化和个人主义的原理，他把经济学的工具应用到政府和政治中，而这个“公共选择”的方法一直以来都是争议不断且影响力巨大。布坎南是自由思想主义的宠儿，是极端自由市场的绝对拥护者，是有限政府管制和均衡预算的积极鼓吹者。但是即使反对他的政治观念的人，也必须承认由公共选择学派所引入的系统政治分析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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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坎南1919年出生于田纳西州的穆尔弗里鲍尔。虽然他的祖父曾经担任过州长，但其家境贫寒。他在当地的学校读书，每天回家还要给奶牛挤奶，做其他的农活，因而他将自传命名为《好过耕地》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最后，他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1948年毕业后，他就去了弗吉尼亚州生活和执教。从布坎南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感言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乡村背景对其研究方法影响之大，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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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大家认为是美国教育界唯一的工人阶级的代表，那些数以万计的老师和学生在公立的、私立的学校和大学中辛苦地工作和学习而没有得到过任何学术上的名气、社会地位、排名……有多少出生于田纳西州中部、在又小又破的乡村小学里接受教育，又在濒临破产的公立师范学院里待过的农村孩子得到过诺贝尔奖？有多少位在南部大学里工作的学者得到过任何一项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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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把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即把政治的内部人结构放在科学的显微镜下）与外部人身份联系在一起。如果要加一点心理学元素的话，可能这里就有一些关于想让人们打消政府念头的精英之外的感觉吧。另一个批判大政府的著名人物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她是一个小镇杂货店老板的女儿。尽管（或者因为）她对政治精英（尤其在她自己的政党内）极度不信任，她最后还是登上了政治的最高峰，由此实现了她想影响所有国民生活的伟大理想。在一个著名的访谈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批评了那些一直期望政府可以矫正社会问题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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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从来就没有社会这样的东西。有男人和女人，还有家庭。政府要做什么只能通过人民，而人民必须先照顾好他们自己。我们的任务是先照顾好我们自己，然后才是我们的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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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说得对吗？“社会”真的和经济结果无关吗？本章要讨论的是集体制度，尤其是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我们就从研究公共选择的方法开始，这种方法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虽然公共选择理论已经很有影响力，经济学家又开始将两种不同的方法运用于制度研究。其中一种方法就是所谓的“新制度经济学”，它把制度视为面临交易成本和真实世界摩擦的最优反应。理性在这里可能有所局限，但是这确实是一个人实现最大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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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最近，经济学家开始转向社会学，对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和社会资本发生了兴趣。来自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更广阔的研究视角赋予社会互动在资源配置中的意义，而这一视角有两个根源。一个是进化，还有从博弈论和研究复杂系统中得来的工具。另一个是越来越多的计量经济学证据，这些证据表明（对经济学家来说）不清晰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与经济表现呈正相关。制度、规范、文化或者所有这些，明显都会促进或者抑制经济发展，并且在当今的发展经济学中占据核心地位。“良好的治理”在促进贫困国家增长的提案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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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择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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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择的革命——因为它是革命性的——始于1962年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塔洛克（Buchanan and Tullock）所著的《同意的计算》。他们在书里写道：“本书的目的是要得出一个在某些方面和传统市场经济学理论相似的初步的集体选择的理论……把经济学家的假设延伸到个人的行为中，就如同他参与了政治过程一样。”除了几位经济学家（比如熊彼特，他把政客看成为了选票而忙碌的创业者）以外，大多数经济学家之前都认为政府是一种好的外来力量，由社会福利推动，但是他们忽视了政治过程。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客追求最多的是选票，他们的理念就是差异化的产品，而不是原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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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在曼库尔·奥尔森于1965年出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得到了强化。奥尔森是挪威移民的后代，把自己看成是中间偏左派，和他的朋友詹姆斯·布坎南的政治趋向完全相反。他也把经济工具拓展到政治学的领域中。奥尔森认为政策决策可以由将政治视为特定团体的私人利益之间的竞争，而非以传递公共利益的过程来解释。他继续把经济发展乏力解释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扰乱了经济政策的结果。组织越大，就越难统一所有人的利益，这也就是为什么把整个社会统一起来非常困难。事实上很多经济都是基于很小一部分人也就是一个独裁者和他的亲戚与朋友们的利益而运行的。唯一一个比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更糟糕的情况是利益集团的垄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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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布坎南就致力于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而奥尔森则把其延伸为研究政治决策的系统化工具，与被他视为“浪漫化”或者理想化的替代工具形成鲜明对照。这两位经济学家是1963年非市场决策研究委员会的发起者（也就是后来的公共选择协会）。有一段时间，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忽略了公共选择理论，对非市场决策毫无兴趣，很多政客对其也非常反感。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西方民主国家的战后经济增长记录开始变慢的时候，就出现了大量假设政府滥用权力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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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共选择理论和保守政治的关联越来越少，因为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其作为一种有趣的分析工具来使用。这个理论方法催生了大量关于选举行为的研究文献。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所以对自己的选票毫无兴趣，因为每个选票本身对选举的结果没有任何影响。事实上，弃权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一个追求最多选票的政客会设法满足大部分选民的需要，这就会导致反对党的政客为了中间地带的选民而斗争——“中间”选民是决定性的，这个理念也导致了“三角地”在美国和英国选举中的大量应用，换句话说，中间地带在反对党和公共意见之间划开一条中间政策区域。这会使选民在选举日待在家里，因为事实上在候选人之间可以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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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奥尔森的贡献也带来了对立法游说集团影响的研究，这些集团对影响他们利益的特定公共政策有非常强大的游说动机，与每个选民投票反对特殊利益集团的小小的动机完全不同。奥尔森认为由商业团体这种特殊利益的游说者所导致的无效率的政策同公共利益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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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力延伸到事实上是什么在左右人们选票的实证研究。经济解释究竟在政治决策中占多重的地位？（见Olters的调查文献和引用文献，2001。）其中一个研究分支考察了经济表现是如何影响选举结果的——用半句话来概括在不同国家中的大量研究就是，增长和失业似乎对选举结果毫无影响，而通货膨胀的影响似乎多一些，但是也不是那么多、那么频繁（Olters，2001）。另一个考虑的方向把研究的问题颠倒了过来，探究了选举是如何影响经济结果的。具体说来，在民主社会进行的选举，促使政客在选举前的一段时间内通过降低利率和税收来制造一个短期的经济繁荣，而选举的赢家在选举结束后又要回到正确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上来。很多国家都存在“政治商业周期”的证据。这样的发现解释了独立中央银行和诸如以通货膨胀为目标的机制在制度上的发展。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是预防政客为了个人私利而操纵经济的一种工具。很多公共选择理论家都支持财政政策中的相似机制，如均衡预算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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