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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治商业周期的分析是从公共选择理论中发展出来的一项重要成果。对政治制度和结构影响经济途径的研究是目前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紧随其后的是对政治结果进行的类似的系统研究。与此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政治是否并且如何影响收入的分配和不同国民团体的利益。比如说，阿莱西纳和格莱泽写的一本特别有吸引力的书就探索了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国家不同的社会选择（Alesina and Glaeser，2004）。在美国，选民接受了收入不平等差距的逐渐加大；而在欧洲，选民们更趋向于以高税收和高福利来缩小这样的不平等。阿莱西纳和格莱泽认为这样的对比反映了欧洲的选民相互之间比美国的选民互相之间要更加相似，并且“社会一致”有一个人文的基础。总的来说，关于“适当”的税收水平和政府对经济健康和公众福利的支出，还有其他如何确定国家和私人部门之间界限的相关问题，起码是一个摆在桌面上活生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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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善政府决策的质量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用他自己在公共管理上的经验说事，质问为什么这么多的政府决策都是错误的，从而使一些像他一样支持政府积极行为的人觉得很头疼。具体地说，他质问为什么政客要开展应该是毫无争议的政策却如此困难，而这些政策可以使一些人好起来而很少有人会受损（用行话来说，几乎就是一个帕累托改进），这样的例子包括取消牛奶价格的管制（价格支持会损害那些穷困的家庭和孩子的利益），以及促使美国水电市场运行得更加有效率。传统的公共选择分析会使用奥尔森利益集团的理论，而斯蒂格利茨认为问题是现任政府无法保证以后的政府能执行一样的政策。比如，即使牛奶生产商能收到因为取消价格管制而带来的补贴，他们也许认为这样的补贴会更易受到以后预算减少的影响，而价格保证则因为很难理解和改变，所以受到预算减少的影响或许比较少。斯蒂格利茨的解决方法是在政策制定中更多地依赖透明度、解释和共识（Stiglitz，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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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对公共服务的改革，都是从公共选择理论中发展而来的。它开启了对政客和官员的动机、公共生活和私人选择动机的重要性、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力以及最终我们的政治制度如何形成经济结果的讨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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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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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择的方法很自然地被延伸到对非政治组织的研究中。明显的例子是公共官僚制度和政府法规，而对这些研究的早期贡献来自于诸如乔治·斯蒂格勒和威廉姆·尼斯坎南（William Niskanen）等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有时候被看成是一个公共选择的理论家，虽然他的研究工作并不是很关心政治制度，从他在1955年的博士论文开始，他一直都将理性选择应用于不计其数的社会制度，包括家庭和厂商。31992年，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的演讲就以“以经济眼光看待生活”来命名。贝克尔认为理性选择的模型是一个用来理解社会和任何社会行为以及传统市场条件下的个人选择的有力工具，他强调他并没有对我们的动机进行任何假设，而是使用理性选择作为一种方法上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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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尔和其他公共选择经济学家一起，为经济学家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以前，经济学家或多或少都局限于对市场的研究，但是很明显，社会中对资源的配置并不是完全由市场来决定的，政治和私有制度，包括家庭和厂商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赫伯特·西蒙就用图表表达了这一思想。如果市场交易用红线来表示，制度用绿点来表示，那么从外星来的访客就会把经济看成是由一些红线连接的大片绿块。比如说，传统的新古典价格理论并不适用于家庭中的儿童看护或者办公室的工作安排（Simon，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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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使对很多支持者和执业者来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学的一个缺点就是它无法解释制度的普遍性和重要性。古典经济学家一直紧盯着制度的细节，而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则从制度中进行总结，并且仅仅把个人决策进行叠加来得到总体结果。很明显制度是在群体而不是个体层面上对经济结果进行解释。即使因为自己的利益存在于诸如通货膨胀和增长这样的宏观经济变量之中而有理由忽略制度（尽管并非合理），一个对产业内的变化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也不能忽略大厂商和工会的存在。但是像这样的组织是如何在由个人偏好和现有技术决定的个人选择的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呢？又怎么用这套理论来理解跨国公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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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贝克尔和其他劳动经济学家把精力放在了研究家庭上，他们为公共选择理论和相关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解释方法。另一个重要的解释由罗纳德·科斯提出（见Coase，1960；以及www.Econlib.org/library/enc/bios/coase.html），他在1937年出版了《企业的性质》一书，其中前两章的内容让他获得了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Coase，1937）。他年轻时是个社会主义者，长大以后却开始疑惑为什么通用汽车公司可以运作得那么好，而列宁却无法把苏联当成一个大公司来运作呢？他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大公司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使用市场的时候有交易成本，所以把一些交易放在公司内部而不是放入市场更有效率。厂商的边界就是由这些成本所界定的，而之所以会形成这些成本，是因为对独立的交易各方进行监督和评价有时候是一件相当困难且代价巨大的事情。交易成本通常和第六章里提到的信息缺口有关。科斯的第二篇有关世界变化的论文于1960年发表，这篇论文研究了解决诸如污染这样的外部性问题的最佳方法。他假设当有外部性存在而价格机制无法合理配置资源时，政府来制订解决方案就一定更好。科斯认为交易成本意味着政府的管理方案也不一定最好，因为政府和市场一样都会失灵，所以市场和制度之间的选择应该依赖于对每个特定情况下的机会成本的仔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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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方法解释了为什么对于市场结果来说制度重要，以及为什么制度是有缺陷的。用经济理论的术语来说，交易成本意味着不可能存在完整的可以涵盖所有可能事件的一系列合同。交易成本为理性选择的分析方法增加了真实世界中的很多细节。总的来说，它被应用在两种情况下。一种涉及研究经济基本规则是如何产生的，即法律框架的发展、产权的归属和政治过程；另一种涉及特定框架的运行，组织结构如何形成（尤其是厂商），还有发生了什么样的交易，这就是所谓的“新制度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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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第一种情况的著名经济学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他是这样描述特定框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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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说，人们制定制度是为了建立秩序、减少不确定性。制度和标准的经济限制一起界定了可选择的集合，也因此确定了交易和生产的成本，以及参与经济行为的利润率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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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以非正式约束的形式出现，比如社会规范和风俗习惯，或以正式约束的形式出现，比如宪法、法律以及产权，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它们都形成了个体在经济中的动机。研究诸如厂商一类的组织结构的最著名人物是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诺斯和威廉姆森，还有罗纳德·科斯，在1997年建立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国际研究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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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当诺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他是一名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分子。他和桃乐丝·兰格（Dorothea Lange）曾在一个夏天一起工作过，兰格是当时农业安全协会摄影部的负责人，在加州中部和移民一起旅行。诺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则和商船一起出海，所以有足够多的时间陶醉在经济学书籍的海洋里。回到美国时，是走兰格的路而成为一名专业摄影师，还是走兰格的丈夫——经济学家保罗·泰勒的路而成为一位经济学家，他始终犹豫不决。很明显在他的作品中，他一直都很热切地想理解贫困的原因以及发展或未发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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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斯对美国和欧洲经济历史的研究使他专注于制度的重要性研究。从一个简单经济到复杂经济的过程也就是人们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参与到越来越多的交易的过程中，而这需要合适的制度才行。在诺斯的概括中，最低的要求是合同的公平执行，保证产权的有效以及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的完善。政府在这些制度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现代经济的规模实在太大，以至于没有哪个私人组织能够实现这些制度。但是对政府的限制一样很重要，以防止征收现象的发生。在保护个人免受权力不平等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上，公正的制度和匿名的交易有着重要的意义。诺斯看到，在经济历史中，经济增长和制度之间存在很多正反馈，例如，贸易的增加激励商人想要加强履行和其他生意人的合同，这些商人的存在降低了交易的成本，增加了交易的利润，并且扩大了交易的规模。而每当此时，商人就会请求他们的统治者施以保护，而统治者则会要求商人为他们提供战争的资金。但是，正如诺斯所指出的，经济历史是彻底的关于失败制度的故事。很多贫困国家缺少制度上的激励机制，所以就不能鼓励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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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斯还对经济制度的心理和行为基础产生了兴趣，就如他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自传中提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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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要发展一个政治经济框架来探索长期制度的变迁让我一直很忙碌，并且促使我在1990年能够出版《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在这本书里我开始严肃地怀疑起理性的原则。很明显我们必须要解释人们为什么决策；为什么像共产主义和伊斯兰激进主义可以改变人们的选择并且为经济在长期内的进化指明方向。要是不试图理解思维是如何获得知识并进行决策的认知科学，人们是不可能理解意识形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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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弗·威廉姆森对由于存在交易成本而产生制度的研究，同样提出了关于心理和行为方面的问题。他把理性选择方法，即人们是出于自己的私利而行事的假设，与我们在第五章曾经看到的有限理性的假设相结合，成为行为经济学大量研究方案的基石。就像威廉姆森在他的著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论述的，“经济化的趋向”是因人们为了私利行事而产生的，但是制度也产生了，这是因为人们无法保证他们一直都很理性。有限理性使市场产生了替代理性选择的决策和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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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姆森的著作关心的都是企业和工会，也就是在现代经济中市场交易最集中发生的地方。一个厂商什么时候会实行垂直一体化，或者什么时候会从供应商那里购买部件？是什么决定了工会为其成员利益进行谈判的合同类型——为什么除了工资以外的条件那么重要？为什么一些公司比其他公司有更多的层级？公司应该采取什么形式的治理结构来保护股东、员工或者顾客的利益？威廉姆森认为在判断一个经济是否有序和合法时，这些私有制度的安排与正式的政治和政府一样重要（Williamson，2005）。“治理”可以解释一切事物，也可以证明经济中的制度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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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类型的制度分析是现在经济学家在研究企业发展中使用的主要方法，并被世界银行强力支持（比如Burki and Perry，1998）。“良好的治理”成了企业发展的摇篮和馅饼。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中，现行制度被看成是解决很多社会限制和摩擦问题的一个办法——在这些限制下，它们事实上是有效的方法。在社会条件（因为过度的政府债务而产生了过度的通货膨胀）的限制下，一些看起来非理性的个人选择（物物交换，而不是在市场中获得现金）就可以被视为理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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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是所有人都相信制度学家利用传统经济学方法可以解释所有的问题。虽然这种方法对于经济中不存在摩擦这个假设来说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仍然停留在个人基于自己的偏好而进行的理性选择上。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争辩说，这就形成了某种循环，因为在交易成本和摩擦存在的情况下，观察到的制度被解释为一种有效的结果，但是它仍然忽略了组成经济体的个人还拥有社会关系。这些社会结构不允许侵犯他们理性的、自私的选择，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缺口，各个社会如此不同的制度结构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一些理性选择之外的与交易成本有关的因素肯定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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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诺维特也批评了社会学和人类学中存在的反趋势潮流，即把除了经济行为以外的所有行为完全当成社会关系限制的产物，他认为“这样的看法把经济当成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独立、异化的球体，而经济交易不再由社会或者家庭责任来界定，而是由对经济结果的理性计算而界定”（Granovetter，1985）。而这造成的结果就是，缺少对现代生活各个方面（如公司内部行为）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因而经济学家继续忽视制度内部的社会关系。同时，在其他生活方面，按照社会规范和行为模式进行的选择以及理性选择都被排除在外，这就使社会学家忽略了自私所起的重要的作用（Granovetter，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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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在办公室的饮水机旁拉关系，或谈论昨天晚上的电视节目，也可以意识到真理其实就在这两种方法之间。理性的自私和社会的要求都在决策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而使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非常相似。格兰诺维特的研究已经探索了两种决策模式是如何混在一起的，从而成就了有史以来被引用最多的社科论文之一。作为对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模型纳入制度和社会关系研究的回应，格兰诺维特把社会学带进了经济学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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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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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在前一章看到，借助网络工具我们可以模拟经济上的骨牌效应，比如股票市场的大涨、银行危机，或者经济衰退，我们就好像苦苦寻觅新的食物来源的小蚂蚁一样。这里我要谈的只是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个方面，即我们是如何将社会和经济当成整体来运行的。在知道人类网络也服从某些自然规律以后，对了解人类社会的总体结构有什么启发呢？我们在行事时所依赖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不同的社会和制度存在这么多的差异？如果我们按照复杂非随机的系统建立人和人之间的网络，为什么国家之间还有贫富差异？理解了存在天然的（可以假设是生物或者进化方面的）社会网络的基础以后，在进行经济决策时又有什么不同呢？和撒切尔夫人的说法完全不同的是，似乎各地的所有个体都是相同的，而社会却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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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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