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565940
1704565941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资本和经济之间的相关性是在社会网络和市场之间的互动中产生的。社会网络用增加经济行为的方法对市场进行补充。一个例子就是产业集聚。长期以来人们都认可经济活动在地理上集聚的现象，而且这种现象多出现在市区和城镇，乡下要少得多。很多这样的集聚都是专业化的，同一行业里的许多公司彼此相邻。有时候是因为地理原因，比如自然资源或者良好的气候，然而通常情况下是由历史机缘和相互强化的溢出效应的合并效果造成的，这个原因在内生增长理论中非常重要。产业集聚会很快建立起熟练劳动力和供应商的圈子，厂商喜欢在那里出现，因为他们可以选择大量的工人和合同工；工人也喜欢在那里出现，因为那里有大量的公司需要得到他们的技术。用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话来说，无论何时都有专家知道如何做。社会网络很明显对这些集聚非常重要，人们彼此交换如何工作、如何寻找工作以及对新商机的想法和窍门等信息。
1704565942
1704565943
社会网络也会妨碍市场的有效运作。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中，传统的关系可能会妨碍人们在国家的另外一个地方找工作，或者把自己的产品卖给不同的批发商。发达国家中这样的例子也很多——儿童有时候也被寄予子承父业的厚望；西西里的村民仍然对陌生人保持戒心，并把“税”付给当地的神甫。就像曼库尔·奥尔森指出的那样，一些群体对以牺牲其他群体的利益而增加自己成员的利益非常在行。他对民间组织的负面看法要比帕特南更甚。一份实证研究显示“信任”对经济有益，而紧密的家庭关系却对经济有负面作用（La Porta et al.，1997）。
1704565944
1704565945
这就很明显，社会资本（如上面所定义的那样）不全是好事，也有其阴暗面。网络在包含人的同时也在排斥人。网络也可以包含上下级的关系，而在这种关系中总有一些人在剥削另一些人。很多发展中的经济体都具备这样的社会关系特征——常见的就是佃农和地主关系的例子。你可以将社会责任比为腐败，把民间组织视为特殊利益集团。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1997~199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始于亚洲的一些大公司无力偿还它们的银行贷款。在危机之前，很多评论家都赞扬了所谓的“亚洲价值观”，并将其和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和缺少团结精神相对比。结果，亚洲价值观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裙带资本主义”，成为腐败、因循守旧的代名词。事实上有很多网络的例子，其包含的关系都非常紧密。黑手党就是一个，并且帕特南也发现，总的来说，意大利南部的人们和他们的家庭与村子的网络联系极其密切，所以对网络以外的人就不够信任，其实这对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和整个经济来说都不是好事。市场中的交换肯定更加匿名化，但是匿名有其好处［Bowels and Gintis（1993）有更详细的讨论，虽然他们怀疑过市场的好处；另外，McLaren（2000）认为市场可以比人格化关系能更好地保护个人免受剥削］。
1704565946
1704565947
网络和市场之间的互动是社会科学辩论的焦点，也是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区别所在。网络是人格化——每个人的身份和信誉都很重要。市场是匿名的。对于很多社会科学家来说，他们只能对市场的域似乎在增大而网络的域似乎在减小这样的事情表示遗憾，而这似乎就是从资本主义出现之际一直到现在的主题。在19世纪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都很讨厌社会关系中市场交易的结果。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作为一个艺术批判家，2000年写下了一本非常畅销的书——《留给这个后来者》，书中批判了“自命的政治经济科学”所倡导的“社会行为的有利模式可能由社会偏好的影响以外的东西来决定”。另外一个与市场关系唱反调的人是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他在1957年的《大转型》一书中认为市场应该是经济生活中小的辅件，而社会中互助的原则应该主导经济决策。他抱怨说市场观统治了现代生活，也破坏了社会。事实上他抨击自由资本主义是因为其带来的社会冷漠以及随之而来的法西斯主义和战争。今天在书店里可以看到很多“反资本主义”的标题，其中许多也是畅销书，其内容从不合逻辑的反全球化到严肃的社会工作，由像理查德·桑内特（Sennett，1998）或者麦克·戴维斯（Davis，2006）这样的学者所著的书，都对市场给社会带来的影响表示了遗憾。
1704565948
1704565949
但是当市场可以抑制或者损害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时，社会网络就会妨碍市场工作——它们可以阻止资源流向更有效的用途，并使收入和生活质量比实际能到达的程度要低。对在传统社会关系中不幸一端的人来说——贫困的、低级别的、少数族群的人——市场匿名性就是对那些个人关系的非常好的改善。就如帕萨·达斯古普塔所指出的：“当每个社区中的社会关系阻止了市场的增长时，它们的存在就抑制了经济的进程。”
1704565950
1704565951
这就比前面提到的“社会资本是好的”要复杂得多。在前面所引用的实证研究中发现，社会资本与好的经济结果之间有着正向的联系；在那项研究中，社会资本由一个代理指标来衡量，通常是基于问卷调查的每个社会的信任程度指标。对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人际关系网络总和而进行的更严密的分析表明，社会资本对经济可能有好处也可能有坏处。达斯古普塔总结说：“研究个人网络和非个人的制度之间的正确互动仍然是社会科学的中心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定义，有人认为社会资本和制度还有经济结果来自于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文化。
1704565952
1704565953
文化也很重要
1704565954
1704565955
文化是另外一个非常难定义成可以衡量的指标的概念。在社会科学中用过很多测量方法，马克斯·韦伯把宗教作为对经济发展有利的一系列态度和信仰的指标。文化可以被视为个人价值和偏好或者社会规范，很多信仰或者规范都可能引起我们的兴趣。一个常用的分类方法沿着三条轴来定义文化：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或者自治和共治）；平等主义和等级制度；对自然世界的统治和自然世界的和谐（Licht et a1.，2004）。那么文化究竟落在什么位置呢？
1704565956
1704565957
文化概念的作用在于它能解释为什么在众多可能的均衡点里社会选择了这一个而不是另外一个。在博弈论里，托马斯·谢林介绍了“焦点”的概念，即外部事物能指引结果向一个方向而不是另外一个方向发展（Schelling，1960）。文化起着焦点的作用，并且引领社会走过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文化决定经济发展这种说法是在观察到同样的制度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同的基础上得出的。就像考察社会资本的作用一样，我们可以用意大利的例子，这个国家在政府的领导下统一了150年，而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却没有缩小。
1704565958
1704565959
在我看来，无论人们将发展的根本原因称为“某种事物”，还是其缺乏“社会资本”或“文化”，这些都不重要。社会资本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我就把它简化定义成社会关系网络。在经济计量研究的实践中，通常用利益社会中的信任度（在家庭以外的）作为社会资本的总体指标。文化是另外一个抽象的名词，可能包含了总信任程度和其他指标。下面就是在衡量信任的“世界价值观调查”里问到的问题：
1704565960
1704565961
控制：人们相信他们的努力一定会得到回报，还是相信宿命论？
1704565962
1704565963
对别人的尊重：家庭以外的人被认为重要且值得考虑吗？
1704565964
1704565965
从属性：年轻人会遵从他们长辈的意见吗？低等人会遵从高等人的意见吗？还是有更多的个人主义？
1704565966
1704565967
无论是使用这些指标还是更狭隘的社会资本指标或信任，最关键的实证问题是文化/信任/社会资本是否决定了经济中制度的形成和随之产生的经济结果，或者制度本身是否决定了经济结果并且带来了改变信任程度和社会态度的负面作用。这很难回答，因为明显存在反馈。现代化的经济确实可能缓慢地影响着社会和文化态度，这正是拉斯金、波兰尼、桑内特和其他人所抱怨的。是经济增长推动了西方个人主义、对陌生人和家庭成员的信任呢，还是从中世纪以来的这些文化特性解释了西方的经济增长呢？
1704565968
1704565969
实证中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常用的策略是找出和文化而不是和经济结果紧密相关的变量。第一步就是用诸如语言和宗教起源等其他变量对文化进行回归。第二步是使用第一步的回归结果，也就是能够被自变量解释的文化部分，作为第二次对文化回归的工具变量，用收入或者增长作为被解释变量。比如，圭多·塔贝里尼根据现在欧洲大陆国界内（比如在意大利境内或在比利时境内）的地区因几百年战争而产生的不同的政治起源这一事实，使用1850年以前欧洲不同地区的识字人数和政治制度作为文化的工具变量（Tabellini，2006）。埃米尔·利希特和他的合作者使用了语言线索，也就是在某些语言中去掉人称代词的能力，作为文化的指标（Licht et a1.，2004）。在每种情况下，我们都假设，文化指标作为工具变量而言其本身和现有的经济发展程度无关，并且在每项研究中学者们都发现文化对政府管理（或者制度）和经济发展都做出了独立的贡献。最近关于文化对经济影响的一系列实证调研也证实了这一点（Giuso et a1.，2006）。
1704565970
1704565971
计量经济学方法并不是唯一的路径。很多经济历史学家利用基于文化的描述，追踪过很多始于相似的发展阶段却各不相同的经济历史。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戴维·兰德斯的《国富国穷》。另外一个特别的案例研究是由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提出的，他关心的是11~12世纪北非的马格里布贸易者、南地中海以及北地中海热那亚贸易者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之间的对照（Greif，1994）。
1704565972
1704565973
是文化还是制度
1704565974
1704565975
文化重要性的论证非常有说服力。我认为我们都倾向于以固有的文化模式来思考，并觉得这些文化模式是一个可以从思想上进行分类并对人们行为做出反应的捷径。但是就如上文所说，作为经济表现的基本原因，文化比制度结构更重要吗？它们很明显地相互影响。可能确定因果方向吗？就好像有验证历史和地理原因对增长贡献的实证性著作一样，也有类似的衡量文化和制度重要性的著作。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圭多·塔贝里尼的论文，他的观点是文化比较重要，文化决定了制度。但是其他很多人觉得制度才是关键。有一篇研究了19世纪国家之间相对经济排名的“财富的逆转”的论文，发现制度对国家合理利用工业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Acemoglu et a1.，2002）。这些都与我在第二章中提到的最近的发现相呼应，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组织在信息和通信技术带来的生产力提高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其他很多结果也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这些在Helpman（2004）的第七章中有所提及］。
1704565976
1704565977
我认为现在没有人能最后得出结论。理由如图8.1所示，明显非常困难。该图显示了对不同的因果关系的看法，虚线表示反馈的方向，其中的区别相当微妙。尽管使用了大量指标作为抽象概念的替代指标，还有相关的解释变量和历史数据，要对这样一个麻烦的问题下一个确定的结论完全是不可能的。
1704565978
1704565979
1704565980
1704565981
1704565982
图8.1 不同的因果关系（粗体表示因变量）
1704565983
1704565984
分类
1704565985
1704565986
本章在阐述了大量的经济和社会之间可能的联系之后，现在依然无法得出决定性的结论。表8.1是关于经济理论社会基础的分类，有助于了解这场辩论究竟持续到什么程度，这个分类根据奥利弗·威廉姆森（2000）提出的一个分类改编而来。
1704565987
1704565988
我们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老问题上：为什么经济之间会存在差异，有些增长了而有些没有。本章从人们之间如何互动及人们的决策是如何叠加的角度来探索这个问题。我想用第二章中的一些相关内容来结束本章，即人们的思考目的、决策中的心理因素，以及在他们决策中使用信息的重要性。过去，关于制定提高“社会”福利的经济政策的最佳方法，一直都是以市场还是政府这样的形式出现的。我希望第二章和第三章已经很清楚地显示为什么这样做实在是太简单了。政府和市场都是制度的具体形式，只是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而已。人类为了管理我们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发展了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制度。帕萨·达斯古普塔写道：
1704565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