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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经济体差异性的解释存在于社会结构的形成过程之中。经济学家在利用社会学和人类学时遇到了一些问题，因为在其他社会科学中常用的概念——比如“文化”或者“社会资本”——都有截然相反的定义，并且通常都很抽象并无法测量。我们以后再说这些，现在先说一个比较狭窄的定义——社会规范。我们在前一章看到经济萧条可能就像平原上的龙卷风一样，来自于个人之间互相强化的选择，每一个选择都是对另一个选择的反应。这是一个可以自我证明的预言。假设我们进行减少投资或者开除工人这样的巧合性的决策并不是因为预料到经济衰退，只是因为别人也在这么做，这是另一种行为，比如说因别人在丢垃圾所以我们也丢、别人戒烟所以我们也戒烟。换句话说，同样的机制可以解释“社会规范”的普遍性，“社会规范”是一个社会中大家都认可的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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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规范显然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短的也就一二十年。抽烟（在西方国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香烟的广告很快被禁止；吸烟在飞机和一些火车和汽车上也被禁止；一些政府也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包括酒吧，或者强制每个餐厅设立独立的吸烟场所。这也就是最近20多年发生的事情，意味着像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从把吸烟认为是正常甚至时髦的行为转变为对即使一点点烟雾也感到厌恶。虽然对健康的关心触发了社会转型，但社会规范发生变化也是毋庸置疑的原因——现在乱抽烟会被大家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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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规范的例子还有很多，但是经济学家最感兴趣的是犯罪。犯罪是一种可以直接应用经济分析的行为，即这种行为对一个理性的、效用最大化的人来说是否合算？回答取决于诸如合法工作的数量、合法工作市场的工资、被抓住的可能性，以及被处罚的严厉程度等因素。当这些因素在每个国家各不相同时，各个执法地区的犯罪率之间的差异要远大于这些变量能够解释的差异。比如说，20世纪90年代，南非（1995）的谋杀率是万分之七点五三，爱莎尼亚是万分之二点八二，美国是万分之零点五七（1999），英国和威尔士是万分之一点四（1997），日本是万分之零点零六二（1994）。可见，繁荣程度几乎相当的日本和美国在谋杀率上却非常不同。史蒂芬·列维特提出了一个很有争议的说法，他认为美国20世纪90年代谋杀率的下降是20世纪70年代堕胎率上升的结果，他认为这么做是通过减少未成年人的怀孕和生育而减少了可能的罪犯数量（Levitt，2005）。我在这里不想讨论这个话题，因为这涉及不同国家关于堕胎法的变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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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感兴趣的是对犯罪的解释过程看起来也是社会规范的一种——有人可能认为他们是一种时髦。在1996年的一项研究中，爱德华·格莱泽等人研究了美国不同地区的严重犯罪率。数据范围（1990）是从新泽西州理奇伍德村的每人犯罪0.008起到大西洋城的每人0.384起。而在纽约，数据范围从第123区的0.022起到第1区的0.21起。他们可以把地区间不足1/3的差异归因于经济影响，比如失业率和当地的收入，更大的原因则来自“决定犯罪的‘代理人之间的正态协方差’”，也就是同伙的压力和社会的互动。社会影响在非常暴力的犯罪中的作用很微弱，在这些犯罪中个人心理是占绝对地位的，但是对偷窃和车盗之类的犯罪行为，社会影响力很大，而在比如抢劫和殴打之类的犯罪中社会影响力属于中等。这样的排序还是有一点道理的，很明显，在一些社区中开着偷来的车兜风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所以这些罪犯也不会受到来自于熟人的强烈的社会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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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格莱泽和其他研究者一起记录了一系列社会规范的存在。例如，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了肥胖的普遍存在（Glaeser et a1.，2000，2002，2004）。最有趣的是，对我们来说，他也研究了决定城市经济表现的社会互动，把我们引入了整体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的研究之路（Glaeser and Scheinkman，2000）。从更高的总体层面来看，该论文没有提及规范，即期望的行为模式，而是提到了社会资本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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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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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学中最热门的领域之一——社会资本的研究引发了经济学的新热点，对社会资本的关注要比对个人理性自私选择的简单叠加的关注更多。我希望我可以为社会资本下一个简洁而浓缩的定义，但是很不幸，这样的定义实在太多了。看这个，“社会生活的特征——网络关系、社会规范、相互信任——能够使参加者用更有效的方法来达到共同的目标”（Puttnam，2000）。或者是这个，“一种实际的非正式的形式，它可以提高两个或者更多人之间的合作关系”（Fukuyama，1996）。我们会在下面探讨精确的定义，但是现在就请先接受这个关于个人决策综合结果的定义。这个名称和这些定义同时都意味着社会资本——不管它是什么——是一个好东西，可以改善有效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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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这个词在1916年被首先提出，但是它被广泛接受则在1993年对意大利的宗教研究发表以后。作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发现了经济表现与每个地区的收入、政治和社会传统之间的关系。意大利南部比较贫困，并不是因为那里缺少金融中心或大都市，而是因为那里的人的素质比较低。南方人更不愿意相信国家的制度，更不愿意和陌生人打交道，更喜欢靠熟人办事，给家庭和朋友开后门。帕特南从1970年开始这项研究，那时正是意大利宪法开始把中央集权分散化的时候。当时，南方已经比北方落后很多了。帕特南观察到，在他研究的一个名叫皮埃特拉佩托萨的小镇上，很多家庭住在只有一个或者两个房间的小石屋里，用手在田里打谷子。权力的下放是否帮助当地的经济赶上了工业繁荣的北方呢？没有。20年后，南方还是一样落后。帕特南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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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比较落后的地方，共同的生活已经在几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妨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为什么？社会资本，作为民众意识的指标，可以帮助团体为了达到各自的目标而达成合作共识。居民显然不可能喜欢贫困和落后。外国的压迫一度可能作为他们不幸的一部分，但是当地的实验证明自治绝对不是万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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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了社会资本——国民思想的一种指标，是群体为了共同利益进行合作所使用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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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南的研究激励了包括很多经济学家在内的人去探索社会资本和经济结果之间的联系。有几项研究确认了正向的联系（比如，Bowles and Gintis，2002；Dasgupta and Serageldin，1988）。在这项研究中，社会资本通常用对问卷（通常是“世界价值观调查”）中问题的肯定回答来衡量。该调查每五年在很多国家进行一次，问受访者的问题是：“你觉得大部分人是值得信任的，还是在和别人交往中越小心越好？”复杂的定义就这样马上转换为一个广泛的问题。但是，回归结果是很深刻的。一份很有影响力的早期论文发现，信任在统计上非常显著，并且对大型组织的业绩有很强的解释力。作者总结说，“帕特南对意大利的研究结果似乎在全世界都适用”（La Porta et a1.，1997）。在同一年，其他的实证研究者也发现“信任和民众互助与强有力的经济表现联系紧密”（Knack and Keefer，1997b；Knack and Keefer，199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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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实证研究显示，社会指标与好的经济结果之间确实存在着正向的联系。但是要把这个发现付诸政策制定方面的实践，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到底是社会关系中的哪个方面对经济起着重要的作用。有一段时间，上述的研究把社会资本的某种衡量指标对经济结果进行回归，还有很多其他指标可以用来作为社会资本的衡量标准，比如文化信仰、制度指标或者民主等政治因素，所有这些回归都可以取得正相关关系。我们也要明确因果关系，我们可以肯定我们没有观察到强大的经济造就了这些和谐的社会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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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定义上。社会资本究竟是什么？它是如何和行为模式相关的？文化是不是有一个有用的定义用以区别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与制度，以及与管理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的政治过程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如何有效地把这些概念模拟出来，并且包括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的反馈信息以及分清因果关系的方向呢？我相信无论是在经济学家之间，还是经济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之间都绝对没有达成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方法的共识。当然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关于实证结果的共识，比如说关于“文化”比“制度”或“社会资本”是否更能作为经济结果的最终原因——这也关系到政策分析，因为要改善经济表现，在改革制度和适应传统社会关系或者文化信仰方面有很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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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经济学家对社会资本或者文化这类大概念的使用非常怀疑。比如，查尔斯·曼斯基（Charles Manski）已经强调因为对所检验的对象概念不明确导致了实证证据无法得出结论。他提出三个具体的社会互动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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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你的选择的其他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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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行为基于你对其他人选择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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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偏好（选择）依赖于其他人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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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斯基认为“社会资本”的思想在这三个渠道以外没有任何贡献（Manski，2000）。目前还缺少大家公认的确切的定义，下面就是我在阅读了相当一部分关于快速增长的文献以后，对如何考虑这些相关的社会概念问题的理解，还有对到现在为止的实证研究的总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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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去的进化过程可以为人们之间的合作提供一个基本的解释。现在已达成共识的是，人们相互之间的无私是从早期的人类合作共同捕捉猎物开始的：在打猎中合作可以增大生存的机会，很明显这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由来（Bowles and Gintis，1999）。一些研究者也认为我们继承了一些学习社会规范的秉性，和我们学习语言的能力一样，即使对语言来说，我们学习的最大变数也在于我们所成长的环境（见Ostrom，2000；Ostrom，1990）。虽然有进化的基础，互相报答和互相合作的程度还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相差很大。然而实证证据显示了一些共同的模式（Bowles，1998；Fehr and Gächter，2000）。个人的品性不同，一些很自私，一些天生就是合作者，还有一些人视情况而定。要得到一个合作的结果，需要有足够多的相互支持者，但并不一定是多数。原因似乎是我们即使会付出一些代价也非常愿意严惩那些自私的人，而这样做会抵制不合作的人。惩罚的威胁使社会规范得以保留，即使自私的人占大多数。我们如何看待别人的信仰也很重要，即使我很自私，如果我认为别人会合作，我也愿意合作。有趣的是，面对面的交流会加强合作的行为。所以社会惩罚、交流、相互预期以及人们的选择如何被限定，都影响着我们与别人合作的程度而不是进行自私（有限）理性选择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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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保罗·西布莱特提出了基本的问题：是什么使我们不再谋害彼此，我们不久以前并且现在在某些国家里还这么做过？是什么使我们在规模越来越大、分散而独立的社会中改变为相信对方，并且遵守自己的诺言？相信别人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事实上，一些研究者把“信任”和“社会资本”基本当成同义词来使用）。我们相信非常亲近的家庭成员之间是基于相互的感情。我们似乎也从进化中获得了在小组中互相帮忙的传统，比如说因为你帮我杀死了一头大象我就会和你分享这个猎物，而作为回报我会帮你杀死一头大象也期望你能分我一点肉吃。不然的话，信任就取决于制度的存在来保证每个人都能因为自己的利益而遵守他们的诺言。对经济学家来说，制度就是博弈中的均衡策略。制度协调着个人的行为，以使对别人应该如何做的所有期望都不会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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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谢林（1978）提供了最漂亮的例子——交通灯。在红灯时停下符合每个人的利益，因为他们都想避免事故；并且每个人都很自信其他人也会这么做，因为他们也想避免事故。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完美的制度，因为这不需要很多监管和强制执行。其他制度可能就需要管制，尤其是当个人意图和社会需要不符时，其他人仍然能监管他们自己，因为即使某个人没有即刻的利益要做某件事情，他们也已经对名誉投入了很多而成为一个对社区热心的人以便在未来占点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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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框架里，对每个人来说，相互强化的、关系所有个人利益的行为规则就是社会规范。在我的国家英国，车开在左手边，遇到红灯要停下是规范。在印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正式的规则也一样，但是社会的规范是车开在路的中间，在路口的时候直接开过去，因为其他人都这么做，所以按照规则会使你特别慢。社会规范和相应的涵盖了规范的制度是自我实现的。这就意味着存在着多重均衡——从社会和个人福利角度来说，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好或者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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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什么决定了什么样的均衡可以实现？很多结果的可能性意味着，现在实现的均衡是由过去所决定的——这就是另一个路径依赖的例子，我们已经在第二章讨论过，在任何时间作的决策都会对未来的结果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是即使确认了历史的重要性，仍有两种回答，并且还不明确哪个是正确的，甚至还不明确它们是否互相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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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确实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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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是社会规范和制度是由个人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交流网络、强弱关系的数量和普遍性形成的。帕萨·达斯古普塔把“社会资本”解释为经济中的社会网络。和很多包括各种各样分散而抽象的概念（规则、信仰）相比，这种说法的优点就是简洁。我们知道网络在实践上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并且社会网络和其他自然世界里的网络很相似。所以这个定义意味着我们也可以使用现有的分析网络的工具来理解社会资本的模式和效果。对社会网络的关注同样帮助我们理解在社会行为和态度中看到的各种动态。网络工具使我们可以分析传播效果、社会规范行为中的变化（有时候在非常重要的时刻出现而成为“尖点”现象）、交际人士的重要性、在收入分配这样的社会和经济指标中的“80
:20”模式，以及“先发制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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