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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论粮食税》这本小册子中论证了实行粮食税的特殊意义。他说：“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种代替是与缴纳完粮税之后的贸易自由，至少是与地方经济流转中的贸易自由相联系的”[41]。列宁明确指出，实行粮食税并不是新经济政策的最终目的。“粮食税，是从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所迫使采取的特殊‘战时共产主义’，进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一种过渡形式。而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又是从带有小农在居民中占优势所造成的特点的社会主义，进到共产主义的一种过渡形式。”[42]这就是说，粮食税本身也是一种过渡形式。列宁认为，首先把余粮收集制变为粮食税，然后再从粮食税过渡到工农业的产品交换，而不是从“战时共产主义”的余粮收集制向社会主义的工农业产品直接过渡，这是由当时的客观条件决定的。1921年俄国工业生产状况恶化。国家拿不出足够的工业品与农民换取必需的粮食，而余粮收集制又无法延续下去了。因此，为了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整个农业的发展，为整个国民经济建设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只能采用粮食税。从这个意义上说，粮食税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其产生的特殊性，带有俄国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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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税是对经济上过于激进的余粮收集制的一种否定，使农业政策回到重新认定农民小私有的基础上来，因而“必须以农民对个人利益的关心为基础”[43]。而农民对个人利益的关心能提高生产，能改善农民的生活地位，恢复和发展工农业，巩固苏维埃政权，因而也就为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前提条件。1921年12月列宁在第九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说：“总的说来，粮食税减轻了全体农民的负担。这是用不着证明的。问题不仅在于拿了农民多少粮食，而且在于实行粮食税以后，农民觉得自己更有保障，经营的兴趣也提高了。实行了粮食税，勤劳的农民只要提高生产力，就有更宽阔的道路可走。”[44]粮食税实行的第二年，农民自愿出售的农产品，比第一年增加1/5（由1.16亿卢布增加到1.4亿卢布）[45]。这标志着农村经济得到恢复，农民能够通过商品交换为城市提供粮食，而恢复起来的工业也能够为农村提供必要的商品了。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之间的新型相互关系建立起来了。实行这一政策的结果，并未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而是出现了“中农化”趋势，显示了苏维埃政权的生命力和新经济政策对农民的吸引力。可见，粮食税既不是继续进攻，又没有使农民倒退到资本主义制度，而是纠正了战时共产主义的错误，使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回到了正确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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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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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宁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实现了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这一转变的目的，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减轻农民负担，允许农产品自由贸易，扩大城乡商品流通，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恢复农业生产，巩固工农联盟。正如列宁所说：“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同广大农民群众的结合。”[46]列宁把工农联盟作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提出来绝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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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农联盟是发展经济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保证。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要探寻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途径，解决小农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小农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首先遇到的是如何处理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关系，特别是同农民的经济关系。列宁通过总结战时共产主义的教训，严肃地指出，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农民是“决定因素”。如果忽视这一事实，忽视他们的生产特点和传统习惯，忽视他们的经济利益和要求，不对他们实行同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刺激，要在工人和农民之间建立正确的经济关系那是不可能的。列宁十分中肯地指出：“为了逐渐发展强大的工农联盟，除了在工人国家的领导和监督下发展商业并逐渐提高农业和工业的现有水平外，就没有任何别的出路。我们绝对必须走这条路。我们新经济政策的基础和实质就在于此。”[47]。可见，在社会主义经济和农民小商品经济之间（即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建立正确的经济关系，就成为苏维埃国家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任务。同农民建立经济联盟，同他们结合起来，同他们一道前进，速度虽然比以前慢得不可估量，但广大农民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以坚定的步伐勇往直前，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运动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所梦想不到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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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农联盟是稳定苏维埃国内政治局势的要求。工农联盟不仅是发展经济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所必需的根本保证，而且也是苏维埃国内政治形势发展的要求。所谓国内政治形势，主要是指社会各阶级间的力量对比。由于革命和战争，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首先是工人阶级在十月革命后成了统治阶级，积累了领导国家的丰富经验。但是它在国内战争中承受了最大的牺牲，严重的经济破坏又影响了这个阶级，使它的队伍开始缩小，部分人甚至丧失了阶级性，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开始削弱。其次，第二种力量是农民阶级，它占俄国居民的绝大多数，但它是动摇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一种力量。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由于实行余粮收集制，用军事办法“剥夺”农民，引起了这个阶级的强烈不满。最后，第三种力量是地主和资本家阶级，它们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中遭到彻底失败，因而不得不改变斗争策略。它们企图利用农民的不满情绪，在假装拥护苏维埃的口号下推翻苏维埃政权。上述情况充分表明，农民已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双方激烈争夺的对象。换句话说，农民的向背直接决定着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因此，这时“农民问题”，工人阶级同农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提到了首位，并成为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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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农联盟也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问题。“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和国家权力。”[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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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离开工农联盟，不可能有牢固的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政策的领导。在苏维埃俄国这样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总的方针政策就是无产阶级要把农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同农民建立起正确的关系。从长远看，这种政策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准绳，要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个前提下，无产阶级建立同农民的正确关系，对农民做出一系列让步，使他们在经济上获得实际利益。无产阶级要善于抓住一定时期内的主要矛盾来制定方针政策，善于加强对政策的指导，以解决最主要最迫切的问题。党有了正确的政策，农民就会跟党走。没有正确的政策，必然损害工农联盟，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在从战争转到和平经济建设的时刻，正确的经济政策就是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来迅速提高农业生产，从而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又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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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联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其形式也不一样。列宁论述了十月革命胜利后工农联盟发展的两个阶段和两种形式，这就是国内战争年代的军事联盟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经济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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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联盟第一阶段是军事联盟的形式。列宁指出，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联合进攻、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之所以能够粉碎敌人，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是与当时无产阶级同劳动农民建立了军事联盟分不开的。这种联盟有着深刻的政治基础，因为俄共领导的这场反对阶级敌人的战争，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无产阶级使广大农民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使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新生。但是军事联盟必须辅之以经济联盟，正像列宁指出的，“如果没有这两个阶级的一定的经济联盟，军事联盟甚至连几个星期也不能维持”[49]。所谓经济联盟，就是“农民从工人阶级国家那里得到了全部土地，得到了免遭地主和富农蹂躏的保障；工人在大工业恢复以前，则从农民那里借取粮食”[50]。但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经济联盟的基础，不是建立在商品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一般关系上，而是通过余粮收集制，农民把自己生产的粮食拿出来，供应军需民用，保障军队能够坚持战斗，使工业不致完全崩溃。这种联盟，虽然对赢得战争的胜利，起过不小作用，但是这种经济政策把千百万小生产者赖以生存的经济渠道堵死了，使小农经济难以存在，更不要说发展。因此，余粮收集制不是过渡时期工农联盟的政策。必须重新加以认识，采取新的经济政策来改善小农的生活状况，提高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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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联盟第二阶段是以新经济政策为基础的经济联盟形式。1921年春，列宁对苏维埃俄国面临的形势作了如实的分析和判断。当时，由于连绵不断的战争破坏和农民生产情绪的低落，农业状况极度恶化。与1917年相比，苏维埃俄国的播种面积减少了2100万俄亩，总产量从330亿普特下降到170亿普特[51]，严重的经济困难不仅使农民，而且也引起了工人群众的不满，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工农联盟出现了裂痕。1921年2月，在国内外敌人煽动下发生的喀琅施塔得暴乱，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种情况表明，在内战基本结束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原有的工农联盟的基本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客观环境。出路何在呢？必须减轻农民的负担，放宽和改变农业政策。列宁指出：“我们必须从军事联盟过渡到经济联盟，从理论上看，实行实物税可能成为经济联盟的唯一基础。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牢固的经济基础，其理论上唯一的可能性就在这里。社会主义化的工厂把产品交给农民，农民则以粮食来交换。在小农占多数或至少不算少的国家里，这就是保存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可能的形式，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52]由于过渡到新经济政策，苏维埃政权在1921年碰到的政治、经济危机都顺利地克服了，工农经济联盟建立起来了，工农两大阶级的经济利益都得到了一定的满足。新经济政策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正常关系，就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就是无产阶级团结和依靠农民来建设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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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经济政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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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建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新经济政策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重大突破，对后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对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历史影响。在现阶段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潮流中，人们普遍感到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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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宁制定新经济政策的方法论，为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提供了范例。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53]列宁在探索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过程中能够根据实践发展的要求，突破“昨天的理论”的束缚，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例如，在制定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政策时，便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从资本主义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提出了关于在小农经济为主的俄国应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新理论。列宁在这里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一定要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考虑到了苏维埃俄国的国情：资本主义还不够发达，小农经济还是汪洋大海，生产力还很落后。因此俄国不能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必须通过迂回的道路，必须采取“改良主义式”的逐步的、审慎的过渡方法。正因为列宁坚持从实际出发，认清每一种理论体系的实践意义，才使他提出一系列充满活力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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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经济政策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进行改革创新和策略转变的有益经验。列宁时代，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否可以进行改革，是一个争论激烈的问题。当时一些人对新经济政策产生怀疑和误解，更有人持公开反对的态度。但列宁不仅在口头上承认要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而且还身体力行，集中千百万人的实践经验，成功地领导了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改革。由于这次改革，“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54]。与列宁的改革创新精神密切相关的是他灵活机动的策略转变艺术。列宁清醒地意识到，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比马克思设想的理论原则要“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复杂得多”，从事这样错综复杂的、新的异常困难的事业，必须掌握一种随机应变的革命艺术。这就是必须善于总结实践经验教训，不墨守成规，随时准备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不断调整方针政策，用列宁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随时准备“换车”，换上“马车”，或者换上“火车”[55]，总之，是换上适应当时情况和当地道路的“车”。在列宁的领导下，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曾两次“换车”，从产品经济换到“商品交换”，再换到“商品买卖”。这充分体现了列宁的领导艺术充满了丰富的辩证法。今天，我们所进行的经济改革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因此，为了把我们的改革事业胜利推向前进，为了在改革道路上减少失误，少走弯路，我们有必要很好地学习和研究列宁的改革创新精神和策略转变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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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经济政策是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的课堂。在实施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一直强调学习的意义。1921年12月，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列宁强调指出：在估量新经济政策时，人们对那些也许特别重要的事情注意得不够。“当然，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同广大农民群众的结合……但是，新经济政策还有另一方面，就是学习。”[56]列宁提出党员和国家干部必须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多方面的学习。外行是无法真正领导内行的，要实现领导和调节，就必须使自己变成内行。在一个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着的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学习就有灭亡的危险。新经济政策是为共产党人安排布置的学习“课堂”。所以列宁多次强调，“学习吧！……这种学习是非常严肃的，我们都应该完成这种学习”[57]。列宁提出必须向普通的店员、商人、小业主、资本家学习，向一切有经营经验的人学习。掌握实际工作本领，从根本上提高文化思想素质。列宁认为，在文盲充斥的俄国，如果不首先解决一些起码的文化任务，那么谈论新经济政策是很可笑的。我们今天所进行的改革，与列宁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相比，虽然历史背景和基本任务有原则区别，但学习任务的艰巨性是类似的，列宁对苏维埃俄国人民提出的学习任务和要求对我们同样适用。为了完成艰巨复杂的改革任务，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学会自己原来不懂的东西，把自己变成具有较深业务知识的成熟经济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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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学说，给世界上不发达国家指出了间接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和道路，具有广泛的国际意义。列宁制定新经济政策时，俄国所面临的经济条件是：①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农民经济；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58]。②俄国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在经济、文化上不发达的国家。③按照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一国或几国胜利的学说，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只是辅助性的，它只是一种良好的外部条件，而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则主要依靠自己内部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些经济条件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都普遍存在着，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都需要建立一定的工农经济联盟并保留市场、商品货币关系。因此列宁指出，通过新经济政策巩固工人和农民之间经济联盟的任务，不仅是俄国的，也是全世界的，“我们现在解决的任务，暂时还是一国单独解决，好像只是俄国的任务，其实，这将是提到一切社会主义者面前的任务”[59]。几十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曾一度被淡漠，被忽视。但是“虽多尘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经过历史检验的真理是无法埋没的。今天，随着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事业的深入，一个研究列宁新经济政策理论的热潮兴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改革无不从新经济政策中找到它的理论渊源。可以预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新经济政策理论和实践经验，对于根据各国国情创造出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对整个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无疑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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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商品货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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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有一个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大体上经历了十月革命前、苏维埃政权第一年、“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几个时期。列宁的经济思想充满了丰富的辩证法。他能根据社会变革的发展，根据经济生活的实践，来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探索它的利用问题，并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不断改变和修正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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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用经过控制的商品货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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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以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背景来研究共产主义问题的。他们预计到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60]手里，全部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各人的劳动都作为社会总劳动的组成部分，由社会来使用，社会的产品也将由社会直接分配，商品货币关系将归于消灭，由国家调节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将代替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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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货币资本的作用时指出，“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再存在了。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也会得到纸的凭证，以此从社会的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量。这些凭证不是纸币。它们是不流通的”[61]。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谈到未来社会的特征时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62]这说明，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上的劳动产品已不具有商品的性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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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前，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的观点，多半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为依据。如他在1894年对民粹派的观点进行批判时指出：“须知要组织没有企业主参加的大生产，首先就必须消灭社会经济的商品组织，代之以公社的共产主义的组织，那时调节生产的就不像现在这样是市场，而是生产者自己，是工人社会本身；那时生产资料就不属于私人而属于全社会。”[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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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列宁在肯定农民争取土地和自由的斗争是向社会主义迈进了一大步时，进一步指出他们所希望的“平分土地”还远不是社会主义。列宁强调说：“社会主义要求消灭货币的权力、资本的权力，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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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列宁对于那种认为土地国有化同社会主义有某些共同之处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只要仍然有交换，那谈什么社会主义是可笑的。”[66]总之，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始终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消灭商品和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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