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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说，能不能一下子把货币消灭呢？不能。还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社会主义者就说过，货币是不能一下子就废除的，而我们根据切身的经验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在货币消灭之前，平等只能是口头上的、宪法上的，同时每个有货币的人都有实际的剥削权利，要消灭货币，需要很多技术上的成就，而困难得多和重要得多的是组织上的成就。货币暂时还要保留下来，而且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还要保留相当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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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1月30日，列宁在写给苏维埃俄国消灭货币税委员会的信中指出，当前由于苏维埃俄国还没有能力同农民进行商品交换，所以农民还必须依靠商品流通，对货币就有需要。列宁警告说：“在没有向农民提供可以消除对代替物的需要的那种东西时，就废除代替物（货币），从经济上看是不正确的。”[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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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时共产主义阶段，虽然商品交换带有很大的强制性和垄断性，但商品货币关系仍然保持下来，而且列宁还强调要努力发展商品交换。他在1918年末说：“从战时的观点来看，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无产阶级要求我们拿出最大的力量来取得粮食和短皮袄，来减轻工人缺少鞋子、食品和其他物品的痛苦，我们就必须把商品交换扩大3倍至10倍。”[76]还说：“必须使我们的商品交换的轮子正常地转动起来。这就是我们当前的全部任务，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巨大的工作。”[77]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国家与农民的相互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商品交换的形式。因为实行“国家垄断制”和“余粮收集制”，并不是把粮食、布匹和其他主要消费品无偿地拿来，又无偿地分配出去，不采取交换的方式，而是在国家控制下，不准私商参加。只由消费公社和合作社这种销售机构采取交换的方式来进行分配，这种分配有卢布作媒介，受等量劳动交换等量劳动的规律所制约。在合作社和国营商业组织与国营工业企业的相互关系中，也采用了货币结算的买卖方式。手工业品也采取买卖的方式。当然，这种买卖带有强制分配的性质，并且价格远远偏离价值，因而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商品货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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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列宁虽然同一些主张马上消灭商品货币的极“左”思潮进行了斗争，但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里，他的主导思想还是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视为社会主义的对立物的。比如他对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所说的“过渡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了商品生产和平衡状态”是表示赞同的，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存在着“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趋势和农民的商品资本主义趋势之间”的斗争[78]。在另一个批示中他写道：“我们这里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第一阶段同维护（或恢复）商品生产的农民的和资本主义的各种企图进行的斗争。”[79]显而易见，在理论上，列宁仍然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并把当时尚存在的货币交换看作是商品流通的“残余”[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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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以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为中心内容的经济 “试验”遭到了惨重失败。实践证明，这一政策是不符合实际的，是行不通的。正如列宁在分析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发生经济政治危机的原因时所说，“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没有充分根据”的，企图“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81]。其所以产生这一错误，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在生产社会化程度和经济管理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直接由国家来全面组织经济生活很难管得合理，而且只能主要靠行政强制手段，这就势必把经济生活统得过死，无法保证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正常进行，不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二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占优势的分散的小农经济不相容。农民一旦得到土地并进行个体经营，就必然要求一定的贸易自由，而且他们所习惯的交换方式是商品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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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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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和办法，在大敌当前，为了保住无产阶级政权，还是可以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的，但是，当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已经被粉碎，国内战争结束的时候，人们就感到这种境况无法继续忍受下去。工人和农民普遍存在着不满情绪。在阶级敌人的煽动之下，农民暴动接连发生。因此，当时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局面。列宁敏锐地认识到这种形势，指出，“到1921年春我们就在经济战线上遭受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受的任何失败都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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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扭转这种严重局面，苏维埃政权必须实行一种新的经济政策。1921年3月，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用实物税代替粮食和原料收集制》的法令，标志着新经济政策的开始。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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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废除余粮收集制，实行粮食税制，粮食税额大大低于余粮收集额，这就改变了把农民的余粮完全征集起来和不准农民自由买卖的政策。允许农民出售纳税后剩下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以提高个人消费，换取工业品和生活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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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行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允许国家调节下的私人贸易的存在，扩大商品流转和城乡的经济交流，为此，必须全力抓住商业这个“基本环节”，国营企业实行“商业化原则”，按价值规律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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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帮助私人小工业、小商品生产合作社的恢复和发展，充分发挥地方小工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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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充分发挥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对内发展合作制，对外实行租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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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新经济政策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实现从产品生产向商品生产转变。列宁强调指出，不是余粮收集制，也不是粮食税，而是用社会主义大工业的产品交换农民的产品，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实行新经济政策后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商品交换。因为首先，商品交换应当是收集粮食的主要手段，如果供应给军队和城市工人的粮食不正常，国家就无法进行经济建设；其次，商品交换也是衡量工农业间相互关系是否正常的标准，如果没有正常的商品交换，工农的经济联盟就无法巩固；再次，商品交换也是建立比较正确的货币制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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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一方面表现为工业和农业问通过商业发生的联系。在过渡时期经济建设的链条中，商业是苏维埃政权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紧紧抓住这个环节，就一定能够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链条。另一方面，也表现为社会主义经营方式和领导方法的改变，要求一切生产单位和供应单位必须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实行“商业化原则”，即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规律办事，走向企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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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业是沟通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渠道，是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心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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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谈到新经济政策的任务和意义时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借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它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而且仅仅在于：要找到我们用很大的力量才能建立起来的那种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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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为寻找新的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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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3～10月期间，列宁认为商品交换就是这种结合的形式。当时列宁认为可以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种经济关系把商品交换的形式确定下来。就是说，由国营企业生产的产品，主要通过合作社等交换机构，有组织地同农民进行商品交换，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商品交换。这样做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贸易中存在着私人的市场自发势力冲击尚未巩固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危险。国家调节工农业之间的交换应该能够限制市场的自发势力。所以直到1921年6月列宁还认为用来交换农民粮食的社会主义工厂的产品，“已不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商品，决不单纯是商品，已不是商品，已不成其为商品”[84]。可见，这时的商品交换在很大程度上是产品交换，不是商品自由买卖，不是现金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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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经济生活的实践中，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条件下，特别是在“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租让制”和“租借制”），国家提供的工业品数量和品种相当有限，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同时由于是实物交换，各地的等价交换物很不相同，这样就给商品交换带来很大困难，这就使苏维埃国家在经济上又遭受到了新的失败，主要表现是：国家同农民之间的商品交换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发展，而个体的商品交换变成了商品买卖。经济生活的实践表明，直接通过计划来组织劳动产品交换行不通。那种力图在与农村结成联盟的范围内使贸易形式保持地方性的、直接的产品交换的性质，排除货币和发达的商品流通的尝试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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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0月，新经济政策实行半年后，列宁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总结，指出：“自1921年春天以来，我们制定了一连串的法令和决议，写了大批的文章，进行了一切宣传工作和立法工作，这一切都是适应商品交换的发展的……结果怎样呢，结果……商品交换失败了。所谓失败了，就是说它已经变成了商品买卖。如果我们不想把脑袋藏在翅膀下边，不想故意看不到自己的失败，不怕正视危险，我们就应该认识到这一点。”[85]列宁在分析商品交换失败的原因时指出，1921年春一致通过了新经济政策，当时作出这一决定的根据是：“我们通过商品交换可以更直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这方面还需要通过商业这条更加迂回的道路。”[86]这说明商品交换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那种“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离”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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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新经济政策同现实生活完全统一起来，列宁提出了继续退却的问题。列宁在10月底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所作的退却是不够的，必须再退却，再向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即用“通常的买卖、贸易”[87]代替商品交换。列宁还强调，“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否则就建不成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88]，这里所说的商业，已不再是排斥货币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实物交换了；而已变成了自由贸易、现金交易和私人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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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投下商业这枚棋子，对于加速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商业是实现工人阶级国家掌握的社会主义经济和农民经济结合的桥梁。农民小商品生产者的经济特征决定了只有实行商业的原则，才能为他们所接受。采取商业的原则，对农民是个让步，也可以说是一种退却。列宁说：“我们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退到租让制、退到商业……我国经济既遭破坏……不作这样的退却，我们就有革命的先头部队向前跑得太远而脱离农民群众的危险。革命的先头部队不同农民群众相结合，就会葬送革命。”[89]退回到商业，实际上是要恢复俄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同农民的正常关系、实现工人和农民密切合作的经济联系，从而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前进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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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的发现，便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这是列宁在探索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道路方面的重大理论突破和理论贡献，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发展。我们可以说，只有在找到了商业这个工农业关系的“结合点”之后，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最终被发现了。至此，直接过渡在理论上、实践上得到了彻底的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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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营企业必须实行“商业化原则”，按价值规律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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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列宁的大量著述加以研究，就会发现，列宁在对新经济政策进行理论论证时，已经形成了又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必须按照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商业化原则”来组织经营。列宁多次强调，新经济政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学习管理经济”，“学会经商”；国营企业必须“采用新的原则”即“商业化原则”，实行“经济核算制”，“按商业化原则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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