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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持经济核算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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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主义企业要实行经济核算制的问题是列宁在1921年正式提出来的。这是他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从实际出发，郑重选择和决策的结果。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通过革命手段，将一切工业部门的大企业收归国有，并用最激进的措施消灭商品和货币，在全国范围有组织有计划地以产品分配代替商品流通，把全体居民组织到生产消费公社里来，把一切经济关系实物化，通过国家法令强制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国内战争的爆发，加速了这些极端措施的实施。在高度集中的“战时共产主义”管理体制下，全国成了一家大工厂，而各个企业变成了一个个车间，不独立经营，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通过各专业总管理局直接管理。生产任务由总管理局规定，生产资料由它免费供应，产品由它无偿调拨，现金支出靠国家预算拨款，货币收入全部上缴国库。企业的生产、流通、分配全由国家统一组织，经营后果全由国家承担。这是典型的国家包干制，根本没有经济核算。这种制度不利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利于精打细算，厉行节约，导致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严重浪费，造成大部分企业亏损。实践证明，高度集中的供给制管理形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也不能巩固公有制和建成社会主义。于是，新经济政策应运而生。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学习经营管理，实行经济核算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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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经济核算制，就是由国家拨给企业一定数量的资金，供企业独立经营，要求企业以收入补偿支出，并且取得利润。列宁强调，国营企业实行经济核算，这实际上等于在相当程度上改行商业原则。而实行商业原则，就要求每个企业都成为精明能干的“商人”，按照商品生产的规律，精打细算，勤俭节约，办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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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国营企业贯彻经济核算制，取得经济效益，列宁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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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实行经济核算制，就要赋予企业在全国性计划范围内的相对独立性。它不能像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那样，产、供、销由国家包干，“吃大锅饭”，而必须使企业建立在最大的财政和经济自主性的基础上，进行独立经营。国家的任务在于规定这种独立性的限度和范围，并通过法律、法令、制度加以确认。企业拥有独立的经营资金，在银行开设独立的账户，和外界经济联系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等等。这样，企业就会把自己的活动纳入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轨道，把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同市场上的商品流转挂起钩来，主动地适应市场需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争取最好的经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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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实行经济核算制，就要使企业不但不亏损，而且能盈利。使企业盈利，这是列宁经济核算思想的实质。它的逻辑起因就在于社会主义企业也是商品生产者，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都要按照商品生产的规律，用价值、成本、价格、利润等经济范畴进行精确的计算和比较。一个企业的领导，必须遵循盈利的原则，会做生意，会打算盘，讲究经营之道，生财之道。用列宁的话说，就是要学会“用精打细算的商人的方法充分地保证我们的利益”[170]。经济核算要求企业生产经营的成果，不仅能补偿自己的物质耗费和其他耗费，而且要取得利润，要赚钱，为扩大再生产和其他社会需要提供积累，“国营企业的‘不亏损’和‘有赢利’，也是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171]，“从共产主义观点来看，也是好现象”[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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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实行经济核算制，要处理好企业与国家的关系。列宁指出：“大机器工业和以前各个阶段不同，它坚决要求有计划地调整生产和对生产实行社会监督。”[173]因此，实行经济核算制，要把企业的自主性和国家计划、国家监督统一起来。经济核算制并不是要把企业变成一个完全不受国家行政干预的独立经济单位，像资本主义国家的私人企业那样，在市场上进行自由竞争，搞自动调节；而是要受国家计划的调控，把国家计划作为实行经济核算的依据。对此，俄共（布）第十一次党代会决议作了明确规定，企业的经济核算要以全国工业计划为基本依据，企业和他们的联合组织要“根据所批准的生产计划和国家对他们所需物资供应不足的情况把自己的部分产品拿到市场上销售”，而不是不要国家计划。除少数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型企业国家要直接用指令性计划调节外，国家对企业的管理主要表现为计划的控制以及利用各种经济杠杆和资金、成本、利润等价值指标实行货币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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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实行经济核算制企业，要对自己生产经营的成果负责。列宁经济核算的中心就是经济责任原则。实行经济核算，要求每个劳动者，首先是企业领导人，不仅要对个人的直接劳动成果负责，而且要对整个企业的经营成果负责。列宁说：“各个托拉斯和企业建立在经济核算制基础上，正是为了要他们自己负责，而且是完全负责，使自己的企业不亏本，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我认为他们就应受到审判，全体理事都应受到长期剥夺自由（也许在相当时期后实行假释）和没收全部财产等等的惩罚。”[174]这就是说，企业领导人不仅要对企业负经济责任，而且还要负政治、法律上的责任，企业以法人的身份出现在经济舞台上。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经济效益，减少混乱和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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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贯彻物质利益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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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否需要有一种经济动力，承认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物质利益原则的存在？列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完全肯定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遵循物质利益原则，这是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切社会活动都“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175]的原理，在总结苏维埃俄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时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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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历来十分重视物质利益，认为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和一切阶级斗争的根源。恩格斯也多次强调这个问题。他说：“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176]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建设的过程中，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利益原则的学说。他在《十月革命四周年》的报告中，在阐述新经济政策精神时指出，在俄国革命过程中，“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普遍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我们曾打算用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以及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177]而要胜利完成经济任务，就应该“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个人利益、依靠经济核算”。[178]这里列宁依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的原理，科学地阐明了经济任务与一般政治、军事任务的区别。无产阶级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的目的在于解决本阶级的共同利益，这时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处于从属地位。人民群众在为争取本阶级的共同利益而去完成一般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时，可以赴汤蹈火，不顾一切艰险。因为他们知道，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权就没有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的一切。而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一般军事任务和政治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在解决经济任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群众就不能不开始关心他们的个人物质利益了。因为他们努力完成一般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的理想追求，正在于通过政治上的解放而获得经济上的翻身。由此看来，解决军事、政治任务与解决经济任务具有不同的特点，因而也就决定了解决这些任务的方法和措施是不一样的。解决军事、政治任务可以直接依靠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为赢得整个阶级的共同利益而激起的革命热情。列宁指出：“军事任务可以用进攻、袭击和热情来解决”[179]，“一切伟大的政治变革都由先锋队的热情完成的”[180]。苏维埃政权正是依靠工农的热情取得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但在这些胜利取得之后，继续单纯依靠热情去完成经济任务就不现实了。因此在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以后，共产党人必须用全力来处理好政治热情同物质利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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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苏维埃政权当时面临的现实，列宁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贯彻个人物质利益原则，提出了许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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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必须实际采用和试行计件工资制”[181]。计件工资是按工人所产生的产品数量或完成的作业量来交付工资，它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出劳动者实际付出的劳动量，把工人的劳动报酬和他们的劳动成果直接联系起来，有利于调动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有利于推动工人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熟练程度。所以，列宁指出，实行计件工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措施，“应该用全力去推进它”[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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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那些无法实行计件工资的工种中，实行奖励制”。奖励的标准，要以贸易额的大小和利润的多少为转移，并“把奖励制包括到全体苏维埃职员的整个工资制度里去”[183]。列宁认为，在共产主义到来之前我们还不能使任何劳动报酬一律平等，因此，在一定时间内仍然要付给一些人较高的劳动报酬。同时，“也不能取消鼓励成绩优良的工作特别是组织工作的奖金制度”[184]。他说，在完全的共产主义制度下奖金是不允许的，但是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没有奖金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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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经济工作人员中实行“分红制”。为了推动商业的迅速发展和获得必要的利润，列宁提出按营业额和按利润提成对经济工作人员实行分红制。他说：“我们可以并能学会对我们的官僚们实行分红制，做成某一笔交易，从中抽给你一定的提成（按百分比）；如果不干事，那就去坐牢。”[185]他还主张：“对职员（与经济工作有关的所有人员）改用按营业额和按利润提成分红，如有亏损，办事不力和失职情况，应予严惩”。[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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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养和利用经济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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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描述未来社会主义革命时指出：“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向大学要求的仅仅是律师，作为培养他们政治活动家的最好的原料；而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才，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绝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丰富的知识。”[187]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时，需要大批的革命家和鼓动家，说服大多数群众同剥削者的反抗进行斗争；但在夺取政权以后，转入和平经济建设时期，光有革命家和鼓励家是不够的，更需要组织者和管理者。因此，早在1918年春，当时经济建设工作已成为苏维埃政权的中心任务，列宁就指出，必须根据新的形势，积极培养和造就能适应新情况、解决新任务的大批管理经济的人才。列宁不仅论述了文化科学知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而且还提出了一系列培养、选拔经济建设人才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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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列宁强调要在党的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中培养经济管理人才。列宁指出：“要管理就要内行，就要精通生产的一切条件，就要懂得现代高度的生产技术，就要有一定的科学修养。”[188]但当时刚刚夺取政权的广大党员和干部缺少文化，不会做管理工作，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要求。他们中间，“有的人可以当一个最有能力的革命家和鼓动家，但完全不适合做一个管理人员”[189]。列宁对这些干部和党员提出了重新学习，变外行为内行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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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谁学习呢？列宁教导党的干部和共产党员，“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来学习。也要向资产阶级学习”[190]。由于党的干部和共产党员绝大多数缺乏经济管理工作的经验，列宁特别强调要向资产阶级学习。他指出，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镇压了他们的反抗，现在则要向他们学习。我们有社会主义的知识，但是没有组织千百万人的知识，没有组织和分配产品的知识。只要他们组织过托拉斯，只要他们搞过千百万人的生产和分配，只要他们有经验，我们就应该向他们学习。如果我们不从他们那里学会这些东西，我们就不会有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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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列宁十分注意在工人中间培养和选拔经济管理人才。列宁认为，我们的主要目的在于更深入、更广泛、更迅速、最有效地使我们的机关“工人化”，吸收更多的工人和劳动农民来管理工业，管理国民经济。这里不仅要吸收工人，还要吸收非党工农代表。工农群众中蕴藏了大批优秀人才，问题在于要发现他们，选拔他们。1920年春，苏维埃俄国在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争中，获得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时机。这时，列宁主持召开了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提出：工业管理要逐步向一长制过渡。在过渡中，要举办训练班在工人中培训经济管理人才，要任命受过训练的工人担任车间副主任或副厂长，并进而把他们提拔为正职。新经济政策实行后，列宁对于从工人中培养和选拔经济管理人才更加重视了。他指出，工会应该比现在更细致、更加坚定地经常调查一切适合做经济管理工作的工人和农民，培养他们，从各方面切实认真地检查他们学习管理工作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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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列宁积极主张吸收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专家参加经济管理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专家为社会主义服务，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列宁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说：“资产阶级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遗产，给我们留下了最大的专家，我们一定要利用他们，广泛地大量地利用他们，使他们都参加工作。”[191]“拒绝利用他们来参加管理和建设工作，是会给共产主义带来无穷祸害的极愚蠢的事情。”[192]为此，列宁强调一切领导机关，无论是共产党，苏维埃政权或工会，都要像爱护眼珠那样爱护一切真诚工作的、精通和热爱自己的业务的专家，使他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得更好，无论在物质方面，权利方面，思想方面以及在同工人和农民同志般合作方面，都要使他们满意自己的工作。列宁还说，对科学技术专家要采取异常慎重和灵活的态度，尊重他们的切实工作；他们将通过自己那门科学所达到的成果来承认共产主义；对专家不分青红皂白的非难，把他们统统叫作“资产阶级”专家的行为简直是给共产党人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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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理论是列宁对苏维埃俄国初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科学总结，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十分丰富。由于我们今天面临着不同于列宁时代的新国情，我们实行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不论在内容、形式和要求上都比列宁时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尽管如此，几十年前列宁总结的经济管理理论今天仍然放射着光辉。重温列宁的经济管理理论和实践。使我们犹如找到了一面明镜，它可以启迪我们像列宁那样，随着经济建设实践的发展，不断地去发现新情况，不断地研究新问题，探索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总结新经验，使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内容和形式日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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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反对经济工作中的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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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在苏维埃国家机关和布尔什维克党内，官僚主义开始复活起来。到了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的时候，它已经蔓延到全国各地，成了群众对党产生不满情绪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列宁指出，当时的一些国家管理机关已经成了“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整个苏维埃国家是一个“带有官僚主义的毛病的工人国家”[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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