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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往往被混为一谈。强调必须把学术同政治问题即党内斗争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以行政的力量确定学术争论的是非，把对方不仅看做是学术的对手，而且看作是国家的敌人。这样的做法严重地压制了不同意见，粗暴地践踏了学术民主。通过党和国家的力量，甚至动用国家机器，干预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是苏联建国初期政治经济战线大论战的一个特点。如20世纪20年代的工业化大辩论本来是一场颇有生气的理论辩论，结果以政治斗争的形式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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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论认识和概括往往被最高领导人垄断，研究人员不敢进行独立的理论研究，只能对领袖人物的思想和言论进行注释和解读。对领袖人物著作的印证代替了独立的理论思考和对现实问题的创造性研究。由此而来的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思想僵化。事情竟然严重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引用经典的多少被看做是作者知识渊博的标志。一个经济学家如果找到一条其他经济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未曾多次引用的语录，就自认为是一个有创造性的研究人员。广大科研人员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得不到发挥，以致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十分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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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消亡论及其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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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苏联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政治经济学只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经济生活由人的自觉意识来调节，没有盲目起作用的经济规律，商品拜物教不存在，生产关系是彻底透明的，因此在这里要认识生产关系无须进行理论分析，也就用不着理论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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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消亡论并不是在20世纪20年代才有的，它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桑巴特和希法亭都讲过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可能有政治经济学，因为在这种社会里，生产关系是透明的。在十月革命前，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也持同样的观点，说政治经济学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它的消灭而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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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消亡论”观点形成以后，曾风靡20世纪20年代的苏维埃大地，除了少数人，如伏·莫蒂列夫、亚·波格丹诺夫、伊·莫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等以外，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这种论点。例如，莫斯科大学教授列·留比莫夫说：“政治经济学由于仅仅专门研究和阐明资本主义秩序的现象……应当只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2]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1919～1920年度的政治经济学大纲中，有“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和共产主义革命”及“论共产主义的不可避免性”两讲，而在1921～1922年度的大纲中都被删掉了[3]。亚·科恩在该校讲课时说：“理论经济学只不过是研究商品社会的，因此交换关系的灭亡同时也是理论政治经济学的灭亡。”[4]此书是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1924～1925年的教学讲义。就连后来成为苏联经济学界大权威的康·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也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调节资本主义交换社会的生产关系的规律”[5]，而“共产主义经济是有组织的并且被自觉的意志所支配，其中就不存在可以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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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在苏联20世纪20年代流行的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上都得到反映。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和教科书，都只讲资本主义部分，不讲社会主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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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苏联经济学界曾经发生过三次有影响的理论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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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发生在1924年3月，起因于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的莫蒂列夫编写了一份教学大纲，认为无论是资本主义问题，还是过渡时期经济问题都可以包括在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之内，从而政治经济学也应该研究苏维埃经济理论。科恩等人对此持反对意见。他说，这意味着把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自发规律的政治经济学同苏维埃经济理论完全融合在一起了，“把这两门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的科学混淆起来，把它们机械地融合成一门科学，是根本不能容许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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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发生于1925年1月31日，那天共产主义科学研究院召开了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讨论会。伊·斯切潘诺夫作了题为“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专题报告，他广征博引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述，断然批评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布哈林的错误观点，强调了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应当提供的不是某一个别经济发展时代的理论，而是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运动和交替的理论”[8]。他说：“近年来我们处于‘被著名的成见所迷惑的’奇妙的时期，这种成见妨碍对《资本论》方法及对列宁方法的理解。从基层的政治常识学习小组到共产主义大学，我们差不多有四年都一直在当做牢固确立的、不容任何怀疑的真理来重复：似乎马克思主义的——首先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仅仅是交换社会的理论’、‘关于商品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似乎‘要求经济学在整体上成为历史的科学’是违法的。”[9]斯切潘诺夫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历史科学，它绝不能限于资本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国家，它在研究各个发展时期的特殊规律时，也并不排斥阐明某些共同的经济规律性。所以，他指出必须向两个方向扩大眼界：既向前又向后——既向社会主义，又向封建主义。而且，把中世纪经济包括在理论中也还不够，应当继续前进。“在中世纪以前看到每个民族的原始公社的时代”[10]，也就是说，把从理论上认识原始公社经济也纳入政治经济学的视野。虽然斯切潘诺夫的论证是令人信服的，但是参加大会的14位院士和著名学者中，只有两人支持他的意见，其余的都表示坚决反对。布哈林当场断然宣布：“我认为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的理论。”[11]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发言说，社会主义“将不需要任何政治经济学”[12]。什·德沃拉伊斯基对上述意见作了进一步发挥，他论述道：“如果在计划社会里没有价值范畴，那么，那里也不会有工资、利润、地租，也就是不会有任何一个理论经济学的普通范畴……这门理论经济学本身也就无事可做了。”[13]瓦·奥辛斯基和列·克里茨基也作了类似的发言。讨论会后，列昂节夫还发表文章指责斯切潘诺夫“反对我们对这个问题公认的答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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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讨论发生在1928～1929年，争论最初是从抽象劳动问题引起的，涉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关系，也涉及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以鲁宾为首的唯心论派和以А.科恩、С.别素诺夫为代表的机械论派，在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上争论得很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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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宾是否认政治经济学存在的必要性的。1929年他在红色教授学院所作的《马克思经济体系中各种范畴的辩证发展》的报告中断言，只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是政治经济学的直接研究对象”[15]。他在所著的《马克思价值学说概要》一书中，也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16]。在鲁宾学派看来，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只能是生产关系，如果把生产力列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将使这门科学融合于技术科学，被技术科学兼并，阉割掉社会内容，他们错误地把生产力和技术等同起来，认为研究生产力是技术史的事。鲁宾以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上的主观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而受到许多经济学家的批判。至于鲁宾否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的必要性的观点，不但没有收到丝毫的批判，反而得到广泛的支持和赞赏，他们竟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致意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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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素诺夫在讨论会的发言中认为“物质生产过程的这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应平等地被列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18]。机械论者也重复了生产力和技术的同一性论题，从而宣称：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等同地”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虽然，这一派人，多数也是主张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可是，那些主张承认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人，也被认为是犯了机械论的错误，并且加以指责。1929年还出版了一本《对政治经济学中的机械论倾向的批判》专辑，收集了批判机械论的一组文章。本来，所谓机械论者的主要观点，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生产过程的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是一种可以研究和讨论的学术观点。可是在苏联1929年却被当作机械论来大加批判。红色教授学院的经济学家们还通过了一个谴责机械论的决议，并且强调了“对政治经济学领域内的机械论倾向作尖锐斗争”的必要性[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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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0月10日《真理报》发表编辑部声明，对这场讨论进行了总结，指出“既要反对常常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唯心主义的危险，又要反对波格丹诺夫派的机械论残余”。从而，迫使贝素诺夫和康恩等人承认错误，写了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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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2月9日，斯大林在回答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的提问时，对20世纪20年代后期经济学界就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等一系列学术问题的争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参加争论的经济学家是在搞烦琐哲学。他说，争论双方都“陷入了学究式的抽象议论”，并上纲说，他们的争论“当然是合乎我们的敌人的心意并对他们有利的”[20]。斯大林的批评虽然正确地指出了讨论的错误倾向，但他完全抹杀这场理论讨论的意义，并把它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产生了消极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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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苏联20年代否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的理由和原因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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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没有认真领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精髓，而拘泥于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部分原理进行逻辑推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主要著作《资本论》《反杜林论》中，都预示过未来社会不存在商品经济，不存在盲目的自发力量调节，社会生产将由人们自觉地进行计划管理。但是他们都没有论证这种社会理想将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什么时候实现，更没有阐释过这种社会理想的实现将宣告政治经济学的终结。持政治经济学取消论的人则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将迅速实现这种社会理想，并自以为补充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作出的结论：社会主义社会将不再需要政治经济学。显然，这些人对历史发展的曲折和复杂性估计不足，而马克思却是有相当充分的认识的。就消除物的关系掩盖人的关系来说，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这绝不是短时间内可轻易完成的任务。“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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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政治经济学取消论被接受的一个重要理论原因，在于经济学家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计划社会”，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阶段已经消灭了商品、价值、价值规律，消灭了竞争，国民经济完全由国家计划安排。由于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经济，不存在商品拜物教，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掩盖的现象，因此，也不存在经济关系的本质形态与现象形态的矛盾，从而政治经济学失去了作用。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事实上，即使在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产品经济中，经济关系的本质形态与现象形态也绝不会是完全一致的，它们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所不同的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所以，揭示这种矛盾的政治经济学仍然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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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苏维埃组织经济的作用加强了，人们的主观因素也大大加强了，因而人们以为主观可以支配客观了。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党的干部、知识分子，以至于普通工农群众普遍产生了一个错觉，似乎布尔什维克党、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专政是无所不能的。没有理论经济学，也可以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同时，经济学界在唯心主义影响下，否认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规律是由主观意志决定的，否认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认为它们之间没有矛盾需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研究解决，否认人们主观认识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规律之间的矛盾，认为根本不需要通过实践—理论—实践的反复过程去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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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苏联战时共产主义的社会现实对政治经济学取消论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工人、农民摆脱了地主、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成了国家的主人。新成立的工农政府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公布了一系列法令，对土地、银行、铁路、船舶等重要产业实行了国有化。苏维埃政权为了战胜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武装进攻，被迫实行了以“余粮征集制”为中心的具有强制性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个时期货币被禁止，工资、利润和信贷等经济杠杆均被取消，实物经济占统治地位。正是这种情形，使得党内一部分领导和许多经济理论工作者轻易地得出了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治理能够取代盲目的市场经济的结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政治经济学取消论开始泛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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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政治经济学消亡论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并开始偃旗息鼓了。其原因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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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公开发表了列宁批评布哈林的遗稿。1929年10月苏联出版了《列宁文集》第11卷，首次公开发表了列宁的遗稿《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的评论》，这是对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的决定性打击，有力地推动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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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这一著名评论中表述了如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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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针对布哈林在该书卷首所写的“理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的科学”，列宁评论道：“定义比恩格斯的倒退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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