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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社会主义民族类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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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社会主义经济时,主要是就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的质的规定进行分析和探索,至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这种经济制度将采取何种形式、何种类型则没有涉及。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对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设想比较单一,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形式问题还未成为现实。列宁根据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基本经济特征,揭示了帝国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从理论上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而且是在资本主义不很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并在实践上成功地证实了这一理论。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即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将以怎样的经济运行类型实现经济建设目标。列宁在1918年至1924年这短短的几年中不断探索,先后在实践中实行了两种“经济类型”,即战时共产主义指导下的“类型”和新经济政策指导下的“类型”。从1921年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由于符合俄国当时的具体国情,因而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由于列宁当时的身体状况和繁重的国务活动的限制,不能有更多的精力从理论上将这个问题深入下去。这个不足在一定程度上被布哈林的理论研究所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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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1月18日,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过一个关于纲领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作为生产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类型’的问题”[1]。布哈林认为:“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将是以前的资本主义形式在另一种形式中的继续;这就是说,各个不同国家的资本主义的特点,将在那些国家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特殊形式中表现出来。”[2]据布哈林的分析:“美国的资本主义具有突出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与本国的强大组织(托拉斯)结合在一起的银行在其中占统治地位。法国的资本主义主要是一种国内工业不甚发达的、高利贷类型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把钱借给其他国家,剥削那些国家,这种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国内的生产活动非常之少,在它的怀抱中小农经济还有栖身之所,可是,例如在英国的资本主义体系中,这种资本主义已经完全把自由农民的经济吞噬了,已经把世界掠夺的特点同大力发展本国工业的活动结合起来了。”“可怕的、半农奴制的野蛮状态和可怕的总的经济落后,同西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最先进的形式的这种结合,就构成俄国资本主义的显著的特点,构成它的所谓‘民族面貌’。”[3]如果在各个不同的国家中,资本主义具有各自的特点,那么显而易见,社会主义在其发展的初期,也必将具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是由以前资本主义发展特点产生的。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最初历史阶段的落后特点并非苏联特有的发展规律,而是与苏联国情相类似的所有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都不可避免的。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因各国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民族类型”“民族特点”。这种“民族类型”的差别就在于各国的社会经济关系、经济结构和物质技术基础不同,而这种差别需随着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才能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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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布哈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一文中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主义各种类型的问题”。他认为,由于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大工业,这些工业在国有化后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国营工业,构成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经济命脉,因此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是有物质保证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小农经济,俄国的经济技术极端落后,所以俄国要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在发展的时期内将是一种落后的社会主义”,或叫作“亚细亚形式”的社会主义。从社会发展阶段上讲,这种“落后型的社会主义”,处于不同于马克思所设想的不存在阶级的未来社会第一阶段(通常称之为社会主义),而是处于仍然存在阶级区别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布哈林深刻指出:“在发达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是无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是统治阶级,也是生产上的指挥者。社会主义的这个初级阶段的特点是阶级的等级制依然存在,但是,这种等级制不具有通常的性质:居于上层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在初级阶段,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是无产阶级。”[4]布哈林的“落后的社会主义”理论,也可以说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这套理论,是布哈林为了回击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和俄国的孟什维克以及联共(布)党内列宁主义的反对派否定俄国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的悲观论调,在苏联从1921年转向新经济政策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通过对过去的政策和对新经济政策实践的深入研究而逐步形成的。这套理论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为苏联社会主义作了定位,又以“落后的社会主义”“亚细亚形式的”社会主义的观点为苏联社会主义作了定位,形成了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科学回答,这个回答是从俄国国情出发结合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产物。那么,当时俄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落后型的社会主义”的特点是什么呢?布哈林作了如下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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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生产力水平上看,落后型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较低,发展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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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在十月革命前就是欧洲较为落后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国家,其生产力从总体上看十分落后,突出表现为:①农业经济的比重大,存在大量小生产者和农业私有经济成分;②工业虽较农业发达,但比例失衡,整体落后,尚存在资本主义的私有成分;③地区发展不平衡。这种落后的生产力状况是苏俄社会主义的最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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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生产关系上看,苏俄的经济成分是混合型的,既有公有经济,又有私有经济,这与俄国的生产力是相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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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经济成分要求经济运行机制是市场关系,所以,市场关系的存在是落后型社会主义的突出特征。市场关系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由于生产力落后,生产资料所有制多样,所以苏联存在市场关系是客观的,必然的,也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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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到达完全的社会主义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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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认为,由于存在小商人和小业主,所以,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仍将继续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由于存在着在俄国具有极其巨大的经济意义的非常广大的农民阶层,所以,到达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相当长的。他充满信心地说:“在经济和技术非常落后的条件下,这条道路是非常漫长的。尽管如此,这却是一条可靠的道路。只要我们对农民执行正确的政策,我们就一定能沿着这条道路走向社会主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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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到达完全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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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哈林看来,未来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如果“从高等代数的观点来看”,无疑是正确的;但它只能建立在社会主义大生产的增长和集中的基础上。而在俄国“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必须高度重视市场关系,货币、交易所和银行等的巨大作用,不能立即实行计划经济。由此,他提出这样一句名言:“我们将以乌龟速度爬行,但我们终究在建设社会主义,并且我们定将建成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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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坚持对外开放,吸取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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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俄国是一个落后国家”,它必须学习和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科学和技术的肯定成果,因为世界经济正在逐步走向一体化,“一方面,我们对世界经济有越来越大的依赖性,而另一方面,——尽管听起来很离奇,——我们越来越独立,通过我们同资本主义的国外联系,我们的经济基础越来越巩固。这里是辩证的矛盾。不能只看到过程的这一半,而完全忘掉了另一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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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还预见到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将存在于人类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并意识到这种类型差别将具有一定的宏观性。他引资本主义为例,认为资本主义在“几百年”发展直至晚期以后,仍然保留着多种不同的民族类型(形式、面貌、特点),社会主义的不同民族类型并存当然也不是偶然的、暂时的,它将持续“一个很长的时期”,“直到转变为包罗万象的世界共产主义制度为止”,直到“无产阶级世界统治”“社会主义世界产生”[8]发展起来为止。一句话,它是在共产主义使“世界各国融合为一个整体以前”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的普遍现象。他还特别强调指出,每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具体的经济类型或生产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经济条件之下是不同的,建立在不同的起点和不同的基础上的经济类型或生产形式,也不可能千篇一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忽视发展的特殊性,不要千篇一律地生搬硬套,既要善于识别和看出共同性,也善于识别和看出特殊性,后者在沿着共产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事业中,有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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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上述思想的实质就是要求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反对左倾思想和冒进的做法。这是一个重要而有现实意义的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社会主义各国在发展阶段问题上,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超越阶段的冒进现象。而目前一些国家又都在重新认识和探讨这一问题,纠正过去的冒进做法,重新确定目前所处的阶段,如我国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种情况有力地证明了布哈林上述思想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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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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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此后发展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正是在这篇论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两部门经济发展模式理论,并首创了经济发展研究的二元结构分析方法[10]。然而,早在20世纪20年代,布哈林就已经以苏联经济为对象,分析了经济落后国家二元结构现象,并提出了完整的二元结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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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元经济结构的内涵。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当代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所谓二元结构,是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概括为两大部门,即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在传统部门中,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农业以及零散的商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甚至是零或负数,这一部门集中在农村,并吸纳了社会的大多数劳动力;在现代部门中,主要是采用先进技术的工业、建筑业和现代化的商业与服务业以及运用现代技术与生产经营方式的大规模农业,这一部门一般集中了城市和与城市联系紧密的地区,并且劳动生产率和边际劳动生产率比传统部门高得多。布哈林认为,苏联“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对其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一方面,“农村大量的农民实际上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活干,但必须吃饭;在手工业者中间同样有人口过剩,这种过剩的(隐蔽的和公开的)人口是城市的一种可怕的压力,加剧了失业现象,因此,显然失业问题的重心与其说是在城市,不如说是在于农业的过剩人口”[11];另一方面,“二元经济结构”下两部门的经济增长还会出现反差,即农民的小经济远远落后于拥有种种完善的现代工厂。结果是,两部门之间的差距在二元结构下越拉越大,最终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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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的“二元经济结构”分析是以20世纪20年代苏联这一经济落后国家为对象的,分析的出发点是这个国家的城乡关系类型。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城乡关系的不同类型是区分整个历史时代的标志。”[12]他在1928年发表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扎记》一文中,把资本主义城乡关系分为三类:第一类,最落后的半农奴制农业,这里,农民赤贫如洗,国内市场容量极小;第二类,农奴制的残余很少,农奴主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资本家,农民比较富裕,农民市场的容量较大;第三类,美国类型,几乎完全没有封建关系,土地买卖“自由”,存在着富裕的农场主,工业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在布哈林看来,革命前的俄国城乡关系就属于第一种类型。正因为如此,过渡时期的苏联经济呈现如下结构特征:“可怕的、半农奴制野蛮状态和可怕的总的经济落伍,同西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最先进的形式”结合起来,即“农民的小经济远远落后于拥有种种完善技术的现代工厂”[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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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元经济结构转轨模式设计。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城市和农村具有完全不同的运行机制,在双方交往关系处于相互隔绝或半隔绝状态时,由于双方的增长速度呈现剪刀型反差,随着时间的推移,两部门的差距越拉越大,最终成为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一元经济结构是全面实现了工业化的社会经济形态。在这种经济形态中,各产业部门(包括农业)都普遍采用了先进的技术和生产方式;两个产业部门都实现了协调发展;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市场联系普遍化,等等。如何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轨,即消除两部门之间的差距,使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一元经济发展,即转向高层次的一元经济结构就成为发展经济学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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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所设计的解决这一命题的理论模式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实现农村过剩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转移。当现代部门的扩张将整个经济内的过剩劳动力吸纳干净时,收益递增就会取代收益递减而成为整个经济的一般趋势,使整个经济摆脱低水平的均衡陷阱,并由此转变为一个稳定增长的经济。刘易斯的这种理论模式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个要素(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上,而没有研究其他要素(如资金、技术)的转移或流向以及由此引起的国民经济结构全面转换的问题上。因此,他的分析只能解决工业化问题的某个方面,而不能涵盖工业化的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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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对二元经济结构转轨模式的设计则是按照与刘易斯不同的思路进行的。在他看来,消除二元结构,国家工业化无疑是法律[14]。只有实现工业化,才能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差距。但是,实现工业化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布哈林认为重要的问题是工业与农业的结合问题。社会主义是要对农业进行巨大改造,而不是放弃不管,是要使农业获得巨大增长。因此,国家工业化也意味着农业工业化,是一个为消灭城乡对立做准备的过程[15]。显然,布哈林向人们表述了工业化的宗旨是不仅仅对工业现代化,而且要对农业也实行工业化,不仅仅要发展工业,而且也要发展农业。工业化的过程即工业带动农业发展的过程,也是农业促进工业发展的过程。这里他向人们提供的落后国家二元经济结构发展的模式是:工农业均衡增长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具体地说,就是在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实现社会经济机构向现代一元经济结构转化的途径,就是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二元经济共同增长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因为,这不仅能“填平以往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历史所造成的城乡之间的深渊”,而且,“城市的技术援助,特别是农民经济的电气化以及与此同时的合作化……是使农村繁荣昌盛的强有力的杠杆,城市和农村的物质条件将逐渐趋于平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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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布哈林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工业化思想中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一模式在实际操作方面遇到了两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一是当时苏联工业发展相对迟滞。苏联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工业设备更新不足,出现了工业商品荒,要解决工业设备更新问题就需要大量资金,布哈林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二是资金短缺也约束着农村工业化。农业的发展也需要追加投资,但这部分资金来源于何处,布哈林也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如何解决布哈林在当时遇到的难题,使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具有现实可行性而不仅仅是理论可行性,应该是当今发展经济学家们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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