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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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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苏联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布哈林特别注意到了产生的一些新矛盾：工业化由于缺乏资金而发展缓慢，工业内部比例不协调，出现了商品荒；由于农产品价格过低，农民不愿意把它们卖给国家，而宁愿到自由市场上出售；一些干部用行政手段强迫农民出售谷物，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出现了粮食收购危机。为了解决现实存在的这些矛盾，布哈林认真分析了当时经济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困难，探讨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认为这是国民经济的某些部门发展失衡的表现。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要在宏观上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起来，平衡发展，这就是布哈林的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思想。他指出：“为了使社会再生产和社会主义不断增长尽可能有利地（尽可能没有危机地）进行，从而达到对无产阶级尽可能有利的国内阶级的力量对比，必然力求把国民经济各种基本成分尽可能正确地结合起来（它们必须‘保持平衡’，安排得恰到好处，积极影响经济生活和阶级斗争的进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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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关于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理论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他指出，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不是僵死的平衡，而是不断运动着的平衡。达到这种平衡的途径主要是尊重价值规律，重视市场的调节作用，调整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经济的平衡。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协调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平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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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协调好工农业生产平衡发展的关系。工业与农业必须协调发展，工业化所需资金主要来自农业，在抽象的理论探讨中似乎没有什么分歧，但对于把理论具体运用于实践，看法就不同了。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所面临的最大课题是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当时就如何实现工业化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最主要的观点是主张要最大限度地把资金从农业抽到工业；另一种是要“维护”农民利益，减免农业赋税。布哈林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因为其中任何一种观点都将造成经济的畸形发展。他指出，工业与农业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应该互相支援，平衡地发展。首先，工业的发展要依赖于农业的发展。这种依赖不仅在于农业为工业的发展提供粮食、原料、资金和劳动力，而且在一个被封锁的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农民是工业的最重要的市场。布哈林指出，我们的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农民市场而生产的，工业生产的产品的消费者首先是我们的农民经济。因此，社会主义的工业是由农民需求的数量变化和质量变化来决定的。农民市场的容量是决定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农民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愈大，则我们的工业就发展得愈快。我们的农民经济中的积累进行得愈快，就是说，农民经济愈快摆脱贫困，它愈富裕，它购买的农具和机器愈多，它改造自己的技术愈快，采用新的耕作形式愈快，因而能够向城市工业购买的东西愈多，——则我们的工业中的积累就进行得愈快。”[18]由此可见，工业只有在农业迅速增长的基础上，并且在和农业最佳结合的情况下，才能长期保持发展的势头，从而持续走向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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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调农业对工业发展的基础作用时，布哈林并没有忽视工业在农业发展中的促进和领导作用。“没有城市工业的发展，农民经济的发展也是不可设想的。”[19]农业要发展，提高生产力，就必须购买追加的生产资料（如农具、化肥），而这些都要由工业来提供。所以，布哈林讲：“大工业是全部技术发展的出发点”，“工业是迅速改造农业的杠杆”[20]，“如果没有拖拉机，没有化学肥料，没有电气化，农业就注定要陷于停滞状态”[21]，“没有工业的领导，就不可能消灭农村的落后、野蛮和贫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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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布哈林得出结论：“工业要得到发展，需要农业取得成就；反之，农业要取得成就，也需要工业得到发展。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是最为根本的东西，它本身应当决定领导党的正确政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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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必须保持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例平衡。布哈林认为，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将重心放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是正确的，因为不论轻工业也好、农业也好，都需要重工业提供扩大再生产所需的追加生产资料。但是，不能以此强调片面高速发展重工业而置轻工业的发展于不顾。与重工业相比，轻工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必须使两种工业的发展达到最佳结合。这是因为：第一，重工业投资大，建设周期长，见效慢。把过多的资金投向重工业建设，会造成资金积压，信贷短缺，后备不足等不良后果，从而影响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第二，轻工业的建设周期短，资金周转较快，在较短的时间内即可收回投资并能赢利。这就可以利用轻工业的利润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第三，就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来讲，也不能片面地发展重工业。布哈林讲道：“我们的经济是为消费者而存在的，消费者不是为经济而存在的。这一点永远不该忘记。‘新经济’同旧经济的区别就在于把群众的需要当作它的标准。”[24]而要繁荣市场，满足群众的需要，就必须重视轻工业的发展，加强生活必需品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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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持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合理比例。在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问题上，布哈林认为，既要反对片面地追求积累，也要反对片面地追求消费。但他认为当时的主要倾向还是片面地追求积累，过于偏重发展重工业。他认为20世纪20年代苏联工业化的高速度，完全是以预算的极度紧张，后备严重短缺，削减消费部分作为代价的。由于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失调，供应经常中断，广大群众的排队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布哈林认为这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种独特的经济危机。他进一步阐述到，过渡时期的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一样，都是积累和需求比例失调，所不同的是这种失调的反映是“颠倒的”，那里是生产过剩，这里是商品荒；那里是供过于求，这里是求过于供；那里是积累过多，这里是资本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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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布哈林根据平衡论的思想，强调保持一定的积累投资于基本建设，这是生产持续增长的保证，是第一位的，但又不能没有限度地投资，必须要有一个界限。关于投资的界限问题，布哈林认为最重要的界限有两个：一是必须留有后备，使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消费均有保证，不留后备，弦绷得太紧，会使商品荒更加严重；二是基本建设物质因素必须有保证：不仅保证对建筑材料等需求的相应货币，而且应当保证建筑材料的相应供给。不能用“未来的砖头”建造“现实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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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持农业内部的平衡发展。布哈林认为，在农业内部也要保持平衡，恰当安排劳动比例，以便使谷物业、畜牧业和技术作物生产的协调发展。1928年初苏联出现了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粮食的收购量大大低于往年。这场危机造成城市居民、工人、士兵粮食供应紧张，同时也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对于危机产生的原因联共（布）党内有不同解释。斯大林认为，之所以出现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是因为农村中成长起来的富农对粮食价格的操纵所致，是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严重进攻”，而布哈林对这场危机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危机并不是在工业品荒的情况下粮食过剩的表现，而是在农民经济缩小的情况下，谷物业的萎缩造成的。而造成谷物业萎缩的直接原因是国家错误的价格、税收政策导致的经济比例失调。首先，谷物价格与经济作物价格的比例日益失调。1924～1928年短短4年间，谷物价格指数由129降至109，而畜产品和经济作物的价格指数却由135升至151，由此可见，谷物同畜产品和经济作物的比价日益拉开，农业内部的剪刀差呈扩大趋势，粮食成为无利可图的产品，这就使得农民不愿直接出售粮食，而宁愿用粮食饲养牲畜，然后出卖畜产品或不种谷物而改种经济作物。其次，税收政策也不利于谷物业。大田作物占农民纯收入的39.5%，但占赋税额的66.59%，非农业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27.8%，但仅占赋税额的5.2%，悬殊太大了。再次，货币不够稳固，农民只把货币当作支付手段、流通手段而没有把它作为积累手段。因此，农民即便手头有粮食，也不会出售来换取货币。布哈林认为，要解决危机就必须调整现行政策，在价格、税收等方面刺激谷物业的生产，从而使谷物、技术作物和畜产品在生产上和市场上保持比较正确的比例关系，使三者得到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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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经济平衡是政治平衡的基础。布哈林认为，过渡时期最重要的经济成分是国营经济以及与它相联系的合作社经济，最重要的经济组织是国家性的组织。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是单纯政治权力专政，还应该是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有机结合。恩格斯也曾经说过，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在苏维埃俄国，国家性的经济组织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它通过国家预算对国家的全部工业、铁路、矿山的开发和利用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到了苏联时期，这种集中管理形式就更明显了。布哈林认为这种管理与领导，一定要减少行政干预和强制，改用经济的方法是比较恰当的。他说：“经济领导如果犯了破坏国家的基本经济比例的严重错误，就会引起对无产阶级极为不利的各个阶级的重新组合。破坏必要的经济比例，其另一面就是破坏国内的政治平衡。”[25]也就是说国家的经济政策、国家的经济管理要掌握好度，如果国家的计划和管理工作失误，就会出现市场供求关系的失衡，造成商品短缺和粮食供应危机，阶级敌人也就会乘机活动，以致打破国内的政治平衡。所以，布哈林特别强调经济平衡是政治平衡的基础，党和政府必须全面规划，尽力安排好国家的基本经济比例，实现经济平衡，从而保证国家的政治平衡和稳定。同时他还指出，必须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如果中央权力过分集中，必然会严重影响和挫伤地方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性，从而破坏国家的集中领导体制，使得整个领导体制变得僵化而失去活力。此前，列宁也强调在巩固国家计划领导的同时，必须给地方苏维埃和经济机构广泛的权力，更好地发挥地方经济建设的主动性[26]。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经济管理权限，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对国民经济发展是相当有利的，也是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的重要举措。布哈林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从本质上是一个从平衡走向不平衡，又在更高水平上向平衡复归的辩证发展过程，平衡的原则是经济建设少走弯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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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思想是布哈林对苏维埃政权领导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总结，也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俄国实际问题的理论创新。虽然这一理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其中还有某些不成熟的地方，但他的理论探索达到了当时历史条件所能允许的高度。在布哈林的“动的经济平衡”模式中，他不否认过渡时期多种经济成分存在着矛盾，也不否认工农业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计划和市场之间、政治和经济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是他反对用单纯的阶级斗争和行政命令的政治手段来解决这些矛盾。他主张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用经济手段来解决这些矛盾，力求保持再生产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平衡，既注意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积极作用，又注意把它们引上社会主义的轨道。可以说，布哈林的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建设模式，是一种比较渐进、比较灵活、较多地考虑到落后国家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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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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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的市场关系理论的发展经历了由否定、排斥到肯定、利用两个阶段。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布哈林认为商品和价值等经济范畴不适用于过渡时期。他在所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中断言：只要我们来研究有组织的社会经济，那么，政治经济学中的一切基本“问题”如价值、价格、利润等问题就消失了。“货币不再是普遍的等价物，而成为产品流动的约定的——并且是极不完善的——符号”[27]，在这里，“人和人的关系”不是表现为“物和物的关系”，社会经济不是由市场和竞争的盲目力量来调节，而是由自觉实行的计划来调节。因此，在这里能有的，一方面是某种叙述的体系，另一方面则是规范的体系。但是这里不会有研究“市场盲目规律”的科学地位，因为市场本身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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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践证明，在当时的俄国实行直接产品交换是行不通的，结果碰了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布哈林对他的战时共产主义理论进行了反思。布哈林指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特点与其说是发展经济和提高生产力，不如说是消费现有的储备。当需要恢复经济的时候，它就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了。因为它是“堵塞的”周转制度，“堵死了私人的个人主义刺激因素，甚至堵死了在工人阶级中也有的这种刺激因素”[28]，要想恢复和发展生产，有赖于放开商品流转，除掉束缚生产发展的羁绊。在实践的推动下，布哈林开始重新审视市场问题，并逐渐由持否定态度，转为持肯定态度。在新经济政策实施后，他从理论上反复探讨了这一问题，形成了“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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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市场理论的变化，首先得益于列宁的批评教育和耐心帮助；其次是战时共产主义实践的警示，最后曾经犯过的“左派幼稚病”及其深刻教训，也促使他毅然转向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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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时期是布哈林思想理论发展的黄金时期，市场关系理论是其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市场关系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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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是联结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纽带。布哈林经济纲领的基础，就是认为工业的发展有赖于不断扩大的消费市场。坚持生产的“链条”必须总是“以生产……进入个人消费过程的消费资料为终结……”，“在我国，农业是全部经济的基础。我们的工业发展得比较差一些，它的发展也取决于农业的增长”。“不要脱离庄稼汉的基地，逐步发展工业。要记住，农民经济积累的每一个戈比的钱也就是社会主义工业积累的每一个卢布的基础。在自己的全部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政策中都要紧紧地抓住庄稼汉。”[29]布哈林认为，工业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农业的发展，他非常辩证地阐述了工农业之间的发展关系：“工业发展的最快速度绝不能靠最大限度地从农业那里取得资金的办法加以保证。事情绝不是那么简单。如果我们今天拿得少些，我们就可使农业有更多的积累，这样明天我们就可保证使自己得到对我们工业产品的更大的需求。使农业取得更大的收入，我们下一年将可以从这笔更大的收入中比去年拿到更多的东西，可保证使我们的国营工业在未来的岁月里得到更大的增长，更大的收入。如果我们在头一年……用不那么快的速度前进的话，我们的增长幅度以后将会提高得更快。”[30]同时，布哈林也十分强调工业是农业发展的强有力支柱，没有工业的迅速发展，没有工业向农业提供电力及大型农业机械，农业的发展也无从谈起。农业的旧耕作方式至多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小农经济将永远是小农经济，将永远处于落后状态。布哈林认为，市场关系是保持国民经济各部门，主要是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之间联系的纽带。他强调，工农业之间相互依赖、相互提供市场，因而相互促进。二者之间的市场关系“意味着我们使得城市能够在经济上促进农村的繁荣，同时使得农村能够在经济上促进城市的繁荣”[31]。这样才能使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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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场是开展竞争的重要平台。布哈林反对左派用强制手段，不等价交换来取得发展工业所需的粮食、原料等。他强调，竞争是实现商品交换的主要媒介。他认为，竞争有两个作用：①通过竞争来消灭资本主义经济。他说：对“私人资本不能用一道命令予以没收，也不能用革命的宝剑机械地一挥来砍倒”[32]，国家应该用竞争，用经济斗争来反对农村私商及富农，应该建立起自己的信贷机构——信用社以反对农村高利贷者，在国家的援助下，以自己物美价廉的商品及低息贷款同私商、富农和高利贷者开展竞争，并逐渐挤垮农村资产阶级。可见，布哈林是反对用行政命令乃至暴力手段来排挤和消灭私人资本的。这种主张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可以限制私人资本谋取暴利，推动国营商店和合作社商店改善经营管理，以便逐步排挤和消灭私人资本；二是反对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过早地消灭私人资本，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损失。无疑，布哈林的这种主张是切实可行的。②竞争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布哈林指出，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实行提高价格的政策，这样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垄断利润。但是这只会滋长企业经理们的自满情绪，产生不求上进的思想。而竞争可以打破他们安于现状的心理，促使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降低产品的价格。这样在保证生产力按社会主义方向增长的同时……保证我们有足够的竞争能力的条件，以便在展开经济斗争而不是实行压制的过程中战胜自己的竞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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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场是计划调节的辅助手段。布哈林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国营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经济占主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即计划经济这一理想目标，是不能动摇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然而，这种计划必须符合实际，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并在经济运行中不断地加以调整、补充和完善计划。由于还存在众多的小农，还有不少的租赁企业，大量的自然经济，就使得苏维埃国家必须重视和利用市场机制。这些大量的无政府状态的经济活动无法进行计划，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进行计划。因此，必须利用市场调节作为计划调节的辅助手段，来处理私人资本同农民经济之间、私人资本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农民经济同国营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因为这些关系主要通过市场得以联系。布哈林还特别肯定了贸易和市场的积极作用。他指出，通过市场可以加快物资周转和资金周转的速度，从而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最终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同时有利于解决商品荒的问题；通过市场可以调动农民、小生产者、甚至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在客观上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通过市场可以促使国家企业改善经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发展社会生产力；通过市场还可以促进城乡商品流通，发展商品生产。布哈林认为，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政策指导下，能够减少市场的盲目性和自发性，使市场调节的优点和计划经济的优点相结合，把各种经济成分都调动起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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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目的不只是发展生产力，更重要的是利用市场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力量，引导小生产经济走向社会主义，限制和排斥资本主义经济，从而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布哈林指出：“我们需要的不是生产力的发展本身，而是生产力的这样的发展，即它能保证社会主义成分的胜利。”[33]“我们需要我国的生产力的这样的发展和这样的经济高涨，即与此同时要发展社会主义形式，要不断排挤和削弱敌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我们需要取得生产力的这样的发展，即它会把我们引导到社会主义，而不是把我们引导完全复兴的所谓‘健全’的资本主义。”[34]这是新经济政策的社会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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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布哈林多次强调，新经济政策的根本目标和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尤其是大工业，确保其优势地位，为社会主义奠定经济基础。布哈林在1921年所写的《经济政策的新方针》一文中，在讲到新方针的基本任务时说道，“按照发展生产力的路线而制定经济政策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加强大工业”[35]。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如何来振兴、发展大工业？振兴、发展大工业，首先是要有大工业得以开工的原料、材料、燃料以及补充的设备等等。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布哈林完全赞同列宁提出过的农民经济、小工业、租赁制、租让制和对外贸易。发展市场关系的目的，就是从这些非无产阶级的经济形式中取得补充产品，把这些非社会主义经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壮大其经济力量，然后通过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经济手段，使之为恢复和发展大工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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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布哈林坚持和发展列宁晚年关于通过合作社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影响下，通过合作社计划，利用市场关系，使农业、手工业、小商业等私人经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设想。布哈林的合作社计划的中心是在流通领域。布哈林在实施新经济政策前就曾指出，对农民来说，要使他们参加社会主义生产组织，得通过流通领域来进行，也就是说通过农民的合作社，而不是通过集体农庄形式的直接生产联系。1925年3月，布哈林再次阐述他的这个论点，强调了农村中的社会主义将不是从生产的角度开始，而是“从流通（货币、价格、贸易）到生产”。在布哈林关于从流通领域开始社会主义的思想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在新经济政策下，合作社经过市场把越来越广泛的农民经济阶层吸引到社会化的体系中来，从而也就保证了它们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无须进行第二次革命；第二，关于发展合作制的战略规划，布哈林指出，要尊重市场化、社会化发展规律，应当先从流通领域开始，逐步发展到生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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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布哈林论证了市场关系存在的长期性，它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许多许多年”，而不是转瞬即逝的关系。他说：“市场联系的形式，在我们这里还要继续许多许多年，我甚至要说，市场联系形式将长时期地是经济联系的决定的形式，决定的！……由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如果社会主义的发展是经过市场联系，经过城乡之间的市场商品流通，那么……我们的主要经济作用应当经过市场关系，也就是说，经过商品流通的发展来发挥。”[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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