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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上述思想的实质就是要求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反对左倾思想和冒进的做法。这是一个重要而有现实意义的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社会主义各国在发展阶段问题上，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超越阶段的冒进现象。而目前一些国家又都在重新认识和探讨这一问题，纠正过去的冒进做法，重新确定目前所处的阶段，如我国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种情况有力地证明了布哈林上述思想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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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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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此后发展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正是在这篇论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两部门经济发展模式理论，并首创了经济发展研究的二元结构分析方法[10]。然而，早在20世纪20年代，布哈林就已经以苏联经济为对象，分析了经济落后国家二元结构现象，并提出了完整的二元结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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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元经济结构的内涵。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当代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所谓二元结构，是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概括为两大部门，即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在传统部门中，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农业以及零散的商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甚至是零或负数，这一部门集中在农村，并吸纳了社会的大多数劳动力；在现代部门中，主要是采用先进技术的工业、建筑业和现代化的商业与服务业以及运用现代技术与生产经营方式的大规模农业，这一部门一般集中了城市和与城市联系紧密的地区，并且劳动生产率和边际劳动生产率比传统部门高得多。布哈林认为，苏联“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对其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一方面，“农村大量的农民实际上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活干，但必须吃饭；在手工业者中间同样有人口过剩，这种过剩的（隐蔽的和公开的）人口是城市的一种可怕的压力，加剧了失业现象，因此，显然失业问题的重心与其说是在城市，不如说是在于农业的过剩人口”[11]；另一方面，“二元经济结构”下两部门的经济增长还会出现反差，即农民的小经济远远落后于拥有种种完善的现代工厂。结果是，两部门之间的差距在二元结构下越拉越大，最终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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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的“二元经济结构”分析是以20世纪20年代苏联这一经济落后国家为对象的，分析的出发点是这个国家的城乡关系类型。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城乡关系的不同类型是区分整个历史时代的标志。”[12]他在1928年发表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扎记》一文中，把资本主义城乡关系分为三类：第一类，最落后的半农奴制农业，这里，农民赤贫如洗，国内市场容量极小；第二类，农奴制的残余很少，农奴主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资本家，农民比较富裕，农民市场的容量较大；第三类，美国类型，几乎完全没有封建关系，土地买卖“自由”，存在着富裕的农场主，工业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在布哈林看来，革命前的俄国城乡关系就属于第一种类型。正因为如此，过渡时期的苏联经济呈现如下结构特征：“可怕的、半农奴制野蛮状态和可怕的总的经济落伍，同西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最先进的形式”结合起来，即“农民的小经济远远落后于拥有种种完善技术的现代工厂”[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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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元经济结构转轨模式设计。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城市和农村具有完全不同的运行机制，在双方交往关系处于相互隔绝或半隔绝状态时，由于双方的增长速度呈现剪刀型反差，随着时间的推移，两部门的差距越拉越大，最终成为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一元经济结构是全面实现了工业化的社会经济形态。在这种经济形态中，各产业部门（包括农业）都普遍采用了先进的技术和生产方式；两个产业部门都实现了协调发展；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市场联系普遍化，等等。如何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轨，即消除两部门之间的差距，使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一元经济发展，即转向高层次的一元经济结构就成为发展经济学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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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所设计的解决这一命题的理论模式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实现农村过剩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转移。当现代部门的扩张将整个经济内的过剩劳动力吸纳干净时，收益递增就会取代收益递减而成为整个经济的一般趋势，使整个经济摆脱低水平的均衡陷阱，并由此转变为一个稳定增长的经济。刘易斯的这种理论模式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个要素（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上，而没有研究其他要素（如资金、技术）的转移或流向以及由此引起的国民经济结构全面转换的问题上。因此，他的分析只能解决工业化问题的某个方面，而不能涵盖工业化的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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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对二元经济结构转轨模式的设计则是按照与刘易斯不同的思路进行的。在他看来，消除二元结构，国家工业化无疑是法律[14]。只有实现工业化，才能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差距。但是，实现工业化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布哈林认为重要的问题是工业与农业的结合问题。社会主义是要对农业进行巨大改造，而不是放弃不管，是要使农业获得巨大增长。因此，国家工业化也意味着农业工业化，是一个为消灭城乡对立做准备的过程[15]。显然，布哈林向人们表述了工业化的宗旨是不仅仅对工业现代化，而且要对农业也实行工业化，不仅仅要发展工业，而且也要发展农业。工业化的过程即工业带动农业发展的过程，也是农业促进工业发展的过程。这里他向人们提供的落后国家二元经济结构发展的模式是：工农业均衡增长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具体地说，就是在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实现社会经济机构向现代一元经济结构转化的途径，就是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二元经济共同增长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因为，这不仅能“填平以往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历史所造成的城乡之间的深渊”，而且，“城市的技术援助，特别是农民经济的电气化以及与此同时的合作化……是使农村繁荣昌盛的强有力的杠杆，城市和农村的物质条件将逐渐趋于平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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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布哈林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工业化思想中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一模式在实际操作方面遇到了两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一是当时苏联工业发展相对迟滞。苏联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工业设备更新不足，出现了工业商品荒，要解决工业设备更新问题就需要大量资金，布哈林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二是资金短缺也约束着农村工业化。农业的发展也需要追加投资，但这部分资金来源于何处，布哈林也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如何解决布哈林在当时遇到的难题，使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具有现实可行性而不仅仅是理论可行性，应该是当今发展经济学家们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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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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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苏联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布哈林特别注意到了产生的一些新矛盾：工业化由于缺乏资金而发展缓慢，工业内部比例不协调，出现了商品荒；由于农产品价格过低，农民不愿意把它们卖给国家，而宁愿到自由市场上出售；一些干部用行政手段强迫农民出售谷物，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出现了粮食收购危机。为了解决现实存在的这些矛盾，布哈林认真分析了当时经济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困难，探讨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认为这是国民经济的某些部门发展失衡的表现。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要在宏观上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起来，平衡发展，这就是布哈林的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思想。他指出：“为了使社会再生产和社会主义不断增长尽可能有利地（尽可能没有危机地）进行，从而达到对无产阶级尽可能有利的国内阶级的力量对比，必然力求把国民经济各种基本成分尽可能正确地结合起来（它们必须‘保持平衡’，安排得恰到好处，积极影响经济生活和阶级斗争的进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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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关于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理论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他指出，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不是僵死的平衡，而是不断运动着的平衡。达到这种平衡的途径主要是尊重价值规律，重视市场的调节作用，调整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经济的平衡。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协调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平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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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协调好工农业生产平衡发展的关系。工业与农业必须协调发展，工业化所需资金主要来自农业，在抽象的理论探讨中似乎没有什么分歧，但对于把理论具体运用于实践，看法就不同了。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所面临的最大课题是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当时就如何实现工业化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最主要的观点是主张要最大限度地把资金从农业抽到工业；另一种是要“维护”农民利益，减免农业赋税。布哈林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因为其中任何一种观点都将造成经济的畸形发展。他指出，工业与农业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应该互相支援，平衡地发展。首先，工业的发展要依赖于农业的发展。这种依赖不仅在于农业为工业的发展提供粮食、原料、资金和劳动力，而且在一个被封锁的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农民是工业的最重要的市场。布哈林指出，我们的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农民市场而生产的，工业生产的产品的消费者首先是我们的农民经济。因此，社会主义的工业是由农民需求的数量变化和质量变化来决定的。农民市场的容量是决定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农民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愈大，则我们的工业就发展得愈快。我们的农民经济中的积累进行得愈快，就是说，农民经济愈快摆脱贫困，它愈富裕，它购买的农具和机器愈多，它改造自己的技术愈快，采用新的耕作形式愈快，因而能够向城市工业购买的东西愈多，——则我们的工业中的积累就进行得愈快。”[18]由此可见，工业只有在农业迅速增长的基础上，并且在和农业最佳结合的情况下，才能长期保持发展的势头，从而持续走向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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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调农业对工业发展的基础作用时，布哈林并没有忽视工业在农业发展中的促进和领导作用。“没有城市工业的发展，农民经济的发展也是不可设想的。”[19]农业要发展，提高生产力，就必须购买追加的生产资料（如农具、化肥），而这些都要由工业来提供。所以，布哈林讲：“大工业是全部技术发展的出发点”，“工业是迅速改造农业的杠杆”[20]，“如果没有拖拉机，没有化学肥料，没有电气化，农业就注定要陷于停滞状态”[21]，“没有工业的领导，就不可能消灭农村的落后、野蛮和贫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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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布哈林得出结论：“工业要得到发展，需要农业取得成就；反之，农业要取得成就，也需要工业得到发展。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是最为根本的东西，它本身应当决定领导党的正确政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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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必须保持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例平衡。布哈林认为，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将重心放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是正确的，因为不论轻工业也好、农业也好，都需要重工业提供扩大再生产所需的追加生产资料。但是，不能以此强调片面高速发展重工业而置轻工业的发展于不顾。与重工业相比，轻工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必须使两种工业的发展达到最佳结合。这是因为：第一，重工业投资大，建设周期长，见效慢。把过多的资金投向重工业建设，会造成资金积压，信贷短缺，后备不足等不良后果，从而影响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第二，轻工业的建设周期短，资金周转较快，在较短的时间内即可收回投资并能赢利。这就可以利用轻工业的利润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第三，就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来讲，也不能片面地发展重工业。布哈林讲道：“我们的经济是为消费者而存在的，消费者不是为经济而存在的。这一点永远不该忘记。‘新经济’同旧经济的区别就在于把群众的需要当作它的标准。”[24]而要繁荣市场，满足群众的需要，就必须重视轻工业的发展，加强生活必需品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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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持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合理比例。在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问题上，布哈林认为，既要反对片面地追求积累，也要反对片面地追求消费。但他认为当时的主要倾向还是片面地追求积累，过于偏重发展重工业。他认为20世纪20年代苏联工业化的高速度，完全是以预算的极度紧张，后备严重短缺，削减消费部分作为代价的。由于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失调，供应经常中断，广大群众的排队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布哈林认为这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种独特的经济危机。他进一步阐述到，过渡时期的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一样，都是积累和需求比例失调，所不同的是这种失调的反映是“颠倒的”，那里是生产过剩，这里是商品荒；那里是供过于求，这里是求过于供；那里是积累过多，这里是资本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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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布哈林根据平衡论的思想，强调保持一定的积累投资于基本建设，这是生产持续增长的保证，是第一位的，但又不能没有限度地投资，必须要有一个界限。关于投资的界限问题，布哈林认为最重要的界限有两个：一是必须留有后备，使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消费均有保证，不留后备，弦绷得太紧，会使商品荒更加严重；二是基本建设物质因素必须有保证：不仅保证对建筑材料等需求的相应货币，而且应当保证建筑材料的相应供给。不能用“未来的砖头”建造“现实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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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持农业内部的平衡发展。布哈林认为，在农业内部也要保持平衡，恰当安排劳动比例，以便使谷物业、畜牧业和技术作物生产的协调发展。1928年初苏联出现了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粮食的收购量大大低于往年。这场危机造成城市居民、工人、士兵粮食供应紧张，同时也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对于危机产生的原因联共（布）党内有不同解释。斯大林认为，之所以出现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是因为农村中成长起来的富农对粮食价格的操纵所致，是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严重进攻”，而布哈林对这场危机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危机并不是在工业品荒的情况下粮食过剩的表现，而是在农民经济缩小的情况下，谷物业的萎缩造成的。而造成谷物业萎缩的直接原因是国家错误的价格、税收政策导致的经济比例失调。首先，谷物价格与经济作物价格的比例日益失调。1924～1928年短短4年间，谷物价格指数由129降至109，而畜产品和经济作物的价格指数却由135升至151，由此可见，谷物同畜产品和经济作物的比价日益拉开，农业内部的剪刀差呈扩大趋势，粮食成为无利可图的产品，这就使得农民不愿直接出售粮食，而宁愿用粮食饲养牲畜，然后出卖畜产品或不种谷物而改种经济作物。其次，税收政策也不利于谷物业。大田作物占农民纯收入的39.5%，但占赋税额的66.59%，非农业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27.8%，但仅占赋税额的5.2%，悬殊太大了。再次，货币不够稳固，农民只把货币当作支付手段、流通手段而没有把它作为积累手段。因此，农民即便手头有粮食，也不会出售来换取货币。布哈林认为，要解决危机就必须调整现行政策，在价格、税收等方面刺激谷物业的生产，从而使谷物、技术作物和畜产品在生产上和市场上保持比较正确的比例关系，使三者得到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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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经济平衡是政治平衡的基础。布哈林认为，过渡时期最重要的经济成分是国营经济以及与它相联系的合作社经济，最重要的经济组织是国家性的组织。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是单纯政治权力专政，还应该是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有机结合。恩格斯也曾经说过，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在苏维埃俄国，国家性的经济组织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它通过国家预算对国家的全部工业、铁路、矿山的开发和利用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到了苏联时期，这种集中管理形式就更明显了。布哈林认为这种管理与领导，一定要减少行政干预和强制，改用经济的方法是比较恰当的。他说：“经济领导如果犯了破坏国家的基本经济比例的严重错误，就会引起对无产阶级极为不利的各个阶级的重新组合。破坏必要的经济比例，其另一面就是破坏国内的政治平衡。”[25]也就是说国家的经济政策、国家的经济管理要掌握好度，如果国家的计划和管理工作失误，就会出现市场供求关系的失衡，造成商品短缺和粮食供应危机，阶级敌人也就会乘机活动，以致打破国内的政治平衡。所以，布哈林特别强调经济平衡是政治平衡的基础，党和政府必须全面规划，尽力安排好国家的基本经济比例，实现经济平衡，从而保证国家的政治平衡和稳定。同时他还指出，必须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如果中央权力过分集中，必然会严重影响和挫伤地方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性，从而破坏国家的集中领导体制，使得整个领导体制变得僵化而失去活力。此前，列宁也强调在巩固国家计划领导的同时，必须给地方苏维埃和经济机构广泛的权力，更好地发挥地方经济建设的主动性[26]。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经济管理权限，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对国民经济发展是相当有利的，也是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的重要举措。布哈林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从本质上是一个从平衡走向不平衡，又在更高水平上向平衡复归的辩证发展过程，平衡的原则是经济建设少走弯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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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思想是布哈林对苏维埃政权领导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总结，也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俄国实际问题的理论创新。虽然这一理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其中还有某些不成熟的地方，但他的理论探索达到了当时历史条件所能允许的高度。在布哈林的“动的经济平衡”模式中，他不否认过渡时期多种经济成分存在着矛盾，也不否认工农业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计划和市场之间、政治和经济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是他反对用单纯的阶级斗争和行政命令的政治手段来解决这些矛盾。他主张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用经济手段来解决这些矛盾，力求保持再生产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平衡，既注意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积极作用，又注意把它们引上社会主义的轨道。可以说，布哈林的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建设模式，是一种比较渐进、比较灵活、较多地考虑到落后国家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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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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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的市场关系理论的发展经历了由否定、排斥到肯定、利用两个阶段。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布哈林认为商品和价值等经济范畴不适用于过渡时期。他在所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中断言：只要我们来研究有组织的社会经济，那么，政治经济学中的一切基本“问题”如价值、价格、利润等问题就消失了。“货币不再是普遍的等价物，而成为产品流动的约定的——并且是极不完善的——符号”[27]，在这里，“人和人的关系”不是表现为“物和物的关系”，社会经济不是由市场和竞争的盲目力量来调节，而是由自觉实行的计划来调节。因此，在这里能有的，一方面是某种叙述的体系，另一方面则是规范的体系。但是这里不会有研究“市场盲目规律”的科学地位，因为市场本身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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