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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军事化是把国民经济纳入军备轨道的结果。主要表现是：国家大量增加军事开支；国防工业畸形发展，成为工业的中心和主体；科学研究主要为军事需要服务；对社会主要经济活动实行军事性质的管制，等。国民经济军事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以军事手段对外扩张而出现的。它是垄断资本利用国家追逐超额利润的一个灵活的、重要的工具。军事生产到底属于什么性质呢？对这个问题马克思没有详细加以论述，他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示，就是把资财耗费在作战上，等于把一部分国民财富抛到海里去。这个说法无疑是正确的。帝国主义国家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从经济上看，是对社会财富的浪费和生产力的破坏，从而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各种矛盾。从军事政治上看，国民经济军事化还将刺激各军事大国的军备竞赛，进一步激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加剧了世界许多地区的战乱和整个世界局势的紧张不安，增加了战争的危险性。军事生产虽然属于重工业范围，但军用品却和生产资料不同，在使用过程中并不把自己的价值转移到别的商品里去。同时，它们又不是普通的消费品，因为它们既不满足人类某种需要，又不在资本主义再生产当中执行必要的职能，即更新劳动过程中消耗了的劳动力并进行整个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因此，瓦尔加认为，作战的资料显然不能列为生产资料，也不能列为普通的消费资料，不能参加正常的再生产活动。相反，军事生产消耗大量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它们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巨额的非生产性支出。军事生产是资本主义腐朽性的表现。大量军事生产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变态。国民经济军事化的推行激化了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往往以筹措军费为名，通过增税、通货膨胀、大举发行公债等办法，肆意搜刮民财，再以军事采购和军事订货的方式送到垄断资本家的腰包中去，对国民收入进行有利于资本家的再分配。瓦尔加从两方面揭示了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实质：从个别企业家来说，军事生产是垄断资本发财致富的手段；从总的社会再生产来说，由于很大一部分生产以军火的实物形态脱离再生产，军事生产只能导致社会积累速度的减慢和国民财富的减少。这种国民财富的减少只能促使劳动者状况更加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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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加的这一论断是他自己关于国民经济军事化理论的一个新的发展。在1946年所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一书中，他指出，军事生产曾经使交战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战时都“普遍贫困化”了。当时，有人批评他说，“瓦尔加未从阶级分析上对待这个问题”，因为他没有能够指出，贫苦大众是战争的主要负担者，而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中某些阶层却因战争致富[2]。瓦尔加接受了批评，并在《帝国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基本问题》1953年版中纠正了这一错误，认为“为战争而生产成为垄断资本发财致富的主要源泉”，但是，却没有提到军事生产导致整个国家财富减少的问题。而在上书1957年版中，他才对军事生产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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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不是经常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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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加认为，与战后固定资本的更新和扩大相随而来的，是资本有机构成的大为提高，是生产的广泛自动化，是消耗在单位商品上的劳动时间的减少，是工人阶级在国民收入当中所占比重的下降，也就是工人阶级相对贫困化的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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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问题在国际经济学界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瓦尔加认为，资本主义的辩护人，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少数的叛徒（勃劳捷尔）根本否定绝对贫困化，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在资本主义世界永远有这样的国家，那里劳动人民经受着绝对贫困化。这样的国家今天还存在。首先就是这些国家，那里资本主义的渗透，破坏了或者摧毁了旧的社会制度，但在旧制度的废墟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尚未形成。根据瓦尔加的观点，100年前的德国是这样的国家，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一年比一年少，也在发生绝对贫困化。战后和其他参战国的无产者，在战时和战后严重的通货膨胀期间，均处于绝对贫困化时期，他们的实际工资绝对下降。瓦尔加认为工人阶级贫困化与实际工资的变动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劳动条件恶化，劳动的枯燥性和强度等等增加，那么虽然实际工资不变，也可能发生绝对贫困化现象。即使实际工资增加了，但是如果这种增加补偿不了工人筋肉与神经精力耗费量的增加，或是如果大量的失业现象使就业工人实际工资的增加对整个工人阶级来说成为有名无实，那么，也可能发生绝对贫困化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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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加认为，问题不在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没有绝对贫困化，而在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绝对贫困化是不是一个经常的、不可逆转的过程。有人断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过程在所有国家从一开头就不断地进行着，瓦尔加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有时”绝对恶化，就是“在少数情况下”，而绝不是经常。他引用了列宁的话，“危机和工业停滞时期使小生产者更加陷于破产，使雇佣劳动更加依赖资本，并更加迅速地引起工人阶级状况的相对的而有时是绝对的恶化”[3]，绝对的恶化不是经常发生的。瓦尔加还引用统计数字作出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发生的是实际工资显著增长，而不是绝对贫困化。他进一步指出，虽然从理论上讲，如果劳动强度比实际工资增长得更快，那么就是在实际工资增长的情况下绝对贫困化也是可能的，但是现在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没有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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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工资下降是论证绝对贫困化最重要的根据。瓦尔加说：“个别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想继续证明绝对贫困化是经常的过程，认为在英美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今天的实际工资比60年前要低。”[4]例如，库兹明诺夫认为，英国现在（1958年）的实际工资低于1938年的水平，从而低于1900～1901年的水平。对于美国他也这样说，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1958年低于1939年，1939年低于1899～1900年。因而按库兹明诺夫的说法，美国工人和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在整个20世纪都在降低，发生了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瓦尔加认为，这样的论断是不对的，“在资本主义具体历史的发展具有多样性的条件下，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资本主义的规律不可能总是以同一样式发生作用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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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经济思想史：从列宁、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1704567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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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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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1957年秋天为止，没有发生资本主义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在这期间资本主义生产增长的速度超过20世纪任何一个时期。瓦尔加认为，这是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新现象。大家知道，正是这个现象曾经被资产阶级利用在工人阶级中间散布改良主义的幻想。瓦尔加指出，这完全是暂时现象。他说，这种经济高涨，绝非因为资本主义已经巩固，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主义再生产特点的反映。这些特点是：以实物形态表现的国民财富，由于战时的巨大消耗而大大减少；资本家的利润和居民的收入却由于战时无法以实物形态回到再生产而以货币形态迅速增加起来。战争一结束，这些以货币形态积累起来的国民收入，便成为市场的巨大的刺激力量，主要表现为资本家对固定资本更新和扩大的大量投资，同时表现为居民对耐用消费品的购置。“这二者合在一起，加上1950年后重新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一个最重要因素的军事需求，就使得战后11年间没有产生世界性经济危机。”[6]他接着指出，现在，这些特殊因素的效力已经发挥完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固定的长期的因素，这些因素将在10年后完全表现出来。这些因素首先在市场上得到表现：战时经济使手工业者破产，中小企业被吞并并成为附属品，而垄断资本则加强了积聚和集中，这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加剧，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矛盾进一步发展。其次，战后随着固定资本的更新和扩大而来的是资本有机构成的大为提高，新的机器和新的生产方法得到广泛推广，生产的自动化水平大大提高，制造单位商品的劳动耗费减少。这时，即使劳动力按其价值偿付，工人阶级也会在新价值中只取得更少的份额，而资本家则取得更多的份额，这意味着市场问题会变得更加尖锐。第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减少工人的就业。要使同样数量的工人就业，就要生产从而销售更多的商品，但社会购买力减少的倾向，使之成为不可能。借助国家措施来减少周期大批失业威胁的可能性，是很有限的。可以确信，等待失业的人数会比两次世界大战的人数总和要增加。第四，由于商品销售困难，各国资产阶级开始扩大国外市场，争取得到世界市场的更多份额，这就使世界市场的竞争强化，造成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尖锐化。为了提高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企业主力图降低工资支出，这又会不可避免地引起国内市场的萎缩，并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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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瓦尔加在学术研究中表现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品格。生前，他的许多学术理论观点曾受到批判，他都能正确对待，认真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时根据变化了的现实情况，转变观点，修正错误。从瓦尔加去世（1964年）到现在将近50年了，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他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些基本理论已经受到时代的挑战，也有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一些学术观点已显得陈旧，不适应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但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研究他的一些经济学著作，对于我们了解当年苏联学术界围绕战后资本主义问题展开的论战，解读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仍有很大的必要性和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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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6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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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 拉甫捷夫：《关于一个经济学家问题的论战》，〔苏〕《真理报》1943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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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第4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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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瓦尔加：《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问题》，人民出版社，1958，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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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瓦尔加：《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问题》，人民出版社，1958，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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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瓦尔加：《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64，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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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经济思想史：从列宁、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1704567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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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经济思想史：从列宁、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第六章 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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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拉季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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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拉季耶夫，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Никола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Кондратьев 1892-1938）是苏联早期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生于1892年3月4日，1915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法律系。1917年初，他在沙皇俄国土地总委员会从事研究资产阶级土地改革工作。二月革命后曾任临时政府粮食部副部长。1917～1919年为俄罗斯社会革命党人，1920～1929年担任苏联行情研究所所长、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农业人民委员部成员、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教授等职务。他打开了与外国代理商交涉的通道，提出了一套影响苏联经济增长的经济因素分析方法论，并协助制订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他虽然赞成斯大林的新经济政策，但反对农业全盘集体化，并批评新经济计划后所实行的工业、农业不均衡发展的政策。1928年，联共（布）决定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新经济政策”从此宣告结束。这一年发生了所谓的资产阶级专家搞破坏活动的“沙赫特事件”。斯大林在“沙赫特事件”之后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暗害活动是抵抗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危险的形式之一……他们正在积蓄力量来进行新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此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旧知识分子进行了清理和审查，发现了所谓“工业党”“劳动农民党”“孟什维克联盟局”等一系列的“反革命组织”。而康德拉季耶夫则被指控为“劳动农民党”的头领，于1930年遭到逮捕，判8年徒刑。他的最后一部科学著作是在狱中写成的。1938年他的刑期期满时，对他进行了重审，被判死刑。1987年8月，苏联《文学报》发表文章，为15名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肃反运动中被处死的知识分子平反，其中有康德拉季耶夫的名字。康德拉季耶夫是一位在世界上颇有影响的、才华横溢的经济学家。他一生经历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临时政府活动家——苏维埃学者——斯大林时代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牺牲者的曲折道路，在当时俄国知识分子中颇具典型性。他在学术上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长波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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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拉季耶夫的主要学术著作有：《战时及战后时期世界经济及其波动》（1922）、《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1925）、《大经济周期》（192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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