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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长波理论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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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德拉季耶夫以前,人们已经注意到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时段的繁荣与萧条交替存在着某种规律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弗塔里昂、帕累托、斯皮索夫等经济学家已经提出过长周期的设想。康德拉季耶夫的老师杜岗-巴拉诺夫斯基也以研究“企业周期”而知名。但是,把这些设想系统化并用大量经济统计数据予以支持,使之成为一种比较系统的周期理论的,正是康德拉季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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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假说最早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初。在1922年的一篇题为《大战期间与战后的世界经济及其条件》的论文中,康德拉季耶夫第一次阐述他对长波的看法。此后,他一直继续了这一问题的研究。1923年在他发表的《关于世界经济和经济危机若干问题的争论》一文中提到了长波假说。1924年,他前往英国、德国、加拿大和美国进行考察和讲学,当年返回俄罗斯。在1925年发表的论文中,他应用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价格、利率、进口额、出口额、煤炭和生铁产量等时间序列统计资料对经济发展的长波进行了实证研究,这篇论文的德文译本发表于1926年。1935年,这篇论文又被节译成英文,以《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为标题发表在《经济统计学评论》上。通过这些德文和英文的译本,康德拉季耶夫的著作才为西方经济学界所了解[1]。正是这篇论文(1925年),使康德拉季耶夫被西方经济学界公认为长波理论的创建者。1939年,经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提议,世界经济学界正式接受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这一术语,普遍用它指称经济成长过程中的长时段波动,并把长波命名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有人也称作“康德拉季耶夫波”)。康德拉季耶夫因此而享誉国际经济学界,被尊称为“长波理论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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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理论,首要的是建立在18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的价格数列、利率和工资数列的基础上的。另外,他也使用了一些价值数列,如对外贸易和银行存款以及几种产品的生产量数列,而价格数列则是最主要的。为了有利于进行研究和分析,康德拉季耶夫对所收集到的各种数列,使用9年移动平均法将通常的经济周期的波动的长期趋势可能有的影响予以抹平。在经过处理后的数列的长期趋势上,他观察到了这样一种情况,一个周期的前25年到30年由于重要的技术发明、新资源的开发利用等因素,导致投资热潮,带动经济迅速增长。在此期间,虽然经济增长有若干短周期波动,但是,总的来说,经济处于繁荣时期。在此以后的时期,一方面带动经济迅速增长的动力渐渐耗尽,另一方面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和利润萎缩,这样就使整个经济出现衰退乃至萧条,甚至有相当一批企业破产。经过一段时间的合理化调整和降低生产成本,国民经济逐渐适应这种严峻的条件。同时,由于不断深入的科学研究导致新一轮创新。企业家觉察到新的市场中存在着盈利机会,投资热潮再次出现,下一个经济繁荣时期又将开始。简言之,就是经济指数经过相当长时的上扬后,就会是相当长时的下落,而后又是相当长时的上扬,在从峰到峰,从谷到谷之间有40~60年的长期波动。在每一个周期中,一般说头15年是衰退期;接着是20年的大量再投资期。在此期间新技术革新多,经济发展快,显示一种兴旺景象;其后10年是过渡建设期,过渡建设的结果是5~10年的混乱期,从而导致下一次大衰退的出现,就这样完成一个大循环。康德拉季耶夫虽然在时间上没有确切地把长期波动周期的转折点固定到具体的年份,但是他的功绩在于指出了周期波动的大致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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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拉季耶夫认为,造成长周期的原因,不是技术革新、战争或者革命,新疆域的开发、黄金生产的波动等外在的偶然因素,而是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内在因素。他说,社会生产着品种繁多的产品,每种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所需要的时间是不同的,从而每种产品的生产——消费平衡过程所需要的时间也不一样,这就形成了时间长短不一的多层次的平衡周期。在所有产品中,主要固定资本产品起着决定作用。他说的主要固定资本产品包括:蒸汽机、电动机等生产工具。这类生产工具的普遍应用会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而新型生产工具在新出现时期都是有利可图的,因而资本家就竞相投入,从而引起大规模技术更新,推动经济增长,这就形成了上升波。当经济扩张到一定限度,就会出现市场饱和,进而发生经济危机,这就出现了下降波。下降波的开始期往往同农业危机的开始期同时出现。康德拉季耶夫说,旧一代主要固定资本产品被新一代主要固定资本产品所取代的过程会形成一个持续时间很长的社会经济动荡和恢复过程,这是资本主义出现长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周期,大致如图6-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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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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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波动状况的分析,我们会发现每一次长波都有自己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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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长波以工业革命为特征。这一周期波动主要发生在英国。英国工业革命的比较重要的技术创新表现为:由于纺纱机和织布机等技术发明和创新,最先实现了机械化;煤炭工业、蒸汽机发明和改造,安全灯的发明,大大提高了英国的煤产量;旋床和刨床的发明,使机械制造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这些新事物成为英国工业革命的标志,也构成了第一长周期经济迅速增长的推动力。工业革命也是一场生产方式的革命。在工业革命中资产阶级彻底战胜了封建主义,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确立和发展。但是,工业革命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开始暴露出来。这一周期中转折点则是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随着金融大波动和价格暴跌形成的资本主义第一次经济危机,使19世纪40年代成为饥饿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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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长波以钢铁、煤、石化重工业和运输业为特征。这一时期的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集中表现为,内燃机、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发明,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动力来源;钢铁工业方面发明了多种炼钢法,钢铁产量直线上升;煤化工提供了大量种类的染料、化学制品和副产品;汽车和航空工业启动等。这些技术创新和变革推动了经济的高涨。19世纪,尽管英国在工业发展和海洋上还享有霸主地位,但是工业革命的浪潮已经涌向欧洲大陆和美国。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都得到了迅速发展。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尖锐化和工业革命的潜力发挥殆尽,这些国家的经济陷入了19世纪最后20多年的慢性萧条之中。这一周期的转折点是1873年的证券交易危机,它引发了长达10年左右的经济衰退,其中伴随着激烈的竞争,愈演愈烈的保护主义以及到处弥漫的悲观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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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长波是以电力、化学和汽车为特征。在这一周期中促进经济迅速增长的技术方面的重大变革有电的发现,电力的广泛应用,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电车、电话、无线电、电灯的普及以及美国出现的第一波汽车热潮等,德国以及随后的美国取代英国相继成为“增长极”。大垄断公司的组织形式,如康采恩、卡特尔等以及大批量生产方式逐渐在世界各地扩展。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又开始尖锐起来。到20世纪20年代初,第二次科技革命的作用发挥殆尽,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再次进入经济的慢性萧条阶段。这一周期的转折点则是大家都知道的1929~1931年的证券市场崩溃,随之引发严重萧条和大批失业。康德拉季耶夫在发表他的研究成果时,尽管无法预见到这次经济“大萧条”的规模,但他至少预测了这种趋势,指出从1910~1920年开始,资本主义经济处于长波的下降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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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长波理论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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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拉季耶夫对经济长波的长度和转折点的划分持谨慎态度,因为“长期波动实际上是一种复杂的运动过程”[2]。中小周期的波动和长期大波动交织在一起,时间跨度大,内外因交错,情况复杂,因而,“对长波周期的划分应有较大的允差范围”[3]。康德拉季耶夫认为,经济长波的长度和转折点都不可能是十分精确的。其长度在40余年到60年的区间变化,人们不可能确切地把转折点固定在某一年份,可以有5~7年的误差。从康德拉季耶夫对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世界经济长波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出,在每个长波的上升期和下降期的转折点都有5~7年的交差转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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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拉季耶夫还用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在长期波动的上升阶段中,繁荣的年头占优势;而在长期波动的下降阶段中,则是萧条的年头占优势。此外,康德拉季耶夫还做出了以下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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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在长波推动下多种经济周期综合运动的演进过程,在大周期下降时期出现的中周期的特点必然是经济萧条时间长而严重,上升时间短而弱;在大周期高峰时期出现的中周期具有相反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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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每个大周期的高峰开始前,有时就在其高峰开始时,一般可以看到社会经济生活发生的重大变化——新的发现和发明导致生产技术发生深刻变化,贸易和货币流通条件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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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一次长期高涨开始时,通常黄金产量会增长,并且由于新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国家的参与,世界(商品)市场一般有所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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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长期波动的衰退期间,农业通常出现特别明显的长期萧条。这种情况发生在拿破仑战争之后;19世纪70年代再度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又可看到同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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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拉季耶夫指出:“下降波的发展逐渐形成新的经济长期上升的前提。这种上升当然不是必然的。国民经济制度本身的有机变化一般能改变经济动力的性质。但是,如果不发生这种变化,那么在下降期之后接着就会出现经济上升。新的周期不会完全重复前一次的周期,因为国民经济在先前的周期末就已处于其发展的新阶段。不过,新周期的一般机制基本上是原先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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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拉季耶夫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波动具有国际性。尽管资本主义经济情况各不相同,但长波理论无一例外地适用于这些国家。康德拉季耶夫所掌握的统计数据中除法国棉花消费、美国的木材与糖的生产等几个少数事例以及美国内战与拿破仑战争这样的非常事件影响以外,世界各国经济部门中的价格指数、利润率、工资、外贸以及生产与消费数据等方面,都受到这种周期性波动的制约。虽然个别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会显示出自己的一些特点,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经济波动具有同步性。他认为,经济长波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有机的部分。康德拉季耶夫以他的“长波”理论为依据,对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中不切实际的冒进现象进行了批评。他认为苏联经济不可能孤立于世界经济之外,其发展也必然受到世界经济形势的制约。他已经断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已开始了“长波”中的衰落期,那么在这种背景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苏联经济的发展也不可能很快。因此他对“不现实的”高速度与计划工作中的高指标持否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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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长波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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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理论在世界经济范围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自这一理论提出以来,在国际经济学界就掀起了“长波研究热”,许多经济学家对长波产生的动因进行了定性分析,并对长波的存在进行了实证检验和统计证明。但一直到今天,人们对长波动因的分析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引起长波运动的决定性因素究竟是什么?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否存在着引起长波的内在动力?三是长波是由单因素决定,还是由多因素共同起作用?此外对长波是随机性,还是规律性以及是否真正存在长波这样的关键问题认识也不一致。因此,可以说西方对长波理论的研究仍处在深入的探索中。西方长波学派对“长波”起因的解释中,现代长波技术论流派的影响比较大。主要代表人物有熊彼特、门施、冯·丹因等。他们普遍将技术创新或由技术创新决定的创新寿命周期,视为“长波”的终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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