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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业化资金的第二个源泉，斯大林写道：“农民不仅向国家缴纳一般的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而且他们在购买工业品时还要因为价格较高而多付一些钱，这是第一；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多少要少得一些钱，这是第二。这是为了发展为全国（包括农民在内）服务的工业而向农民征收的一种额外税。这是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是一种类似超额税的东西。”[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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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虽然把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看作是工业化资金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来源，但不是看作永久性的来源，而是看作临时性的来源。他写道：“为了保持并加快工业发展的现有速度，保证工业满足全国的需要，继续提高农村物质生活水平，然后完全取消这种额外税，消除城乡间的‘剪刀差’，我们不得不暂时征收这种税。”[54]他认为，这种作为权宜之计的以“剪刀差”形式获取工业化资金的方式，不仅不会扩大，相反的会逐渐缩小。要在稳定农产品价格的同时，逐步降低工业品价格。他指出，通过不断降低工业品成本，从而不断地降低工业品出厂价格，是苏联工业化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路线。决定这条路线的必要性和适当性的原因有四：第一，以高价为基础的工业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工业，因为这样的工业必然会退化为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生命力的温室植物。只有不断降低工业品的成本和价格，才能促使工业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劳动组织、经营管理方式和方法，工业才能有生命力，才能向前发展；第二，苏联工业是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只有不断降低工业品的成本和价格，才能造成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市场容量的增长；第三，工人本身就是工业品消费者。工业品的成本和价格的降低，不仅能起到稳定农产品价格的作用，而且有利于提高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工人的劳动积极性；第四，只有不断降低工业品的成本和价格，才能改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推动农业生产，从而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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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认为，“剪刀差”应逐步缩小，但尚不能立即消灭。其所以不能立即消灭，一方面是因为工业还很年轻，需要从农业中吸取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另一方面，工业中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社会主义合理化也是个长期的过程，因而工业品的成本一下子也不能降得很低。斯大林指出，消灭“剪刀差”的途径是通过“不断使我们的工业合理化并降低工业品价格；不断地提高农业技术和单位面积产量，逐步地降低农产品的成本；不断使我们的商业机关和收购机关合理化；如此等等”[55]。所有这些，不是短时间内所能做到的。1929年底，斯大林根据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成就，认为“剪刀差”的消灭已为时不远，“如果集体农庄运动以现有的速度发展下去，‘剪刀差’在最近期间就会消灭”[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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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工业化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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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来，对斯大林的工业化思想的评价应该一分为二。首先应该看到，在理论上，斯大林的工业化思想与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阐述社会生产中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问题时，非常强调生产资料生产在扩大再生产中的作用。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他认为在技术不断进步引起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情况下，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生产。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主要表现在重工业的优先增长上。1922年11月，列宁指出：“要挽救俄国，单靠农业丰收还不够，而且单靠供给农民消费品的轻工业情况良好也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有重工业。”“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能成为独立国家。”[57]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论断，揭示了重工业对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决定性意义。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与马克思、列宁关于扩大再生产理论是一致的。其次，从实践上看，斯大林的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思想，也是符合当时苏联的国情的。马克思曾经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58]当时苏联是在工业落后而又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之下实行工业化的。为了在短时间内赶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为了防御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苏联必须高速度地实现工业化，迅速地建立起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这关系到工业化的成败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而要高速度实现工业化，就要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在当时，斯大林拥有的政治权威是其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获得社会普遍认可的动力，而后者则是前者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正因为斯大林提出的工业化理论和其他理论满足了时代的要求，历史才选择了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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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大林工业化理论的指导下，苏联用了两个五年计划时间基本上实现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工业的总产值超过了农业的总产值；到20世纪30年代末，苏联的工业生产已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世界第五位，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工业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6.5%，而重工业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1.1%，“六五”计划的头三年，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3%，而国防工业为39%，从1941年6月到10月，东部地区各工厂的优质钢材产量就提高了1倍多，1944年的产量比战前提高了2.7倍，从而保证了生产坦克、大炮和弹药的需要，为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必要的和雄厚的物质基础。工业化的胜利保证了以最新的技术装备武装整个工业；保证了国家的经济独立而不至于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这对巩固苏维埃国家政权具有决定性意义。历史证明，斯大林的主张和所坚持的工业化道路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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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工业化理论，不仅对苏联经济发展起着指导作用，而且，对以后经济还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有着很大的影响。然而，这一理论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有一定的局限性，对苏联以后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危害，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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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斯大林的工业化方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原理。马克思主义扩大再生产原理告诉我们：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两大部类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如果人们在工业化过程中违反社会再生产的规律，不遵从轻重工业之间客观存在的比例关系，不考虑各国当时的具体环境和条件，拿着“从……开始”的模式硬套，把本国的工业化建设纳入这个框框内，那就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给国家的经济生活乃至政治生活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和困难。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是很多的。例如苏联，在20世纪20～30年代迫于国际形势不顾一切地集中全力将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和国防工业搞上去，对于维护苏联的独立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把在当时特定条件下采取的方针绝对化了，当成普遍规律，不分时间、地点、条件，长期坚持实行这个方针，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造成苏联经济结构很不合理，比例失调，从而使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经济效益提高缓慢，人民生活改善受到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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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又是一条过分强调国家工业化发展速度，忽视发展效益的方针。实践表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争取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和较高的增长指标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但是，如果脱离国情实际，盲目追求高速度，单凭主观愿望去制定和执行无法实现的高指标，或者把高速度视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唯一标志，而不顾经济发展效益，也是错误的。在经济生活中，速度和效益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前者反映经济生活量的方面，后者体现经济生活的质。所以，经济发展速度固然很重要，但它必须是在经济效益提高的前提下取得的，才有意义。所谓工业发展的高效益，就宏观来说，发展应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之上的；工业的整体结构应当是合理的，而不是失衡的。效益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对此，斯大林没有足够的认识。斯大林这种重速度、轻效益的经济思想，对苏联的经济建设产生了长久的、深刻的影响。它是导致苏联走上粗放型经济增长道路而不是集约型经济发展道路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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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过分地剥夺农业、剥夺农民必然会阻碍农业的发展，并进一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苏联的价格政策，长期以来是重工业品低价，轻工业品高价，农产品购价极低。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再分配使国家取得高积累，迅速发展重工业。靠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借以发展工业，这本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为了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进行高积累，工农群众节衣缩食忍受暂时的低生活水平，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说是在所难免的。问题是苏联推行了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政策，使农民被剥夺得越来越厉害。加之这一政策长期推行，使苏联的农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粮食和农副产品是和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的长期落后也就必然影响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并进一步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教训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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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社会主义农业发展模式：全盘集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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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集体化”和“全盘集体化”两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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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评价苏联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首先必须区分“农业集体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农业集体化”的概念比较宽泛，是指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全过程，而“农业全盘集体化”的概念较为狭窄，是指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全过程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但“农业集体化”和“全盘集体化”又有一定的联系和一致之处，其目的都是为了把分散的农民经济转入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轨道。为了叙述简捷，人们往往把“农业全盘集体化”通称为“农业集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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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农业集体化早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就开始了。当时，随着重工业的发展，初步奠定了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苏联开始组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但这个过程是缓慢的、渐进的。直到1927年底联共（布）党的十五大“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并改造成为大规模的集体经济”作为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但要求采取小农自愿的办法，在农业进一步合作化的基础上逐渐进行，通过发展农村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事业，经过流通领域和生产过程的联合，再逐步过渡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联合。以后，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党和苏维埃政府加快了集体化的步子，但这只是加快实行农业集体化，还不是实行全盘集体化。在1927年至1929年上半年这段时间，苏联党和政府决议及斯大林讲话中很少能见到“全盘集体化”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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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是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的。斯大林于1928年到西伯利亚地区视察，发表了《论粮食收购和农业发展的前途》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明确宣布，他这次到西伯利亚就是为了解决粮食收购危机问题与当地讨论关于加强该地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问题。他强调当年粮食收购计划没有完成，缺口达一亿多普特。这并不是因为粮食减产无法完成收购任务。粮食是有的，余粮比任何一年都多，没有完成粮食收购计划是因为富农不肯把粮食卖给国家，而等待粮价提高进行投机。他提出，为了完成粮食收购计划，必须采取非常措施，就是要根据刑法第107条，把不肯出卖粮食的富农作为投机犯交法庭判罪，余粮由国家没收。这实际上就是采取行政的、法律的手段迫使富农把粮食按很低的收购价格卖给国家。尽管布哈林等人表示反对，说这是回到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但斯大林不为所动，很快就在全国普遍推行这种做法。不仅如此，斯大林还进一步提出，必须推行农业集体化。1929年4月召开的联共（布）党第十六次代表会议提出：“苏维埃政权要采用无产阶级的方法，通过生产的合作化和集体化来建立公有的大经济”。同年下半年，进入了“农业全盘集体化”阶段。从此开始，农民不再像以前那样逐户地加入集体农庄，而是整乡、整区的农民全盘入社，中农开始大量加入（在此之前，参加集体农庄的大都是缺乏牲畜、农具的贫雇农），正如1929年11月斯大林所说的：“目前集体农庄运动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气象，就是农民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一批一批地加入集体农庄，而是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地加入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中农加入集体农庄了，这是农业发展中的根本转变的基础。”[59]在同年12月举行的“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斯大林作了《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进一步阐述了农业集体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强调指出：①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高速地进行，在短时间内完成；②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要力争一步到位，不必经过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中间环节的过渡，而可以直接建立生产合作社；③为了顺利地、加速度地推进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要借助群众运动的形式，使用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强制手段。在斯大林的号召和鼓动下，农业集体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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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斯大林的集体化思想与列宁的合作制理论的承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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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业集体化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提出。列宁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列宁在领导俄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过程中曾制订了完整的合作化计划，并着手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列宁指出：“在一个小农国家里……不使小农经济得到切实的大规模的改善，我们就没有出路，因为没有这个基础，任何经济建设都不能进行，无论多么伟大的计划都会落空。”[60]所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直接关系到苏维埃政权命运的大问题，国内外政策的首要问题，就是发展经济，首先是发展农业的问题。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和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列宁把调整工人和农民的关系，确定为党的首要任务。因此，制定和实行了两个方面的措施，既能把农民作为小商品生产者的利益，又能把农民的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以至于和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的任务相结合。前者通过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农民自由出售剩余产品的办法来解决，后者则通过合作社，通过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合作制来解决。但由于受时间、条件和形势等方面因素的制约，他的设想未能充分付诸实施。斯大林坚决执行了列宁关于合作化和集体化的方针，根据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总结具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系统地阐述了农业集体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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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认为，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决不能无止境地即过于长期地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建立在规模最大的联合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的基础上”[61]。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组织所代替”[62]的观点，斯大林推导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最统一最集中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按计划进行的。”[63]于是，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就必须建立起与现代化大工业一致的，由国家进行统一计划的大型农业组织形式。新经济政策允许的小农生产是不能满足这个要求的，所以斯大林要求实现农业集体化。而且，在斯大林看来，发起农业集体化运动也是对列宁有关思想的继承，因为列宁说过，新经济政策是暂时的“退却”，今后将迎来新的“进攻”。1929年底，斯大林就指出，“列宁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认真而长期的，但他从来没有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永久的”，因此，“当它（指新经济政策——笔者注）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对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发起新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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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理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思想付诸实践。在过去合作化的基础上，大规模地开展了农业集体化运动，于1938年实现了农业全盘集体化。然而由于列宁制订合作化计划与斯大林开展全盘集体化运动的出发点不同，实现对小农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和方法也不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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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从适合小农的生产水平和觉悟水平出发，选择了一条迂回的、渐进的道路。他说：“如果一个国家大工业占优势，或者即使不占优势，但是十分发达，而且农业中的大生产也很发达，那么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是可能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过渡到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64]必须经过一系列中间途径、方法、手段和补助办法才能实现这个过渡。列宁提出的迂回过渡的道路，要经过以下三个步骤：①必须允许农民自由贸易，鼓励农民发展商品生产；②在农民商品生产有所发展的基础上，引导农民参加消费、供销、信贷合作社。这种合作社适合普通农民的水平而不会向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完全符合他们所习惯的经营方式，使他们在走上集体经营道路时感到自然；③把流通领域的合作提高到生产合作。把合作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农村商品发展的基础上，是列宁合作化思想的中心点。这种合作社，与十月革命后建立的集体农庄不同，它不是直接把小农在生产领域中组织起来，而是从活跃商品生产入手，首先建立发展商品生产所需要的经费、供销、信贷合作，再逐步发展为生产合作。离开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和适度的贸易自由，列宁的合作化计划就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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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指出的这条道路，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达到目的。他估计：“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个个参加合作社，还需经过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65]而斯大林由于急于获得商品粮以保证重工业的高速发展，他忽视了改造小农经济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逐渐放弃了列宁提出的迂回过渡的道路。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曾告诫说，把个体农民经济引上集体制轨道，应当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如果他们还不能下决心，那就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斯大林在评论这段话时说，只有在存在土地私有制的地方，农民才会依恋于土地，但苏联已经消灭了土地私有制，实现了土地国有化，农民已经不存在小农对一小块土地奴隶般依恋的基础，个体农民易于走上集体化的道路。同时他也无视实现集体化的物质基础等客观条件，把一个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任务当成必须在几年内实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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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特别强调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要坚持自愿原则。因为农业集体化是为了使广大劳苦群众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是符合全体劳动农民切身利益的。但是在集体化过程中，绝不可以用强制或剥夺的办法，只能是坚持自愿原则。剥夺剥夺者，不能剥夺劳动者，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恩格斯曾经指出：“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66]恩格斯的农业合作化理论的重点在于：①不能用强制的办法去剥夺小农；②不能用强制的方式，而是要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来使小农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由此可以看出，试图用某种快速的方法，用行政命令等手段强迫小农改造是与恩格斯的思想相悖的。而在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中，这些错误行为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如许多地方在实现集体化的高潮中急于求成，追求集体化的高百分比，对农民不进行耐心细致地解释和说服，而是从上面发号施令限期加入；在建设集体农庄时对中农和贫农采取强制和暴力手段；将劳动组合成员的小牲畜和具有消费性质的奶牛实行公有化；排挤中农，用斗争富农的方法反对中农，等等。这些错误在一些地区不仅引起了农民反对集体农庄的行动，而且在富农的煽动和破坏下，在个别地区发展为反对苏维埃的行动，阻碍了集体化运动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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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斯大林大力推进农业全盘集体化的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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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及其战争的威胁，是迫使斯大林推进农业全盘集体化的重要外因。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曾寄希望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帮助俄国无产阶级巩固苏维埃政权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实上，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革命风暴曾一度波及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但是，这些革命均被资产阶级镇压下去。到1923年保加利亚、德国和波兰武装起义遭到失败，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进入了低潮时期。形势表明苏联不得不在相当长的时期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社会主义的俄国已成为孤岛。资本主义国家把苏联看作是“毒瘤”，欲彻底消灭而后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严重的威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曾组织过14国干涉苏联的战争；干涉失败后，又妄图用经济孤立、封锁等手段扼杀苏俄政权。在此形势下，执政的斯大林及俄共不得不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这样，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下，在战争的现实威胁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保卫自己国家的安全，使自己能够生存下去。要生存就必须备战。备战就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政治思想上保持高度的统一，备战就要求优先而且迅速地建立和发展强大的物质基础，必须高速度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尤其是发展重工业，与之相适应的必须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因为这关系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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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力推进农业全盘集体化，解决国内复杂的社会矛盾，克服小生产者自发的资本主义趋势，是迫使斯大林推进农业集体化的内因。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产生于一个资本主义未充分发展、小生产如汪洋大海一般的国度。斯大林认为：“在我们苏维埃国家内，有没有使资本主义恢复（复辟）成为可能的条件呢？是的，是有的。同志们，这看起来也许是很奇怪的，但这是事实。我们推翻了资本主义，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正在加速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并使农民经济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结合起来。但是，我们还没有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这些老根到底藏在什么地方呢？它们藏在商品生产里，藏在城市小生产特别是农村小生产里。”[67]在斯大林看来，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属于同一类型，是滋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必然会产生一些人贫困，另一些人发财致富。只要这种状况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就不能建成。斯大林特别指出，“当农业还没有建立起大生产基础的时候，当小农经济还没有联合为大规模集体经济的时候，资本主义在苏联恢复的危险是一切可能有的危险中最现实的危险”[68]。因此，必须通过集体化，引导小农经济联合成为大规模的集体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全面、彻底地改造小生产，才能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子，为建设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可靠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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