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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展粮食生产，缓解工业化进程中的粮食危机，是促使斯大林推进农业全盘集体化的直接原因。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以及国家工业化方针的大力推进，苏联工业有了迅速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工业用粮和对其他各种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多。同时，急需更多地出口粮食和农产品以换取机器设备。而当时农业发展速度与工业发展速度严重地不协调，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商品率很低。特别是到1927年底至1928年春，苏联突然发生了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1927年11、12月，国家收购到的粮食急剧减少，只相当于1926年同期收购量的一半。到1928年1月，国家收购到的粮食刚刚达到3亿普特。城市和红军的粮食供应发生了严重困难，粮食出口计划也受到影响，粮食收购危机产生的后果十分严重，它除了造成眼前的重大困难外，任其发展下去，还会使业已紧张的工农联盟走向破裂，国家工业化计划的实行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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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认为，出现粮食收购危机说明农村小农生产的商品率太低，它不可能提供城市和工业所必需的粮食和原料。农业中的大经济，不管是地主经济、富农经济还是集体经济，它的力量就在于有可能采用机器，利用科学成就，使用肥料，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能生产最多的商品粮。相反地，小农经济的弱点就在于它没有或几乎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小农经济是出产商品最少、赢利最小、自给自足的程度最高的消费经济，它的产品的商品率很低。因此，个体农业经济即使能发展生产，也无法使农村经济商品化。斯大林认为，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出路是迅速实现农业集体化，要不惜人力和物力，加紧在苏联农村开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使苏联各地区都毫无例外地布满集体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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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斯大林农业集体化理论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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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从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起斯大林对苏联农业政策的制定起着决策性的作用。农业集体化运动时期，是苏联社会主义时代的重要时期之一。在这一时期，为了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国家面临一系列具体问题需要解决。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并在理论上作了阐述。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思想内涵非常丰富，大致可以概括为：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用行政命令手段将农民使用的土地集中起来，组成劳动组合式集体农庄，消灭富农阶级。国家还通过组织机器拖拉机站，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强对农村的领导，以期在不长的时间内实行农业集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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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业集体化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需要。斯大林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无产阶级政权不能长期建立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苏联是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又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因此无论是从解决国家政权的基础问题出发，还是从避免苏维埃国家被资本主义吞灭方面考虑，苏联都必须迅速建立起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实现国家现代化。作为一种在落后国家发起现代化的途径，斯大林提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在推进整个工业高速发展的同时，迅速促进综合国力的提高。由于苏联当时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因此国家工业化所需的粮食、原材料、资金必须依靠内部解决。作为农业国，苏联的农业必然要成为工业发展的重要支持者。但是分散的小农经济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只有集体经济才能担任此重任。为了实现工业化，必须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根据苏联现实的条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最佳途径就是走农业集体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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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联的农民必须走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道路。斯大林认为，改造小农经济有两条路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或社会主义道路。个体农民是小商品生产者，如果按照小农经济自发的发展方向，一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那将意味着大多数农民陷入贫困、破产，失去土地，只有少数人发财致富，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能允许的。另一条道路就是社会主义道路。显然，在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后，苏联发展大农业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由于苏联农村中小农经济占主要成分，农民的文化水平又极低，同时，用来改造农业的工业不够发达，所以，为了保证农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布尔什维克利用国家的政治力量引导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走社会主义道路，促进经济的发展，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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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集体农庄的主要形式是劳动组合。建立正确的集体农庄形式，对于推进集体化进程和巩固集体农庄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苏联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曾出现了三种集体农庄形式：共耕社、农业劳动组合和农业公社。斯大林及时地对这三种形式进行了科学分析并把农业劳动组合作为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环节来推动运动向前健康发展。1930年春，他在《胜利冲昏头脑》一文中指出，共耕社不能成为基本环节，因为生产资料还没有工业化的共耕社是集体农庄运动中已经过时的阶段。农业公社也不能成为基本环节，农业公社的特点不仅是生产公有化，而且分配也公有化，它在当时还只是个别现象，条件还没有成熟。在当时，适宜成为集体农庄主要形式的，只能是劳动组合。农业劳动组合的基本特征是，实行公有化的主要是基本生产资料，如土地、全部役畜、农具、种子以及经营用的建筑物等。社员个人还保留有家禽、小家畜、奶牛、小农具和宅旁园地。斯大林指出，农业劳动组合的主要优点是能正确地把庄员的个人生活利益和他们的公共利益结合起来，从而有助于以集体主义精神教育个体农民，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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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立机器拖拉机站，加强对集体农庄的支持和领导。建立和发展机器拖拉机站，是巩固集体农庄制度的一项重要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措施。斯大林一贯认为，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并把它们转归全民所有，缩小商品流通范围、扩大产品交换范围进而消灭商品生产，是实现共产主义必备的条件。从这一前提出发，他认为必须把农业机器和土地这些完全可以决定农业命运的生产资料集中到国家手中。实际上，机器拖拉机站不仅具有强大的技术手段，还具有广泛的政治权力。机器拖拉机站集中了各种最新的农业机器，是工业类型的国营大企业，它为集体农庄生产服务。这种大规模的机械设备，即使是最大的集体农庄，也是不能单独具有的。机器拖拉机站拥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领导干部、工程技术干部和技术高超的专家。他们可以帮助集体农庄改进和提高生产。社会主义的工业和农业是组成国民经济整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机器拖拉机站是工业和农业生产联系的基本形式。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生产结合，就是通过机器拖拉机站来实现的。主要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同国家所有制领导下的各集体农庄的合作社集团所有制的结合，是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牢不可破的联盟的必要条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对农业的领导，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也在机器拖拉机站的活动中体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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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将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同消灭富农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用清算富农来推动全盘集体化。斯大林认为，富农经济属于资本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在对待富农的问题上，斯大林的态度经历了从限制到排挤、到剥夺和消灭的演变过程。在农业集体化初期，苏维埃政权实行的是限制富农的政策，还没有实行消灭富农的政策。土地租佃法和劳动雇佣法允许富农存在，禁止剥夺富农的财产。苏维埃政权向富农征收高额赋税，要求他们按照固定价格把粮食卖给国家。这一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即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力量还很薄弱，不能用自己的粮食生产代替富农的粮食生产是必要的。到1929年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已成长并发展为一支重要的力量，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粮食生产代替了富农的粮食生产，成为苏维埃政权重要的物质基础。这时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他在1929年12月27日在马克思主义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宣布：“我们已经从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的政策”[69]，并把剥夺富农财产看作是“建立和发展集体农庄的一个组成部分”[70]。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在1930年2月1日作出决定，给予消灭富农政策以立法上的肯定。这样一来，清算富农财产并将其转归集体农庄，对富农户加以驱逐的运动广泛在各地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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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斯大林农业集体化理论的客观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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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事物，它是在国家工业化迅速高涨，商品粮相对短缺的情况下展开的，并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完成的。应该说，推行农业集体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由于集体化的完成，使苏联的经济成分由多种形式变成了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利于变革和完善农村生产关系，有利于城乡有计划地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有利于加强城乡联系，有利于普及和提高农村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所有这一切对于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苏联农业集体化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为了追求毕其功于一役的效果，主张用群众运动的方式，主张使用强力甚至暴力手段，不考虑或不重视群众的意愿，这些都违背了列宁的思想，在实践中也酿成了极其惨痛的后果，它的教训是沉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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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理论对苏联现代化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小农经济是分散落后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形式与现代化国家的概念是不相符的。任何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都必须把小农业变成使用先进生产工具的大农业。苏联小农业变成大农业的过程与西方国家农业现代化过程不同，它是以一场社会大变革的面貌出现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是处在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中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资本主义国家把苏联看成是敌对物，企图把它扼杀在摇篮中。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苏联要想生存就必须建立起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经济体系的最高和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从1925年起，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成了苏联国家生活的中心内容。苏联的工业化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点。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资金、粮食、原料，这些问题只有现代化的大农业才能解决。斯大林农业集体化理论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集体化将分散的小农户联合为集体农庄，把分散的小块土地联结成为整片的大块土地，消除了合理利用土地的障碍，大大扩大了播种面积，为采用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创造了条件。同时，由于国家从农业机械和耕作技术等方面对集体农庄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使农庄能够组织大规模生产劳动，较好地发挥了农业生产资源的效益，体现了社会化大生产的优越性。在党和政府大力支持和指导下，农业集体化大大提高了粮食生产的商品率，使国家的粮食征购量逐年递增，国家成功地获得了足够的粮食。这些粮食的一部分被用于出口换取工业设备，解决了工业化资金的积累问题，促进了苏联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由于工业化的启动，苏联社会步入了快速现代化的进程，社会的经济和文化水平获得了快速提高，从而使苏联用1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一二百年的工业化历程，赶上并超过了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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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理论违背了生产关系的变革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规律。农业集体化是农村社会生产关系的一次伟大变革，是传统的个体占有生产资料和个体生产劳动向集体占有生产资料和集体生产劳动的一次伟大变革。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规律告诉我们，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人们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也与这些变化相适应而发生变化，而生产力本身是一个渐进的自然发展过程，生产力发展有它自身的历史阶段和必然规律，它既不能跳过，也不能依靠行政法令予以取消。企图凭借行政力量，强行超越生产力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反而会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从个体的、简单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集体经济，所需时间长短主要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包括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这两方面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达到。人为过快地实行高度的公有化，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显然是不相适应的。尽管在农业全盘集体化之前，经过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改造，苏联农业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和提高。但农民经济仍然是分散的，农业技术水平和农艺水平还很低，还是一种半自然性质经济，农业发展速度及其商品率都很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非改变农业生产关系不可的地步，用“拔苗助长”的办法是达不到预期目的的。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硬性实行过渡，只是一种穷过渡，不会实现生产的大发展，不会带来农民生活的大改善。苏联勉强建立起来的集体农庄具有先天不足的性质，致使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长时间不能发挥出来。而农产品又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农业生产上不去，不仅会直接影响农民的收入，而且会影响全体人民的生活，使整个社会变成一种匮乏性的社会。这就在总的方面歪曲了社会主义的形象。由此可以看出，当生产关系超前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实际的时候，这种生产关系，不管从形式上看有多么“先进”，是“大农业”，它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反而会阻碍农业生产的发展。总之，集体农庄是一种超越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符合农民意愿、自上而下用强力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这可能是一个基本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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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对外经济战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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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面临着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在经济上同资本主义世界保持一种什么关系，要不要同敌视着自己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往来。斯大林对此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并发表过一系列重要的看法，构成了斯大林经济与外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思想曾指导苏联在经济和外交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许多观点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但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他的某些观点也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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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与经济斗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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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国际分工二重性出发，对西方资本家集团，一方面要合作，另一方面要斗争，二者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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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人类社会在生产上的社会分工。这种社会分工进入到机器大生产的时代，就超越出一个国家的范围而发展成为国际分工。马克思在分析这个问题时指出：“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71]国际分工从一开始就具有二重性，从生产发展来说，它有“进步的历史作用”，但是，这种进步的历史作用又是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控制、剥削联系在一起的。它“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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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分工二重性的观点。首先，他肯定了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历史进步趋势。他指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资本主义的发展早在前一世纪就呈现出一种趋向：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国际化，民族闭关自守状态消灭，各民族在经济上接近，广大领土逐渐联合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世界市场的扩大，海上和铁路交通干线的铺设和资本的输出等等，更加强了这种趋向，并且用国际分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的纽带把各个极不相同的民族联系起来了。既然这一过程反映了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既然它促进了民族隔阂和不同民族利益对立性的消灭，那么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进步过程，因为它在准备未来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的物质前提。”[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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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资本主义所创造的那种强大的生产力，必然要冲破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分界，把它们纳入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之中，使各个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加强。这是一种进步的必然趋势。然而，斯大林的分析没有停留在这里，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奴役、掠夺和剥削的一面。他特别强调：“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各民族的相互依赖和各个地域的经济联合，不是通过作为平等单位的各民族合作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一些民族征服另一些民族，比较发达的民族压迫和剥削不太发达的民族建立起来的。”[74]从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二重性出发，斯大林指出被压迫的殖民地和附属民族争取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就是“要求各民族根据合作和自愿联合的原则联合起来”，这种斗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种进步趋向，因为它在准备未来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的精神前提”[75]。在这里，斯大林指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待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态度：一方面要合作，要发展这种相互依赖的趋向，另一方面又要为摆脱帝国主义压迫、争取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独立自主而进行斗争，即摆脱可能出现的对资本主义的依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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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应同各国在经济上的独立性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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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既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国际范围内生产关系的一种反映。在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之间的这种依赖性是明显地存在着的。但是，当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世界上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同其他国家之间，也就是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是否也存在这种相互依赖性呢？斯大林从理论上明确地回答了这个新的问题，肯定了在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同样存在着这种依赖性。他说：“谁也不否认我国国民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赖性是存在的。过去和现在谁也不否认这一点，正像谁也不否认每个国家和每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美国的国民经济也不例外）对国际资本主义的经济的依赖是存在的一样。”“以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绝对闭关自守、绝对不依赖周围各国国民经济的东西，这就是愚蠢之至。”斯大林认为，不能断言社会主义经济绝对不会有输出和输入，“而什么是输出和输入呢？这是一些国家依赖另一些国家的表现。这是经济上相互依赖的表现”[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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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存在的这种依赖性，同样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特别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上已经存在好几百年了，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巨大的生产力，使科学技术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而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技术上还处于暂时落后的状态。这就使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本国经济的过程中，更加有必要利用国际经济交往来吸收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正如斯大林所说：“俄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果它不用自己的原料换取西方国家的机器和装备，那就很难靠本身的力量组织运输业，发展工业并使城乡工业电气化。”[77]这是说苏联经济对世界经济依赖的一面，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对苏联经济是否也存在依赖性呢？回答是肯定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在苏维埃政权诞生后的短暂时期，采取了封锁禁运的政策，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市场和国外原料的更大依赖性，也由于它们之间为摄取更大利润的竞争性，迫使它们不得不解除封锁，取消禁运，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经济往来。因此可以说，苏维埃国家开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是双方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符合双方的利益的，他们之间的经济依赖是相互的，不只是苏联经济依赖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更有赖于同苏联建立经济联系。1927年9月，斯大林在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了这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我们需要机器装备、原料（如棉花）、半制品（金属的和其他的），而资本家需要销售这些商品。这就是签订协定的基础。资本家需要石油、木材、粮食，而我们需要销售这些商品，这就是签订协定的基础。我们需要贷款，而资本家需要这种贷款的优厚利息。这又是信贷方面签订协定的基础。”[78]可见，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是两种社会制度截然不同的国家，而且尽管在国家关系上往往要走迂回曲折的道路，但在经济上的相互联系和依赖，却是客观存在的一种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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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认为各国发展经济关系虽然形成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但这并不等于丧失经济上的独立性。他指出：“应该把各国彼此间的依赖性和各国的经济独立性区别开来。否认各个国民经济单位的绝对不相互依赖，并不等于也不能等于否认这些单位的经济独立性。”[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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