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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斯大林论述了这一规律的作用。他指出，这一规律依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而发挥作用，这种作用就是使国家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即实现国民经济计划化。在谈到这一规律的作用时，斯大林特别强调两点：一是不能把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混为一谈；二是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按斯大林的说法，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一条客观的规律，遵循这条客观规律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正确的做出一年一度的短期计划、五年为期的中期计划或更长时期的远景规划等，使整个社会经济运动有计划、按比例地的发展，但是这仅仅是具有可能性，能否变成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规律，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它，必须制订出能完全反映这个规律的要求的计划。不能说，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完全反映了这个经济规律的要求[113]。计划工作与经济规律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两者不能混淆，也不能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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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斯大林阐述了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和经济计划、基本经济规律的关系。他指出，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的作用，只是在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为依据时，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是因为，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只是在具有国家经济计划发展所需要实现的任务时，才能产生应有的效果。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本身并不能提供这一任务。这一任务是包含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之中的。至于国民经济计划化，必须在清楚国民经济发展任务的基础上，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斯大林强调，国民经济计划工作，必须遵守两个条件，才能得到良好的效果。这两个条件是：“①它正确地反映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的要求；②它在各方面适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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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斯大林阐述了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的关系。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仅存在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而且存在价值规律。但真正能够对各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方面的比例调节的经济规律是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是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被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这一规律的作用严格限制着，不能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个别企业或个别部门往往生产赢利多的产品，从而所获得的是暂时的不牢固的赢利；而遵循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的要求，生产由社会需要来调节，使社会能获得牢固的持久的高级赢利。斯大林写道：“这种高级赢利形式是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这一规律的作用及国民经济的计划化所提供给我们的，因为它们使我们避免那种破坏国民经济并给社会带来巨大物质损害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保证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度地不断增长。”[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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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斯大林经济理论的是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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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生产方式，她在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中不过刚刚开始它的少年时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虽然有许多天才的思想，但主要是依靠资本主义的现实提出的推断。理论永远不能超越实践所能启示的科学预见的范围。社会主义体系在他们生前并未出现，他们还不可能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提出具体意见。列宁是一个天才的理论家，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十月革命前就提出了许多建设社会主义的设想，在苏维埃制度建立后，又直接领导了苏联的建设实践，列宁提出的意见正确地指出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途径，至今仍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但他倡导的新经济政策当时还处在执行中的第一阶段。列宁的过早逝世，使他对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某些设想的突破，对社会主义建设层出不穷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都没有来得及进行理论上的系统说明。这个艰巨任务，基本上由列宁的伟大继承者斯大林完成了。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续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逐步展开社会主义建设，经过10余年的艰苦奋斗，在苏联建立起伟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如果考虑到，斯大林是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而又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是在帝国主义重重包围、惨遭法西斯德国毁灭性侵略的条件下，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那么，斯大林时期取得的经济成就却是无与伦比的。在这一过程中，斯大林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卓越地研究和解决了陆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并在系统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经验的基础上，科学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系列重要理论，从而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斯大林的阐述中，虽然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但它作为一个科学体系第一次初步建立起来了。这就为后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无疑，这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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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这本书中，从理论上概括了列宁关于落后国家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①不要放过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无产阶级应该夺取政权，不要等到资本主义使千百万中小个体生产者居民破产的时候；②剥夺工业中的生产资料，并把它们转归全民所有；③至于中小个体生产者，那就应该逐步地把它们联合到生产合作社中，即联合到大规模的农业企业中、集体农庄中；④用一切办法发展工业，为集体农庄建立大规模生产的现代技术基础，并且不要剥夺集体农庄，相反地，要加紧供给它们头等的拖拉机和其他机器；⑤为了保证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并且要全力发展苏维埃商业，即国营商业和合作社—集体农庄商业，把所有一切资本家从商品流转中排挤出去。”[116]这实际上是斯大林对以往做法的总结和重新反省。他还着重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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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不只是他自己，他代表着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他的经济理论也是时代的产物，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各种痕迹和局限性。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对社会主义的一些理论观点作了片面化、简单化、绝对化以致歪曲和错误的理解和解释，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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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所有制问题上，斯大林是“单一公有”论者。他认为社会主义阶段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只能是一种，即全民所有制，即使集体所有制也是暂时的，必须把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作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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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市场问题上，斯大林是“产品经济”论者。他虽然承认社会主义还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认为这主要局限在个人消费品和小农具以及外贸产品方面，否认国内的生产资料是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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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计划管理问题上，斯大林是“本本计划经济”论者。他主张指令性计划指标主宰一切，不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实行的是以产定销，而不是按需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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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经济管理体制问题上，斯大林是“高度集权”论者。他只片面地强调统一性的一面，而错误地否定了地方和企业在服从统一计划、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应有的一定的独立性的一面，因而大大限制了地方和企业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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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这些理论问题上的失误有其主观上的原因，也有客观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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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原因在于：第一，斯大林在思想方法上一度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不是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的观点去观察社会主义社会，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已经“完全适合”。实际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说二者之间已经不存在矛盾，已经“完全适合”。第二，斯大林个人头脑中多少还有些教条主义的东西，还不能做到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对现实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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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原因在于：第一，受社会主义不成熟的实践限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的。”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十月革命到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只有30多年的历史，这期间还经历了许多年的战乱动荡。虽然列宁特别是斯大林亲自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了30多年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但时间毕竟还太短，社会主义实践还不充分，社会主义社会本身的内在矛盾和规律性还未充分显露出来。因此人们对它的认识还不可能达到较高级的程度。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矛盾运动，决定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不成熟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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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受不成熟的理论的限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在十月革命后，随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逐步创建和形成的。从十月革命胜利到1929年，政治经济学取消论一直占主导地位。这一时期，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几乎全部都是按《资本论》的体系编写的，都不过是《资本论》的通俗化和翻版。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研究中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盛行，否认客观经济法则，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是无所不能的：它可以创造新制度，创立新经济体系，当然也可以创造经济学。所以在这一时期，在大学里讲授的根本不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以“苏维埃经济政策”代之。40年代因为受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一度停止，直到战后才逐渐得以恢复。总的说来，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在50年代中期以前是缓慢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处在初创阶段，还谈不上形成较为完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体系和较为成熟的理论了。处在这样一个理论水平状态下，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不成熟，有缺陷、有片面性、有错误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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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有其独特的地位，它像里程碑一样，标志着开始进入以经验来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斯大林的理论总结，虽然有较大的历史局限性，但还是代表他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水平，它不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基础，而且在今天对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不无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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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选集》横排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第8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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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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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4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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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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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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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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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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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60、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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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400、4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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