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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院士认为，“客观制约估价”的错误观念与劳动价值论相违背的地方主要表现在：①不承认商品价格的基础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消耗决定的价值，而认为以产品的稀缺性与劣等生产条件为转移的“客观制约估价”才是商品价格的基础；②不承认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因素，而把劳动视为与设备、土地和自然资源是同一系列的因素；③企图把农业方面价格形成的特点推广到工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④夸大供求变动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价格对价值背离的作用，认为在供求平衡时“客观制约估价”等于零，从而使这个概念近似于资产阶级的供求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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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卡茨等人的批判，不少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这种批判是教条式的。卡扎凯维奇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指出，“对客观制约估价概念及其运用之所以持批判态度，是由于一部分经济学家仍然没有领会到，在整个经济中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耗费是由于把受国民经济中有限生产资源的消费所制约的追加耗费列入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耗费而造成的。”他指出：“认为最优估价的概念不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上的，而是建立在资产阶级边际效用论的思想上的，这种说法没有足够的根据。实际上，形成产品最优估算价值的主要因素是社会生产费用，即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耗费，而不是稀缺性。社会生产费用是价值的实体，因而也是产品估价的基础。但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形成转型价值量的客观过程除受到形成产品直接耗费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形成产品追加耗费因素的影响，而且取决于社会需要满足的程度。这个客观过程也反映在产品最优估价的形成中。稀缺性是产品最优估价所反映的诸因素中的一个因素，因为最优估算价值不仅取决于产品生产中劳动的耗费量，而且取决于社会对这些产品需要的满足程度。但稀缺性不是形成估价的主要因素，起主要作用的是生产因素，即生产资源的耗费量。因此最优估价的形成与通过社会途径确定转型价值是一致的，对价值形成过程的这一看法是由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得出的。”[6]值得注意的是，对卡茨等人的批判，康托罗维奇本人是有所准备的。为了与边际生产力论和主观效用论等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划清界限，认为客观制约估价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在理论表述时，他极力回避“供求关系”等概念，而全部归结为劳动消耗的比较（包括他说的直接的、间接的，完全的劳动消耗），并使用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一些范畴，如“社会必要劳动消耗”“等价物”“级差地租”等等，但做了新的解释。他不是把“社会必要劳动消耗”作为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消耗，而是解释为在最优计划条件下产品生产中所必要的劳动消耗；把“等价物”说成是产品或资源在使用上的直接互换性，把“级差地租”不是看作剩余价值再分配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当做使用优等地和中间地的间接劳动消耗。这是他的客观制约估价理论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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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托罗维奇在《资源最优利用的经济计算》中也专门谈到了客观制约估价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他写道：“对于在生产中使用机器设备和自然资源的意义及它们在估价产品和计算消耗中的意义所作的分析，从表面上看，容易使人想起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派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理论，即劳动、土地和资本是价值的三个同等源泉。但是，根本区别在于，我们的上述理论是与劳动价值论完全一致的，把劳动看做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自然资源和设备只是影响劳动生产力、节约劳动的因素。因此，应该把计算这些因素的耗费和对这些耗费所作的估价仅仅看作为最优分配劳动从而获得最大劳动生产率的手段。可见，这些因素绝不会是价值的独立源泉。所考虑的只是这些因素对劳动生产率产生的间接影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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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述批判出现后，康托罗维奇始终坚持了自己原来的立场和观点。他在后来与戈尔斯特科合写的著作中指出，客观制约估价不取决于市场机制，它是在商品交换之前直接在生产中产生的，显然它们在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中——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也将存在。他还写道：“在剪裁算题的数学模型中，没有各种不同的互相之间可能发生交换的所有者，一切经济过程都是在统一的经济计划的基础上进行的，但在这种模型中仍自然而然地产生估价。”[8]这场争论尽管是围绕着康托罗维奇新创的方法和理论展开的，但其影响和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至少促进了苏联经济学家解放思想、开拓思路，推进了数学方法在苏联经济学中应用和发展。经过一段时间的论战之后，康托罗维奇的理论终于在苏联经济学界站住了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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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蒙日问题是这样的：当时需要在不同地点修筑一些军事工事（设有 M个），每个工事都要有一定的最低火药量（约束条件），而供应火药的各地点（设有 N个）与各个工事之间的距离不同，运输费不同。怎样使火药供需双方联系起来才能使总运费最省（目标函数）？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对 M×N 个变量组成的上万个方程式的体系进行求解计算。自然，这是很难办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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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атематические методы.19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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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俄语中，估价（оценка）与价格（цена）和 价值（стоимость）是3个不同的词，康托罗维奇特别强调三者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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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苏〕巴什科夫：《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0，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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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卡茨：《经济理论和数学在经济中的运用》，〔苏〕《经济问题》196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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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Д.卡扎凯维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103、101～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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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康托罗维奇：《资源最优利用的经济计算》，1960，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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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康托罗维奇、戈尔斯科特：《经济最优决策》，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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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经济思想史：从列宁、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第十一章 涅姆钦诺夫的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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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姆钦诺夫，瓦西里·谢尔盖耶维奇（Василий Сергеевич Немчинов 1894-1964）是苏联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1917年，涅姆钦诺夫毕业于莫斯科商学院经济分院。1917～1922年他先后在莫斯科、基辅和车里雅宾斯克统计局工作。1922～1926年担任苏联中央统计局局务委员兼乌拉尔统计局局长。1926～1930年兼任中央统计局农业司司长。1930～1934年先后任国家计委和国民经济中央核算局局长。1935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40年起担任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院长。1946年任苏联科学院院士。1949年任苏联科学院生产力研究委员会主席。1953～1962年为该院主席团成员。1958年他开始组建苏联第一个数理经济实验室，并在此基础上于1963年建立了苏联科学院中央数理经济研究所，任所长。因科研工作成绩卓著，涅姆钦诺夫曾荣获列宁奖金，被多次授予列宁勋章及其他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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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姆钦诺夫共有40多部学术著作，其中主要有：《论农村阶级分化的统计研究》（1926）、《谷类饲料平衡问题》（1929）、《农业企业的核算和统计》（1933）、《农业统计及一般原理》（1945）、《经济统计的平衡方法》（1959）、《产品生产和分配的跨部门和跨地区平衡表的几个理论问题》（1960）、《社会主义统计下的价值和价格》（1960）、《生产力合理布局的理论问题》（1961）、《经济数学方法和模型》（1962）、《社会价值和社会价格》（196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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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生产力布局的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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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姆钦诺夫从大学毕业到20世纪40年代，长期从事实际统计工作与统计理论研究，并取得显著成就。20年代初期，苏联经济学界就关于建立苏联国民经济平衡表的方法和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地讨论。1926年苏联中央统计局公布了1923/1924年的国民经济平衡表，涅姆钦诺夫对这个平衡表予以肯定，他把这个平衡表称作苏联经济学的宝贵财富。受此表启发，涅氏编制了革命前和1926/1927年的全国饲料谷物平衡表，受到统计学界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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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涅姆钦诺夫写了《论粮食生产结构》一文，报送苏共中央，其中一张统计表对战前和战后的粮食总产量和商品粮食按阶级成分作了分析。同年5月28日，斯大林在同红色教授学院、共产主义科学院、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谈话时引用了这张统计表，说它指明了“我国粮食战线上的困难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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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姆钦诺夫反对统计中的繁琐哲学，主张精简统计项目，并把“动态研究”和“预算研究”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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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末期，涅姆钦诺夫的科研方向从统计领域转向广泛的社会经济问题，研究了生产力布局问题、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社会阶级结构变化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