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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托罗维奇在《资源最优利用的经济计算》中也专门谈到了客观制约估价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他写道：“对于在生产中使用机器设备和自然资源的意义及它们在估价产品和计算消耗中的意义所作的分析，从表面上看，容易使人想起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派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理论，即劳动、土地和资本是价值的三个同等源泉。但是，根本区别在于，我们的上述理论是与劳动价值论完全一致的，把劳动看做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自然资源和设备只是影响劳动生产力、节约劳动的因素。因此，应该把计算这些因素的耗费和对这些耗费所作的估价仅仅看作为最优分配劳动从而获得最大劳动生产率的手段。可见，这些因素绝不会是价值的独立源泉。所考虑的只是这些因素对劳动生产率产生的间接影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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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述批判出现后，康托罗维奇始终坚持了自己原来的立场和观点。他在后来与戈尔斯特科合写的著作中指出，客观制约估价不取决于市场机制，它是在商品交换之前直接在生产中产生的，显然它们在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中——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也将存在。他还写道：“在剪裁算题的数学模型中，没有各种不同的互相之间可能发生交换的所有者，一切经济过程都是在统一的经济计划的基础上进行的，但在这种模型中仍自然而然地产生估价。”[8]这场争论尽管是围绕着康托罗维奇新创的方法和理论展开的，但其影响和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至少促进了苏联经济学家解放思想、开拓思路，推进了数学方法在苏联经济学中应用和发展。经过一段时间的论战之后，康托罗维奇的理论终于在苏联经济学界站住了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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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蒙日问题是这样的：当时需要在不同地点修筑一些军事工事（设有 M个），每个工事都要有一定的最低火药量（约束条件），而供应火药的各地点（设有 N个）与各个工事之间的距离不同，运输费不同。怎样使火药供需双方联系起来才能使总运费最省（目标函数）？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对 M×N 个变量组成的上万个方程式的体系进行求解计算。自然，这是很难办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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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атематические методы.19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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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俄语中，估价（оценка）与价格（цена）和 价值（стоимость）是3个不同的词，康托罗维奇特别强调三者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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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苏〕巴什科夫：《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0，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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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卡茨：《经济理论和数学在经济中的运用》，〔苏〕《经济问题》196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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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Д.卡扎凯维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103、101～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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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康托罗维奇：《资源最优利用的经济计算》，1960，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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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康托罗维奇、戈尔斯科特：《经济最优决策》，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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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经济思想史：从列宁、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第十一章 涅姆钦诺夫的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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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姆钦诺夫，瓦西里·谢尔盖耶维奇（Василий Сергеевич Немчинов 1894-1964）是苏联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1917年，涅姆钦诺夫毕业于莫斯科商学院经济分院。1917～1922年他先后在莫斯科、基辅和车里雅宾斯克统计局工作。1922～1926年担任苏联中央统计局局务委员兼乌拉尔统计局局长。1926～1930年兼任中央统计局农业司司长。1930～1934年先后任国家计委和国民经济中央核算局局长。1935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40年起担任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院长。1946年任苏联科学院院士。1949年任苏联科学院生产力研究委员会主席。1953～1962年为该院主席团成员。1958年他开始组建苏联第一个数理经济实验室，并在此基础上于1963年建立了苏联科学院中央数理经济研究所，任所长。因科研工作成绩卓著，涅姆钦诺夫曾荣获列宁奖金，被多次授予列宁勋章及其他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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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姆钦诺夫共有40多部学术著作，其中主要有：《论农村阶级分化的统计研究》（1926）、《谷类饲料平衡问题》（1929）、《农业企业的核算和统计》（1933）、《农业统计及一般原理》（1945）、《经济统计的平衡方法》（1959）、《产品生产和分配的跨部门和跨地区平衡表的几个理论问题》（1960）、《社会主义统计下的价值和价格》（1960）、《生产力合理布局的理论问题》（1961）、《经济数学方法和模型》（1962）、《社会价值和社会价格》（196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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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生产力布局的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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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姆钦诺夫从大学毕业到20世纪40年代，长期从事实际统计工作与统计理论研究，并取得显著成就。20年代初期，苏联经济学界就关于建立苏联国民经济平衡表的方法和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地讨论。1926年苏联中央统计局公布了1923/1924年的国民经济平衡表，涅姆钦诺夫对这个平衡表予以肯定，他把这个平衡表称作苏联经济学的宝贵财富。受此表启发，涅氏编制了革命前和1926/1927年的全国饲料谷物平衡表，受到统计学界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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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涅姆钦诺夫写了《论粮食生产结构》一文，报送苏共中央，其中一张统计表对战前和战后的粮食总产量和商品粮食按阶级成分作了分析。同年5月28日，斯大林在同红色教授学院、共产主义科学院、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谈话时引用了这张统计表，说它指明了“我国粮食战线上的困难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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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姆钦诺夫反对统计中的繁琐哲学，主张精简统计项目，并把“动态研究”和“预算研究”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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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末期，涅姆钦诺夫的科研方向从统计领域转向广泛的社会经济问题，研究了生产力布局问题、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社会阶级结构变化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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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姆钦诺夫首先分析了生产力合理配置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如果说在经济发展的理论中时间因素有极重要的意义，那么在生产力配置的理论中空间因素也起着同样的作用。当然，离开空间不可能有经济的发展，同样，不考虑时间也不能设想有合理的配置。社会生产的配置是每个地区经济的历史发展的结果。过去，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国民财富（工业建筑物、厂房、住宅、已开垦的土地以及居民的劳动技能和专业技能），由于它们不平衡地集中在各个地区，因而对于选择新的建筑物，新的工厂的建设地点，对于新农业生产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有人甚至认为，国民财富在地区上的集中对社会生产配置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自然资源的分布所起的作用。如果就下面这种情况来说：国民财富的集中同时也造成有技能的干部相应地集中，并引起成本和投资的节约，那么这种意见是对的。但是，与积累的国民财富地区的牵引力相对立的，通常还有另外一种趋势——使一切地区都逐步得到经济上的开发趋势。这种对立趋势的产生是由于必须不断把新的自然资源纳入到国民经济周转中来，必须保证为增长的人口提供新的工作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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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趋势由于技术进步而日益加强，因为技术进步使得愈加能够战胜空间。众所周知，以蒸汽作为动力的运输业曾经在这方面起过卓越的作用。运输的电气化，统一电力网的建立，瓦斯和石油输送管的铺设，航空事业、汽车运输，无线电和电视的发展，使得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把空间更加显著地缩小了，并有可能对全国各地区在经济上更加平衡地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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