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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有人认为，《资本论》所阐释的思想已不符合当今社会的现实，梅德维杰夫指出，马克思学说最充分地反映在经济理论中。《资本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最出色的经济思想的样板，是19世纪中叶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理论反映。经济生活是复杂而多元的。经济生活将不同“宇宙层面”、不同历史范围的现象结合在一起：①全人类性质和一般经济性质的进程和倾向；②属于几个社会形态和经济时代的成果的东西；③反映某种生产方式特征的社会形态进程；④可能作为某种社会形态内部、某个阶段特征的东西；⑤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因素所决定的一些社会现象。所有这一切在《资本论》中都有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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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自己的基本任务是分析批判资本主义，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规律，这个研究任务压倒一切。当然，其他的经济问题，包括一般的经济问题则放在次要地位。这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某些方面的研究。这仅仅是对一般经济领域的个别问题的涉猎，而不是系统研究，但它仍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问题涉及一些经典定义，如生产过程中的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劳动力、自然资源、机器及其构件等生产要素、社会产品的使用价值、结构、再生产及其类型、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关系、分工与合作、生产力发展所产生的组织经济关系的形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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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承认一般经济规律的必要性。他们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乃是唯一的历史潮流，相互交替的社会经济形态不仅由特殊关系加以区别，而且由人类自然历史的进步以及科技、文化、生产关系等人的活动统一起来。社会经济形态清楚地表明，除了每个历史时代的共同规律外，还有一般的经济规律，虽然在这一研究中优先考虑的是某个时代的特征，首先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的解释。正如恩格斯所说：“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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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历史经验证明了一般经济要素和规律性不断增长的作用。特别是在科技革命、生产力发生深刻质变的条件下，这一点显得更为突出。在其影响下，不受社会条件制约、相反对整个社会关系体系产生巨大作用的组织经济结构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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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德维杰夫认为，马克思在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对商品生产、商品和货币做了精辟分析。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的出发点和一般形式，特别是当劳动力变成商品时，商品生产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因此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商品生产强调的是社会方面，却低估了市场作为生产与消费的联系、比例协调、降低消耗方式的意义。由此得出资本主义与商品货币关系的历史命运同一性的结论，得出商品生产的消灭与资本主义的革命改造将同时发生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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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资本主义离开商品生产是不可思议的。这是资本主义的普遍形式。但是，不能由此得出另一种结论：商品货币关系不可能是其他经济体制的形式。商品生产的确是资本主义的出发点，离开了它资本主义便不可能出现。但是，商品生产本身不会产生资本主义，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产生资本主义，而只是在商品生产范围内社会发展的诸要素产生某种结合的情况下才产生资本主义。如果说商品生产本身能产生资本主义，那么资本主义应该早在商品货币关系十分发达的古希腊罗马时代就产生了，而不是等到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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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本质就可以理解到：商品货币关系是生产的普遍形式，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不同经济时代所固有的普遍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们的经济联系、生产和消费的联系，通过市场、商品买卖的中介加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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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时期的自由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是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呢？这要看典型的资本主义是什么。《资本论》以英国作为资本主义的典型，因为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英国已相当成熟和发展。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向前发展，资本主义又发展到垄断阶段。那么，究竟是自由竞争阶段是典型的资本主义，还是垄断阶段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呢？实践证明，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在英国只存在了100年左右，就发展为垄断阶段；而垄断资本主义在主要国家占统治地位到现在也已近百年，而且还有生命力，不断向前发展。因此，梅德维杰夫认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应是自由竞争时期，而应是垄断时期。与此相适应，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发展为现代市场经济，应该说是进一步的成熟和完善；有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比起完全由“看不见的手”主宰的自由市场经济，更加适应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崭新情况。因此，可以认为：垄断资本主义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代市场经济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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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社会主义生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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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德维杰夫认为，生产因素的社会经济形式在每个社会的经济范畴体系中都占据一个极重要的位置。在这方面，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中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范畴的意义就足够了。确定社会主义生产因素的社会经济形式，也就是对社会主义生产因素做出数量评价，这不仅具有理论认识的意义，而且具有经济实践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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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产成果的物质内容来看，生产因素就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生产因素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是作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即作为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而出现的。生产的因素总是表现为一定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经济学著作就是按照这个总前提来描述社会主义生产因素的一些重要的特征：它们直接的社会性质；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之间没有对抗性矛盾和彼此不分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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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分析生产因素的社会经济形式，需要把总前提具体化。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作为经济机体发挥作用的实际过程中生产的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结合形式，是充满整个经济关系体系的。首先，它反映在生产的总的方向上，反映在构成该社会基本经济规律的内容的生产目的的职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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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德维杰夫认为，劳动力是公有还是个人所有这个问题本身以及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所有制问题本身，都是不妥当的。劳动力作为劳动的能力，是人、劳动者、个人的属性。这是人类本质的表现之一。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产生劳动力与其自然体现者（人）相脱离的异化关系，这时，劳动者个人是自由的，但是他丧失了生产资料，不得不为生活而出卖自己唯一的所有物——劳动力。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产生劳动力的所有制问题。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论是人本身，无论是人的劳动力，都不可能是所有制、占有或者异化的客体。相反，工作人员和劳动者是经济关系的主体，而这种经济关系不允许劳动力与它的自然体现者分离，也不允许把劳动力变成经济周转对象。在整个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情况下，这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结合方式的必然特征。同时应该指出，只要从客观上受所有制关系制约的该生产目的的职能出发，就可以为生产因素的社会形式找到既具体而理论上的适应性又强的定义。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建立在劳动者人身自由，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基础之上，从社会形式的观点看，它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而它的为消费服务的天然使命，只能以极其矛盾的形式最后表现出来。在这种条件下，社会的财富不是和物质资料即社会使用价值完全等同的，而是直接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同时，生产的因素也获得了特殊的社会形式：生产资料是资本，劳动力是商品，而劳动过程则是价值增值过程。生产的社会形式在这里以价值、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及其具体表现的运动的特殊形态而存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种具体的社会形式，实际上包含着刺激这种生产运转和发展的全部机制和整个体系。产品生产仅仅是为了能够生产足够多的利润，而不是为了满足需要。对某种生产成果的社会承认，不是根据它满足社会需要的贡献大小，而是根据利润率的高低，即根据资本增值的程度。这同样涉及生产因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意义。例如，某部分劳动力对于资本的自我增值过程来说是多余的，那它就不会被运用。资本主义限制运用技术，就是由此产生的。资本自我增值的程度即利润率在这里起着尺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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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德维杰夫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集中掌握在联合起来的个体手中，生产开始直接为满足社会需要服务；生产的社会经济形式与它的天然使命相一致。社会主义生产从自己的社会经济形式来看，实际上它是统一的直接社会的过程，是有计划地组织全部劳动力、社会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发挥作用以便取得最大限度的社会产品来满足社会需要的过程。生产的这种社会形式在其物质内容上不会消失，不会混淆，而且不会与其特有的具体社会范畴的体系分离开来。这种社会形式首先反映出来的那些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社会使命，就是为满足社会要求服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保存着商品货币关系，但它们不是社会生产形式的主要因素，虽然它们是重要因素。直接社会产品，即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所占有并且一开始就注定是为了满足它们需要的那些产品，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成果。它保留着商品的特征，由此可见生产因素的社会经济形式的复杂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首先是直接社会产品的生产因素。这些因素的社会评价必须反映它们在创造直接社会产品中的贡献，而归根到底，必须反映它们在反映社会需要方面的贡献。这就有可能从生产因素的使用价值的角度来对生产因素进行质和量的评价，而随着价值计量的完善还会出现更有效的经营管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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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梅德维杰夫看来，社会主义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力本身的所有制问题就不存在了。这种“唯生产资料”论，并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谋生手段。因此，在个人与社会之间，仍有以按劳分配形式出现的劳动与劳动的交换。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抹杀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的所有制问题，也就抹杀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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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所有制关系的变革是改革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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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德维杰夫指出，社会主义为了找到新的、与其相符的社会历史使命，需要的不是局部的改革，而是整个社会系统的根本变革，没有这样的变革，社会主义就没有前途。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正如社会主义本身不可能是静止不动的一样，它在发展的过程中会不断地吸收普遍的历史经验。因而，对社会主义的原则也应该进行思想和理论的自我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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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制是目前讨论改革的中心问题。所有制关系的变革无疑对整个经济改革和国家经济发展具有转折意义。生活逻辑本身使我们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公有制关系的深刻改革就不可能有经济的根本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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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有制关系变革的实质是，克服已经确立的人同生产资料的分离。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一开始就把生产资料公有化理解为人同生产资料的结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就涉及了这个问题。他说：“资本主义所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力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3]这里所讲的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同生产资料所有权及生产品所有权直接发生关系，同管理生产直接发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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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后来的发展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即生产资料国有化程度不断提高的道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合作组织和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否定态度，而国家则失去了民主的基础，脱离了人，脱离了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和利益，变成了独立的、居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一切导致一种奇特的历史现象：负有克服人同生产资料脱离这一使命的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这种脱离得以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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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克服这种对社会主义的扭曲现象，恢复其本来的历史使命呢？如何克服人同经济生活脱离的现象呢？有人认为，出路只有一条：回到私有制。对此有人兴高采烈。但是，只要是从事实出发，而不是根据想象，就不会不看到，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主要领域中的正统的私有制也早已成为历史的过去。可以说，资本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正在从各个方面克服私有制。比如说，在主要领域中已经和正在向资本的股份形式过渡。如同马克思所指出，股份形式似乎使私有制受到自我抑制。按严格的社会经济涵义讲，这已经不是私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尽管它还保留资本主义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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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该走回头路，而应当向前走：发挥公有制的优越性，使其具有多种形式，使劳动人民同公有财产的具体联系变成感觉得到的、在经济上有重要意义的东西，使人们关心生产的现实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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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观点出发，回到正统的私有制形式至少在国民经济的主要领域中是不适宜的，因为这可能走历史回头路，这是不可能的。大规模地恢复传统的私有制不仅没有历史根据和理论根据，而且从实用的意义上讲也是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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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在当今具体的条件下私有制已被完全排除了。在多种形式的所有制体系中，私有制不仅能占据一定位置，而且能够起到发挥工作人员进取首创精神、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良好作用。我们需要的不是口头上而是行动上的所有制形式多元化，但我们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不是私有制，而是公有制。当然，是经过根本改变形式的公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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