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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的社会中,对于管理的独立性和民主性的理解还比较一致,但是市场往往使人讨厌。而只要持科学逻辑的态度和尊重历史事实就会承认,市场是人类古老的宝贵财富之一。市场作为剥削和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和同路人,其本身并非必须具有混乱状态和自发性。市场是合理经营的手段。市场的发展并非意味着完全各自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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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德维杰夫认为,在苏联经济理论和经营实践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有制被绝对化表现在,只把整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国家所有制的主体对待,而没有考虑国家体制的现实结构。在这方面,正在进行反思。不仅整个国家,而且国家的不同级别和层次都应该被承认是全民所有制的主体。对所有制作这样的解释能够从理论上对共和国和区域的经济独立性进行论证。准确区分中央和各共和国管辖全民财产的权限,其中包括计划、预算、税收、信贷、价格形成等,可以为中央和各共和国的新的经济关系体制奠定基础,从而形成多级所有制的概念。从这个思维出发,许多全民所有制的财产既可由中央又可以由各共和国管辖。在许多情况下还可由地方苏维埃管辖。这里指的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许多基础部门和自然资源。针对有人建议,不必局限于承认共和国是所有制的主体,应当走得更远——索性把联盟的国家从所有制的主体中取消,梅德维杰夫认为,这显然离开了理智的思维,脱离了经济和政治的现实,脱离了世界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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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自然资源来说,就不能在这一领域滥用“国家所有制”的术语。自然界是一个统一而不可分的整体。生产社会化水平越高,自然资源参与经济流通就越充分,自然界的统一性就表现得越强烈,对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的社会监督就显得越重要。一整套国际生态合作机构的建立并非偶然,没有国际生态合作系统,世界生物社会就难以维持,这个系统的作用将不断增大。我们应该在联盟国家范围内考虑这一问题,而且应当前进,而不是倒退。应该说,从自然资源的特点出发,确定自然资源所有权的多层次的观点已经成为现实。多层次的观点要求对联盟、各共和国以及不能排除在外的地方机构的自然资源占有方式进行划分和组合,否则,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联盟就会变成没有内容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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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经营形式多样化的方针不是策略,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任何把这种形式绝对化的做法都是不可接受的。重要的问题是为每一种形式找到它能提供最大效益的那些领域。只有在平等经营权、健全的竞争和一体化的条件下,所有这些形式才能以最大的效益为共同的利益发挥作用。任何一种所有制形式,只要它不剥削人,以实践证明自己的高效益,满足人的需求,那它就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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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利润率是企业经济效果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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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德维杰夫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利润率既是总的效果指标,又是推动生产发展的主要动力。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发展直接由社会需要调节。企业是统一的全民所有制体系的一部分,企业的活动要服从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作为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环节之一的企业,其生产成果是直接的社会产品。企业本身的劳动贡献表现为净产品。企业的最终成果,表现为净产值同劳动报酬和非生产开支之间的差额,即利润。利润与成本和基金之比是利润率。利润率综合反映了企业经营活动多个方面的效果。同时应该指出,由于企业是统一的直接社会生产的一个环节,利润率虽然是重要的,但并不是完全独立存在的,它只是指标体系中的一项指标。在指标体系中,符合需要的产品生产与销售计划的完成情况应居于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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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效果与局部效果的关系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国民经济效果与利润率具有深刻的一致性,因为它们不过是反映了同一生产关系类型的不同级别而已。企业利润率的基本因素,也是提高国民经济效果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利润率也是国民经济效果在各个企业中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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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经济发展进程中,利润率作为企业活动的效果指标,经历了广泛的检验。毫无疑义,把利润率列入评价和刺激企业活动的指标体系,促进了社会主义经营管理水平和效果的提高。但这一指标也未能充分起到它被赋予的提高经济效果的作用。在许多情况下,利润率的提高主要不是靠扎实地提高效果,而是靠价格因素。它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基金产值率和产品质量等所起作用不大,因而不得不重新规定劳动生产率指标和采取其他一些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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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书刊中,相当广泛地认为采用利润率指标似乎必然引起价格上涨和不健康的“商人习气”。做出这种结论是缺乏根据的。这些不良后果之所以出现,并不在于利润率本身,而在于采用利润率指标的条件。确实,利润率是和价格紧紧连在一起的,但是其他价值指标也同样和价格联系在一起,在这方面与利润率没有多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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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实践证明,采用任何价值指标,都存在着抬高物价的危险。经验证明,禁止提价和采取任何监督措施都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有效的方法是保证消费者的权利,使价值与实物的比例相协调,防止流通领域的商品短缺。商品短缺问题解决得越好,利润率所起作用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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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主义企业的纯收入表现为企业的利润。对社会主义社会而言,利润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是目的本身,而是因为它是企业经济活动的效果指标和改进经济活动的补充刺激因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润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发调节者变为企业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的但仍然是补充的指标和刺激因素。在规定经济比例时,把利润率作为主要标准的观点是错误的。但不应陷入另一极端,完全否认价值规律和赢利在形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中的作用,也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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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利润指标和利润率不能完全反映企业工作的质量。为了提高利润的刺激作用,仅仅调整出厂价格是不够的,必须改变利润分配和使用的性质。一个企业的利润只有基本上用于本身需要时,才能成为有效的物质刺激因素;少用利润提成的办法,而用价格来调整利润额,使国家收入不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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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Коммунист.199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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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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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8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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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经济思想史:从列宁、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第十七章 阿巴尔金的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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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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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尔金,列昂尼德· 伊万诺维奇(Леонид Иванович Абалкин 1930-2011),苏联著名经济学家,苏联西伯利亚改革学派的代表人物。1952年毕业于莫斯科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195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几十年来,他一直从事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70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72年任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国民经济管理科学基础教研室教授、莫斯科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曾任《经济科学》杂志副主编,《政治经济学百科全书》副主编,《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学术顾问。1984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从1979年初担任《工业生产的经济和组织(ЭКО)》杂志编委以来,与阿甘别吉扬等人一起,在这个园地上阐发改革理论,宣传改革主张。1985年担任苏联部长会议完善经济体制委员会科学组副组长。1986年担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1987年12月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阿巴尔金曾荣获多枚苏联勋章和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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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尔金长期致力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研究成果主要涉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作用、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实现机制、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及经济核算、集约型再生产与计划平衡等领域。阿巴尔金的论著丰富,主要有:《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比例》(1965)、《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利益》(1969)、《政治经济学和经济政策》(1970)、《社会主义经济规律》(1971)、《发达社会主义的经济机制》(1973)、《国民经济的最终成果》(1976)、《集约型再生产和计划平衡》(1978)、《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体系、作用和特点、利用的形式和方法》(合编,1981)、《发达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体系》(1982)、《经济机制的理论问题》(1983)、《发达社会主义和现代经济思维的形成》(1984)、《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1985)、《加速战略》(1986)、《经济新思维》(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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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形成现代经济思维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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