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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组织产业的途径将随市场交易费用和在该企业内部组织同样经营的费用之间的关系而定，当然该企业应能以最低费用在内部完成这项工作。况且，在任何特定企业内部组织一项活动的费用还随其所从事的其他活动而定。特定的成套活动会方便某些活动的进行，但也会妨碍其他活动的成效。决定现实的产业组织的就是这些关系。但是，说到这里，我们前进了多远呢？我们对市场交易的费用或这些交易依赖的方法和条件知之甚少；我们对企业内部不同活动组合的费用效应几乎一无所知。我们所知道的全部几乎就是：这些相互关系的形成导致这样一种情况，即可行的组织规模与它们作为一部分存在于其中的经济体系相比是微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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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对决定产业组织的力量的无知是惊人的。诚然，我们大略地知道为什么增加企业内部组织的活动会在行政机构内部产生提高组织额外经营费用的张力（即使这些附加经营与已经承担的经营相似）；我们也大略地知道出现费用提高既是由于行政费用本身的提高，又是由于这些决策机构产生很多错误和不能明智地分配资源，这或多或少是经济学上关于管理问题的惯常论述。9但是，如果企业扩张其职能，在我看来，它们可能想包揽在地域上广为分散而另一方面在性质上又多种多样的活动。我认为，这种张力应起到限制企业扩张的作用。事实上，这是在单个企业内部将不同活动结合起来的费用效应的一种特例——不是所有的费用效应都是有害的。但是这种相互关系的存在暗示，企业之间活动的有效分配应该包括企业内部特殊的（和不同的）活动组合（其实我们观察的就是这些组合）。我们不应指望企业包揽的活动范围会是相似的，但是，就我所知，对于企业之间的活动分布我们所知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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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似乎不得不谈得这么少，这是为什么？这部分地可以用关于产业组织的经济分析似是而非的特性加以解释——我是指用经济分析来论述企业的最佳规模和规模经济。这种听起来好像涉及产业组织（尽管它并不涉及）的分析会让那些可能被更为触目的差距所困扰的人感到放心。如同在经济学上所表现的，企业最优规模理论的缺陷是不难看出的。首先，人们需要的不是关于企业最优规模的陈述（即大概地给每种产业规定一个不同的最优值），而是关心企业之间活动或职能的最优分配的理论。其次，企业最优规模的理论不是论述该企业所进行的活动这个意义上的企业规模，而是关心其产量规模的限定。此外，现行的理论即使关心产量规模的限定，也只是关心特定的产品或推广了的产品的产量，而不关心企业所生产的产品范围。这最后的陈述多少有点过于大胆，因为经济学家也可能运用资产的价值或雇员的数目来衡量企业的规模——但是，无论如何，我说对企业实际的所作所为极少讨论，总还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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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的讨论十分关心费用与产量的关系（实际上是费用细目单的衍生）。诸如关于进行一种活动的费用效应，从事另一种活动的费用效应，或者关于从事特殊活动的不同种类的企业的相对费用此类的讨论，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它更少涉及随着产品（或推广了的产品）产量的增加，何时将会发生“包出”的问题。出现的情况是，经济学家们一直从事的分析的性质似乎对我提出的问题无需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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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不想忽略不谈一篇试图探讨这些问题的论文，即施蒂格勒教授的《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10—文。众所周知，亚当·斯密的这一陈述尽管正确（亚当·斯密的全部陈述都是正确的），但已引起某些困惑，因为它好像和竞争条件的现实存在不一致。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施蒂格勒教授讨论导致专门化企业的出现和影响垂直合并程度的条件。施蒂格勒教授并未带领我们走得很远，但他确实使我们走到了我们现在所到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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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说过，经济学家所采用的分析的性质会隐瞒产业组织的某些问题—直未被抓住这个事实。但是我认为这种疏忽有着更为重要的原因，即对产业组织的兴趣已经倾向于把它与垄断、控制垄断和反垄断政策的研究联系起来。这不是最近的事。在19世纪末期，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对产业组织问题发生兴趣。他们已经面临美国的托拉斯和德国的卡特尔问题。因此，由于反垄断政策在美国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的反垄断方面的兴趣早已开始支配这个课题，这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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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倾向有其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但是，在我看来，坏作用远远超过好作用。无疑，它曾经提高了许多研究产业组织问题的学者的士气，因为他们感到他们是在从事有着重大政策影响的工作。它已经收到把这些学者的注意力集中到实际问题上来的有益效果，而这些实际问题关系到经济体系借以运行的方法。它也引导他们去利用某些可能已被忽略的资料来源。但另一方面，这些作用在我看来是不幸的。为同胞服务的愿望无疑是高尚的动机，但是，如果你不提出答案，影响政策是不可能的。于是它鼓励一些人变成经济政治家——就是甚至在不存在答案的时候就提供答案的人。这种倾向阻碍人们批判地怀疑经济分析的数据和价值，引导许多在这一领域富有才华的学者容忍他们本应拒绝的证明和分析标准。这种联系政策的做法——特别是联系反垄断政策——把产业组织的研究引向一个阻止某些问题的提出或者至少使它更难提出的方向。在反垄断情况下陈述的事实已被视为正确而予以接受（或者实质上如此）。法学家（审判员和辩护人）用以观察问题的方法被视为我们探讨问题的方法。审判员的看法往往成为我们分析的起点，并且力图弄懂他们所说的话的意思。这就把讨论搅乱了，以致大多数经济学家，显然没有察觉到讨论已经失败。确实，由于其他人，包括阿德尔曼（Adehnan）和麦吉（McGee）等人的工作成果11，这种情况正在开始改变，但是我认为，占支配地位的探讨方法仍然像我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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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垄断问题的先入为主的偏见所造成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如果一个经济学家发现他不理解的事物——这种或那种商务实践，他就将其归因于垄断。同时，由于我们在这一领域非常无知，于是不可理解的商务实践的数量更趋增多，信赖垄断的解释也就习以为常。当然，减少税收负担的愿望近来也已成为另一个解释企业为什么采取现行商务实践的途径。事实上，情况是这样：如果我们已形成了有限的政府制度（从而是低税制），而且肯定地认为经济体系是竞争性的，那么我们根本就不能解释经济体系中形成的活动在企业之间进行分工的方式。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通用汽车公司在煤炭工业中不是支配因素，或者为什么美国大西洋及太平洋茶叶公司不制造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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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让我用《法与经济学杂志》上最近—篇文章来说明吗？文章是彼得曼（John L.Petermah；）写的，题目是“克洛罗克斯案件与电视费率结构”。12普罗克特和甘布尔胜诉，而且是以反托拉斯法向兼并提出挑战的。大部分反驳普罗克特和甘布尔的理由是他们能获得25%~30%的电视广告的回扣——较小的企业是得不到这个回扣的。这使许多人得出结论，即这是垄断在电视行业中的表现和价格歧视的例子。然而，彼得曼所进行的仔细研究表明，事实上，回扣结构被设计成对那些按普罗克特和甘布尔方式购买广告时间的人，平均得到更差的电视产告时间（即观众较少的时间）这个事实给予补偿。事实上，如果付费的总量不是与时间联系起来，而是与观众的规模联系起来，那么，断言普罗克特和甘布尔拥有的优势也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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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是一种平常的情况，但有若干不寻常的性质一一在这个案件中是大量回扣。于是人们立即得出结论：垄断。人们没有按常规行事，先问问这个有争议的商务实践有否可能对造成竞争状况是个关键，如果这样做了，我猜想一大批想象出来的垄断将会消失，而赴会把竞争的存在看得比人们现在普遍相信的更为常见。人们经常以类似的态度把垂直合并（比如说，制造商获得零售销路）看成是一种预防或一种把其他制造商排除在外的手段，而不看成是可能更为有效的分配方法。同样，人们倾向于把兼并看成是取得垄断的方法，或者把兼并与经济周期联系起来，而且尽管不否认，但却不大重视兼并带来经济实惠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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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举了将产业组织的研究与反垄断政策联系起来的研究方法的例子。这种联系产生一种对所有商务实践寻求垄断论解释的意向，他们的论证是有违常理的。但是，你一定会问：经济学家们是否把自己囿于充当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审判员和反垄断律师的附庸角色？回答是：他们没有这样限制自己，但是可疑的是，他们是否做了些其他更有用的事。最近20年中，从事所谓产业组织研究的经济学家们的主要精为一直放在关于特殊产业中的集中及其效应的研究上。他们寻求的效应是垄断方面的，而且他们指望效应得到证实的途径就是获得较高的利润。在我看来（而我必须承认，这不是我所精通的领域），这种研究成果只会奖掖行骗。集中与效益之间是有联系，虽然很微弱，但据说在统计土是显著的。从理论上说，这是相当费解的，如果该产业的供应弹性高，或者对其产品的需求弹性高，人们就不会期望集中与效益之间有任何关系。而且，如果生产者数量少易于形成共谋并带来较多利润的话，那么，除了人数少，还有许多影响共谋成功可能性的因素。因此，说一定存在任何易于察觉的联系是颇令人不可思议的。此外，这些成果还有其他费解的地方，诸如说这种联系越小，该产业的划分就越明确。但是，也许我们应该结束关于集中问题研究后果的优虑。我这样说是因为最近出现一篇题为“反托拉斯特别工作组的非集中化建议”的文章（这是一篇批判性文章，建议批判那种过分注重共谋的研究，并试图对此有所作为）。13文章的作者布罗曾（Yale Brozen）声称：这些关于集中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反映了该研究时期的一种不平衡状态。如果把这些结论重新用于后来的时期,则高利润率趋于下降，低利润率趋于上升。如果布罗曾报导的结果能够经得住那些将不可避免（而且是正当地）会随之而来的批判的话，我认为无疑这篇文章结束了一个时代。关于集中的研究及其作用将是一片废墟。万一这篇文章真的被清扫出去，那么现在可能正是收拾残局、重整山河的好时机。14我看必须对我们的理论予以重新构造。但是，在现阶段，真正重要的应该是用系统的方法搜集关于产业组织的新数据，以便我们能更好地知道什么是我们必须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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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想回过头来讨论由企业以外的组织，特别是政府组织从事的经济活动。多少有些出人意外，这不是经济学家一直十分关心的课题。即使他们考虑到这个题目，也是作为下述讨论的一部分，即讨论政府应该做什么，是用税制、管制还是经营来改进经济体系的运转；在这三项政策中，最少注意政府经营。无论如何，这种讨论有两个缺陷：第一，对所倡导的政策的实际运行和效果不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为了证明政府的行动是正确的，满足于表明“市场”——或许更确切地说是私人企业——不能达到最优境界，很少探究所建议的政府行动的结果也可能达不到最优境界。其结果，得出的结论对估量公共政策价值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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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讨论有更深一层的缺陷，这个缺陷与我在这里要谈的主题有更密切的关系。这种讨论似乎暗含着这样的假定，即导致福利经济学家领悟政府行动之必要的同样考虑也会激励那些积极支持政治变革以贯彻这些政策建议的人。关于这一点，我们现在比过去聪明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新的“政治经济理论”的缘故。我们开始领悟在法律上带来变革的力量的性质一一而且，正如经济学家所看到的，在支持这种政策的力量的强度与这些变革带来的收益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这就启示我们，热衷于倡导特定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应该调查我们的政治制度的结构以发现政治制度的结构需要做什么修改，如果他们的经济政策被采纳的话；而且应该把这些政治变革的费用计算在内。而这需要首先发现政治机构的特性与特定经济政策——对我们来说，就是政府经营产业——的采纳之间的联系。我们对这些联系知之不多，看来揭示这些系是一项应由产业组织研究者们承担的任务。不难看出，政府参与产业的程度已经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已经在各种产业之间、在不同地域之间放变。我不怀疑，由于产业组织研究在这方面的成果，必将揭示对这些差别一直起着作用的因素。我希望国家经济研究局能参与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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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建议，有必要对美国的产业组织进行大规模的系统研究。我还建议过，这种研究只有在科学精神不受急于寻求解决困难的政策问题的愿望所污染的气氛中进行，才会获得最佳成果。还有比国家经济研究局更具备这种科学纯洁性的地方吗？我所以建议做更多的研究是根据我的下述信念而提出的，即在我们更多知道我们必须解释的是什么以前，我们未必能看到在产业组织理论上的重大进展，一个富有灵感的理论家可能不要这种实验性工作也能进行研究，但是我自己的感受是，灵感最可能来自系统的数据收集所暴露的模式、困惑和反常所提供的刺激中，特别是在首先必须冲破我们现有思考习惯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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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国家经济研究局在产业组织领域过去做得很少，不过并未完全忽视这一课题。正如施蒂格勒指出过的（无疑是正确的）：关于产业组织，从国家经济研究局对财政、税收和技术进步的研究中，有很多可资学习的东西15，但是，也有许多由国家经济研究局发起的、针对产业组织的工作。对此我想发表一点意见。这些工作学术水平高，涉及题材重大，这是不容争辩的。但是，对于造成这门学科的现状，这些工作可能忽视了或者只是稍微触及了某些问题；或者在其他方面，探讨是不完备的，这是不大出人意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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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研究局出版的关于产业组织的主要著作似乎是法布里坎特（Sobmon Fabricaiit）的《1900年以来美国政府活动的倾向》，纳尔逊（Ralph L.Nelson）的《美国产业的兼并运动》和戈特（Michael Gort）的《美国产业的多样化和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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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就法布里坎特的著作谈些看法，因为它涉及政府活动，这是看来多少被忽略了的产业组织的一个方面。这本书不局限于公共财政或者管制制度问题，这一点很重要，表露出国家经济研究局对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组织者的作用的兴趣。然而，书中讨论的却主要是关于政府雇员和费用构成的分析，从总体上把这些与全产经济联系起来，以揭示综合指标的趋势以及类似的问题。这种研究本身无助于更好地理解促使政府经营经济事业的因素，但是它提供一大批对调查可能有用的数据，因为只要调查就会有这些数据。我倒希望在将，来的研究中，国家经济研究局将以下述的方式收集关于政府经营的详细资料，这种方式将揭示出：为何政府经营能替代其他经济组织。在这一点上，我希望国家经济研究局进行关于政府订购的研究，因为这个有争议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政府与私人企业的问题，同时还是政府经营对“立约将政府自身需要的产品和劳务包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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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让我们看看纳尔逊和戈特的涉及一种更为传统的产业组织问题的书。纳尔逊给人印象深刻的著作主要是关于美国兼并的时间系列的发展；将兼并运动与经济周期联系起来；以及在资料允许的范围内检验对兼并活动变化的原因所作的几种主要解释。纳尔逊没有提供由兼并形成的组织（同一组织内部所从事的不同经济活动的种类）的许多细节，也没有涉及兼并完成以后的结果。因我们无法判断在形成美国的产业结构方面，各种兼并运动起到什么作用，也无法判断在多大程度上这是在组织上进行这种更改以提高效率的基本变革的要求。我可以补充一句，所有这些都为纳尔逊所承认，他总结说，“重要的和令人感兴趣的解释工作仍有待进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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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谈到的三本著作中，戈特的著作最贴近我在谈到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产业组织研究时我所想的内容。戈特论及企业内部所组织的活动的范围问题，而且他几乎触及了产业组织的所有重大问题。然而，戈特放弃了较早的调查者（诸如索普）那种一往直前的方法。他将其著作的中心课题放在对经营多样化的研究上。他估量经营多样化的趋势，试图掲示经营多样化企业和有经营多样化企业加人的产业的经济特性。然而，经营多样化的程度是不易限定或测量的，而且戈特所展示的结果，没有产业结构的知识基础是难以解释的。通过经营多样化研究来探讨产业组织是颇有趣味的，但是这样开始却有些古怪。这就如同我们用测定每个人消耗的食物多样化的程度，而不是用揭示食物消耗的种类的方式来着手对吃的习惯进行调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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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的观点，产业组织研究所需要的是对问题的直接探讨。探讨应集中于企业从事什么活动，并力图揭示企业内部的活动集团的特性。哪些行动倾向联合起来？哪些不是？这对不同种类的企业，譬如，对不同规模的企业，或者对那些具有不同组织形式的企业，或者对不同产业的企业，答案很可能不同。在进行这样一种调查之前，要预测什么将证明是重要的，这是不可能的；正因为不可能，调查当然是必要的了。除了研究企业内部出现的情况之外，还应研究企业之间的契约安排（长期合同，租借，各种许可安排包括特许权，等等），因为市场安排总是可以替代企业内部的组织的。对兼并的研究应予扩大，使之成为主要课题的组成部分。除了研究兼并对企业之间职能的重新安排的效应外，我们也应该重视“反兼并”（拆散企业）；企业之间的部门或分部的转移；新的活动的出现和老的活动的放弃；还有新企业的出现——这往往被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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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面概括的这些研究应在回顾美国的全部产业组织的情况下进行，它将使我们能够开始掲示形成产业组织的力量这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希望国家经济研究局将为产业组织研究的复兴发挥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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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dustial Organization: A Proposal for Reserch”，原载Policy Issues and Research Opportunities i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edited by Victor R. Fuchs，vol.3 of Economic Research：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NBER General Series，no. 96（Cambridge：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aserch，1972），59-73。1972 b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本篇由黄伯尚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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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最初出版的版本中，我说这个交换是在福尔摩斯和华生医生之间的交换。实际上是福尔摩斯和格雷戈里巡官之间的交换（在“银色马”中）。我要感谢S.C.Littlechild，是他提醒我注意到这个不可原谅的失误，我现在已经把它改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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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想在此提及Victor Fuchs没有发表的“Some Notes Toward a Theory of the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该文考查了这个问题并阐明了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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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eorge J.Stigler，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y，Homewood，Ⅲ.，Richard Irwin，Inc.，1968，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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