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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耀性消费学说破坏了传统的经济人的观点。货币支出并不是因为它给个体消费者提供了效用，相反，炫耀性消费学说认为，消费者花钱是为了让他们的朋友及邻居嫉妒，以及跟上其朋友及邻居的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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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析形成了几个重要结论。如果我买了豪华轿车是为了让我的邻居嫉妒，我的邻居为了赶上我也买了类似的轿车，我们谁也不比谁更富有。我们双方都有更豪华的轿车，但我们都未能在对方面前炫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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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会比这更糟糕。假如我的邻居为了让我嫉妒，买了一辆比我更豪华的轿车。事情并未到此为止，我付出更高的代价购买了更加豪华的车型。这个过程将无止境地持续下去，即我和我的邻居不断地购买更为豪华的轿车。这个过程的结果是，我们双方的处境都将极度恶化——我们因为买了我们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而产生了大量的债务，我们卷入这场竞赛中，谁也未能取胜，这对我们双方的破坏性极强。由于人类对于效仿及驾驭别人之上的欲望，人类的决策事实上也许会减少个人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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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耀性消费也破坏了消费者的理性与消费者主权（consumer sovereignty）。一旦认识到消费方式源于风俗习惯，那么消费就不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一旦意识到消费方式要取决于其他人的消费，文化能够影响消费决策，那么消费者就不再是那些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然后再购买什么的自主个体。再者，人都有缺陷，他们通常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因而他们在试图做出消费决定时要注意广告、文化，以及其他人的做法。凡勃伦认为他们并不是那种被动的代理者，只会把从从事不同的事情或消费不同的商品中获取的乐趣累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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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勃伦（1904）除了研究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同时也研究了20世纪初期美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包括由机器及强盗资本家主宰的工业经济的崛起、道德体系对控制现代商业力量的无能、严峻的经济周期，以及近似于垄断的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和标准石油公司的兴起。与他同时代的大部分人都在集中精力研究经济如何朝着稳定的均衡方向发展，而他却与众不同，试图理解、解释他所看到的这个世界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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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着这个研究方向，凡勃伦将商业活动与机器加工区分开来，并类似地将资本家与工程师区分开。在凡勃伦看来，商业企业是由那些仅对谋取利润感兴趣的资本家经营管理的。资本家是对赚钱，而不是对商品感兴趣的剥削者。商品可以品质低劣，毫无使用价值，只要它们能够赚钱，其他一切都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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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机器加工是生产产品时使用的技术程序。这些加工是由工程师设计和运作的。和资本家、商人不同，工程师关心生产力、实用性及效率。与商业活动不同，机器加工重视技艺。它的产品是具有使用价值的实用商品，能够满足人们关于饮食、建设性工作的需求以及人们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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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活动是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凡勃伦，1904）。商人借款是建立在预期未来利润的基础之上的。借款扩大了经济活动并提高了商品价格，从而导致了更高的利润。在他们的预期得到确认时，商人对未来的利润更为乐观。随着事态的顺利进展，商人能够贷更多的款，赚更多的钱。然而，在某些时候，出现了对持续利润的忧虑，一些商人发现赚钱机会逐渐减少。贷款被收回，一些小企业开始破产，随之而来的便是萧条。停滞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商人们看到能谋取更多利润的充分机会，并乐意贷款并扩大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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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世纪早期其他著述经济周期的经济学家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凡勃伦没有看到经济制度走向均衡的趋势，他看到的是毫无止境的动荡与不稳定。因而凡勃伦认为，任何关于经济是如何达到均衡的分析都是不科学的。经济学分析要想科学化，就必须随时关注制度的变革，而不是关注经济移向静态均衡点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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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凡勃伦认为这个过程将往何处发展？凡勃伦有点天真地认为，机器加工和工程师可以解决美国所面临的很多经济问题。机器加工将允许生产和分配更具有计划性。它将允许我们废除价格体系。同时，一方面它将结束失业的浪费，另一方面将消除炫耀性消费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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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勃伦是美国20世纪初期最著名的两三个经济学家之一。他把从其他社会科学中汲取的知识引入经济学，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拓展经济学。更具体地来说，他阐明了习惯、文化以及制度如何塑造人类行为，以及人类行为的变化怎样影响经济。正是由于上述研究结果，凡勃伦成为经济学制度学派的智慧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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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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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勃伦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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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凡勃伦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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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 附录二 “适者生存”与“有闲阶级”——面对财富与贫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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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对错，都远比一般人更具影响力。而事实上，除了这些伟大的思想外，也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更能左右这个世界了。许多务实之士自以为能免除知识的影响，其实他们往往是为过时的经济学者所摆布。（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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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要生存于世，就无法回避几个带有终极意义的人生问题：生和死、贫和富、爱和恨。一个人终其一生，其行为实际上就是对这几个问题的不断解构和回应。大多数人的解构都平淡无奇，只有少数具有大智慧和深沉之爱的人才能将自己的回应化作地球上最美的思维之花，润泽人类的心灵。随着人类历史的延伸，上述几个问题被不同的学科分解为不同领域的话题，生和死成为宗教垄断的基本问题，爱和恨化为文学诗歌中永恒的主旋律，贫和富则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也是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思考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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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翻检世界历史就会发现，流氓致富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点。而对待财富与贫困的态度，也就成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最基本的思考主题之一，并且也是检验历代思想哲士人格的试金石。这方面最有意思的例证是十九世纪两位思想家有关财富与贫困的思考，这两位哲人一位是斯宾塞，一位是凡勃仑。前者的思想让当时美国的富人们欢欣雀跃，而后者的《有闲阶级论》出版后，却迫使美国的富人们开始检讨自己的公众形象。比较这两位思想家对其所处时代有关财富与贫困的思考，颇觉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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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erloert Spencer 1820—1903）一生刚好与维多利亚女王相始终。他的一大主要思想往往被后人误解为达尔文的思想，那就是“适者生存”。据他自己说，他只是将达尔文解释动物王国中死亡与生存的“适者生存”观点用来说明充满挑战的人类经济世界：“所有生物都必须接受‘生计日艰’的事实，而这个压力造成了普遍的进步，因为‘只有能够进化的物种才能生存’，并且’能够生存的又必定是生物中最优秀的种类’。”他这样解释富人产生的合理性：贫富差距形成是自然力无可避免的结果，富裕者之所以富裕，是他们高度适应能力所带来的成就，富人只是自身优越性的受益者。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富有，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强、更优越。有了斯宾塞对财富形成的这种解释，富人可以理所当然地享受自己的财富以及财富给他们带来的种种乐趣。这一观念也有力地保护了财富，没有任何人或任何政府能对富人们获得及扩充财富的方式加以干预，如果要干预，就等于干预了人种改良的基本规律。对穷人的冷漠是斯宾塞思想的一大主要特点。斯宾塞是这样看待穷人的存在：帮助穷人，就等于要中止一切的社会进步，因为人之所以穷，就是因为对自己生存环境无知，在生存竞争中被淘汰下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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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塞的思想出现，在十九世纪的美国有如天启福音，因为他的思想完全符合了当时美国资本主义的需要，因为过去从未有任何国家能有这么多的富豪可以这样充分地享受他们的财富。所以他的《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一书自一八六○年出版后的四十年间，在美国总共销售了三十六万多册。这一为富者进行伦理辩护的思想被萨姆勒（Willianm Craham Su－ler）加以发展，遂有了下面这些“名句”：“百万富翁是自然选择的产物……因为他们就是经过精选的，所以财富在他们手中会累积起来……他们很可以被看作是选来担任某种特定工作的社会代理人，因此他们能获得高薪，生活奢侈。不过这种交易对社会是有益的。”而生存竞争正好是对穷人的鞭策，使穷人以努力工作来克服天生的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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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资产阶级对这两位哲人的思想非常之欢迎，在积累财富的竞争中大获全胜的约翰·洛克菲勒，就曾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述自己优胜劣汰的观点：“美丽的玫瑰花只有在将它周围环绕的小芽苞牺牲掉以后，才能给观赏者带来芬芳。”同样在商场上，也只有牺牲别人才能给洛克菲勒家族带来荣耀，“这并不是商业上的罪恶现象，而只是自然律或上帝旨意的具体化而已。”而萨姆勒执教的耶鲁大学，成为当时富家子弟接受教育的首选名校。这种观念被当时许多人视作理所当然的道理予以接受，“天择”观念对于贫穷问题是一种相当合理的说明，但它衍生出来的观念却与欧美社会的宗教信仰发生剧烈的冲突，因为当时的牧师们说教时常说的一句话是“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这种宗教精神对斯宾塞这类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有较强的抑制作用，所以在美国历史上，尽管在斯宾塞之后也还有一些思想家对资本主义进行过辩护，但那种辩护词通常都不怎么理直气壮，只能重复“尽管资本主义有缺陷，但没有制度比这更好”一类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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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美国早期资产阶级在接受斯宾塞礼赞的同时，却在另一个经济学家（也是社会学家）那里遭到了激烈的批判和尖锐的嘲笑，制度学派的始祖凡勃仑写了一本《有闲阶级论》，使美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发现除了财富之外，世界上还有别的更有价值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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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勃仑的《有闲阶级论》于一八九九年问世有着特殊的背景。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以后的一百二十五年当中，经济学家们几乎探访了所有与经济学有关的领域：这个世界的辉煌壮观与它的污秽贫困，它在技术上的巨大成就或是它在人性价值上的缺点。金融界的互相残杀，被描述为“节约与资本累积”的过程；最无耻的骗局被称为“自由企业”，挥霍无度被视为是正当的消费。而这一时期的经济学著作却根本无法反映美国的经济生活。克拉克的《财富的分配》根本不能反映美国已成为充斥着许多百万富翁的国度；陶西格的《经济学》也不能让人知晓美国垄断的股票市场；劳芙林在《大西洋月刊》所写的文章告诉人们，当时美国还是以牺牲、努力和技艺作为赚钱的不二途径，“每一个人都有权力去尽情享受其努力的成果”，简言之，这时美国的正统经济学是现状的维护者，因此它们没有发现问题的锐利眼光，对当时美国景况的本质——放纵无度与极度奢华完全熟视无睹，只以形式上的线条与没有光泽的色彩去描绘一种“原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美国经济学家们“囿于情势与利益的不自觉偏见”，它需要一种异乡人的眼光，这种眼光有一种独特的清晰性与透视性，而凡勃仑正好具有这种眼光。他的《有闲阶级论》一问世，立即造成轰动，成为当时知识分子人手一册的风行之作，当时一位社会学家告诉凡勃仑：“这部大作引起了东海岸的震惊。”这本书引起广泛的震惊与其独特视角及行文风格有关系，因为过去从未有过一本书以如此尖酸刻薄的用语，对社会作如此冷静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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