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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内容一如书名所指出的那样，是针对有闲阶级的存在而发。在理论探究的终端，凡勃仑阐明了这样一个主旨：什么是经济人的本质，社会为什么会产生有闲阶级，“有闲”本身的经济意义是什么？对于经济人与有闲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们其实也一直在探究。在他们笔下，人类被描绘成一群理性化的人，在生存竞争中，有些人上升到峰顶，有些人下沉到谷底，成功者能充分享受他们的财富与闲暇，失败者因自己的无能而忍受贫穷，这都是十分合理的事情。但凡勃仑却认为这种人类观没有多少道理，他在某种程度上否定将社会束缚在一起的力量是出于“理性自制力交互运作”，他更不认为闲暇本身比工作更为人所喜好。他考察了美洲印第安人等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发现在这种原始的单纯经济形态下，似乎完全不存在有闲阶级，在这种社会里，生存的代价就是劳动，每一个人必须工作，不管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性质，没有高低低贱。这种原始民族经济的内在驱动力不是盈亏上的考虑，而是一种自然的敬业精神及对后代的一种长辈关爱。人人都力求在他们份内的日常工作方面出人头地，偷懒（闲暇）虽不会受到责备，但却绝不会赢得社会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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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勃仑还注意到另一种前工业社会，即古代冰岛、日本幕府社会。这种社会中存在一种明显的有闲阶级，但这种阶级却不是无所事事的懒人，而是社会上最为忙碌的人群，但他们的工作却是掠夺性的，他们凭着武力或狡黠地掠夺财富，本身并不靠技艺或劳动从事工作。虽然这些有闲阶级取之于社会，而且也没有贡献出任何生产性的服务以作回报，但是他们的行径却得到社会默许。因为这些社会富裕得足以养得起种不事生产的阶级，而习俗中的尚武精神又使一般人格外推崇，因此这种阶级不但未被视为寄生虫，反而被奉为能者与强者。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工作的态度便有极大的改变。有闲阶级的活动即用武力赢取财富就被视为一种荣誉。相反，依靠出卖劳力的穷苦劳工却遭到社会鄙视。自亚当·斯密以来的古典经济学家们一直认为好逸恶劳是人类的天性，而凡勃仑却认为，这是人类生活方式在掠夺精神影响下堕落的一种表现，因为一个崇尚武力和掠夺的社会，根本不可能尊重人类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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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勃仑的眼光继续往前延伸，他在现代生活里看到了人类劣根性的基因。现代社会里，有闲阶级改变了它的职业，改良了它的方法，但是它的目标——不事工作而专事掠夺却同样不变，与以往不同的是，以往它们专门寻求女色或战利品，而现在代之以求的是金钱和积累财富，而炫耀财富或穷奢极侈却成为挂在印地安人帐篷上的人头皮的现代仿本。有闲阶级不仅因袭着古老的掠夺习性，他们个人的劫掠力量也仍然如以往时代一样备受社会推祟。凡勃仑分析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为求在社会上受尊重，一个人必须要获得某种标准以上的财富；正如同较早先的掠夺性阶级一样，野蛮人必须要获得部族里认同的体力、武艺与狡黠的标准。”同样地，在现代社会里，每个人也必须以力服力，才能赢得其他人的敬畏，而在这种“力”的竞赛过程中，凡是从事于非掠夺性工作的人，往往自觉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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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勃仑的贡献不仅止于此，他的关于现代人只是未十分开化的野蛮人的观点，不仅说明了有闲阶级存在的现实，而且暗示了一种社会内聚力的本质。因为早先的经济学家并未能十分清楚地说出当社会组成阶级的利益发生重大分歧之时，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社会束缚在一起，按照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当无产阶级毫不妥协时，是什么力量消解了革命？凡勃仑对这个问题给予了自己独特的解答。他认为，下层阶级与上层阶级并不是针锋相对的，他们受限于一种看不见但十分牢固的共同态度：工人阶级并不企图取代他们的管理者，他们只是试着去模仿。他们默认，他们所做的工作，比他们主人的工作要不“体面”得多。但是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除掉较高的阶级，而是设法让自己成为较高阶级的一员。正是这种心态，使社会得以保持平衡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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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勃仑对富人社会行为的研究颇为辛辣，《有闲阶级论》就是围绕富人因自己的财富而产生的优越感以及他们为了炫耀自己的优越而采取的种种行动而写的。凡勃仑认为，在十九世纪，富裕的最大问题就是阶级结构的不良，富人的精神特质总让人感到荒谬。富人要炫耀自己的财富，才能显示出自身的优越，而只有两件事情才能让他达到这一目的，大量的闲暇和大量的消费。在每个人都必须努力工作的世界中，大量的闲暇是富人所能造成的唯一与众不同的特点：富人自己也许需要工作，但他们的妇女却可以享有闲暇，而表现他们有不同的身份。他们进行大量消费时，总是强调购买物品所支付的高昂“价格”来加深大家的印象，而购买时的鉴赏力却非常粗俗。与此同时，财富被大量花费在“官能娱乐”——美食饮酒和各式各样的性关系上。但是一个人的饮食作乐有一定的生理限度，这种限度也一样适用于性爱。经历过一定时日以后，暴饮暴食逐渐地不再为人所赞赏，反而成了人们批评的对象，同样，一度被认为最能显示财富所带来的乐趣——性杂交最后也成为大众的娱乐，甚至成为一种“保健疗法”。这时候富人在官能上的娱乐终于不再是令人羡慕的“专利”，于是富人开始尝试用财富创造尊敬。下列两种方法通常是最为便利的手法：一是购买爵位，如理发学徒阿克莱特（Dick Arkwright）因发明了旧式纺织机致富以后，他便花了大量金钱购买爵位，让自己摇身一变成为理查爵士（Sir Richard），混迹于贵族之中；二是通婚，到一九零九年，美国已有五百位富豪之家的女继承人，为了改善她们家族的声望而被远嫁外国，与她们一起嫁出去的是两亿美元。其中最有名的是凡德别特家族与马波罗公爵的联姻，这次联姻花了一千万美元左右，而联姻的“成就”也非常圆满：凡德别特家族抛弃了他们的强盗传统，他们的后代也从此变成极有声望的上层人士。这种情况表明，尽管这个世界多姿多彩，但它毕竟仍然与欧洲世界有着血缘关系，欧洲社会的传统依然起着作用，一个人仅仅有钱还不能创造尊敬，世界上有一种比单纯凭财富所获致的东西更高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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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凡勃仑的《有闲阶级论》一出，再没有富人能够自由挥霍浪费而不遭社会讽刺。凡勃仑本人也博得巨大社会声誉，不过这种声名是以讽刺家而不是以经济学家著称。社会激进分子与知识分子们推崇他，而其他经济学家则不断探问他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仍在怀疑他所说的一切是否值得严肃对待。不过越到后来，人们越认识到凡勃仑的研究的确触及到他所处时代的中心过程，而在同时期经济学家的探测之中，这一各种矛盾暴露得特别充分的过程却出奇地受到忽视，可以说只有他，也唯有他有别于同时代其它的经济学家，以一双新的眼睛看世界。这里且不说他在别的方面的巨大贡献。只以他对有闲阶级的刻画为例，资本主义财阀是强盗大王这一点虽然令人不寒而栗，但却接近真实。他的学生——另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威斯雷·米歇尔曾对他的先师作过如下评论：“凡勃仑给世界带来了一种令人困惑的影响——他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访客，以超然的眼光，冷静地剖析时下司空见惯之物，他平常思想里所熟悉的一切，就像外力在他身上炼成的奇妙产物一样。在社会科学的领域里，没有其他一个心智的解放者，能像他一般地摆脱环境的微妙钳制，而在思想探究的领域里，我们几乎再也找不到一个像他一样锲而不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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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凡勃仑《有闲阶级论》出版的时代已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这期间美国资产阶级自身的素质已发生了巨大改变，造成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准也一直在改变，如今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财富的简单炫耀已经不再像过去一样获得社会尊敬。现代政治家就比富翁有更特殊的社会地位，根据官方的统计，许多富翁愿意花一笔相当数目的钱去担任驻小国的大使，以获得社会地位。除此之外，一个人的尊严必须与音乐、艺术或慈善事业相结合。富人除了钱之外，必须在某些领域创下相关成就，否则根本无法获得社会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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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本身往往是既得利益的试金石，人们往往会用观念来证明社会行为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里曾写下有关金钱的千古名篇。自他以后，也不断有人在批判拜金主义和金钱迷幻症。但其实仔细深究，就会发现历代哲士对拜金主义的不满，实际上是对富人们致富方式的不满，对他们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无视穷人苦难的不满。每每翻看历代哲人有关财富与贫富差距的讨论，我常常感到他们对人类那种深沉的爱，感受到他们那种深刻的学理自信和道德自信。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与恩·弗列罗夫斯基《俄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两本书，体现了两位大思想家深厚的人文精神。马克思曾给予两本书极高的评价，后者的问世，他认为对当时的欧洲来说，“是一位严肃的观察家、无畏的战士和批判家、杰出的艺术家所作出的真正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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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富与贫困已成为困扰当代中国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时，我国的思想界又是如何诠释“财富与贫困”这一人类的基本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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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已是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社会现象。历史在这二十多年的脚步是如此匆忙杂乱，几乎浓缩了整个二十世纪的百年忧虑，即便是最有心的人也来不及思考这二十年当中所发生的一切问题，有关财富与贫困的思考基本上被摒弃在知识界主流人士的视野之外。但到了今天，谁也不能再无视中国当代富裕阶层的存在：他们的行为方式已构成以消费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市场意识形态；他们那种巧取豪夺的致富方式早已使勤劳致富等观念成为过时的价值观；他们的居住方式已从各个层面改变了城市的空间布局；他们的消费方式、婚姻家庭模式等等无一不对社会行为起着风向标的作用，贫困者与富裕者之间那种巨大的差距无处不在地刺激着人们的感官。统计数据和各种事实已确切无疑地向社会表明，最多再过五一十年，私营经济将成为中国社会占主导形态的经济形式。在财富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诗人、艺术家、专家、学者等都没有办法反抗金钱的优越性。而政府官员们无法反抗金钱优越性的结果，就是贪污贿赂公行，权钱交易成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大景观。这些富人们唯一没有拥有的就是真正的知识。于是，购买文凭与博士、硕士学位，花钱找人作枪手写书之类的事情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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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态变化已是如此，不容任何一个睁大眼睛看现实的人忽视这些现象，但有关财富与贫困的基本思考在中国目前还处于缺位状态。目前已有研究中国的贫困和反贫困问题的学术专著出现。但没有包括财富理论的贫困理论是不完整的理论，直到如今，富裕问题只是在少数作家笔下以漫画形式出现，始终未能成为学者们的专题研究对象，财富与贫困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也一直缺位。仅以最基本的问题而言，不少富裕阶层的致富方式，即他们的“登龙术”一般也处于秘而不宣的状态，人们除了从那些不断被曝光的贪污腐败分子们的劣行中，想像富裕阶层的“登龙术”之外，真还没有办法对当代富人们的致富之道进行深入的研究。就目前的情况看来，至少有几个基本问题还没被纳入考虑范围：富人们究竟是根据什么道德法则进行生活？这种道德法则如何影响财富的攫取和使用？他们是用什么思想与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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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各方面对金钱巨大优势的反抗，仅仅只体现在对富人们财富积累方式的谴责上。而这种谴责与整个社会巨大的金钱饥渴感相比，显得非常软弱无力。作家梁晓声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一书中，已经尽了一个作家的最大努力，去批判中国当代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性，以及某些地方政府官员在经济至上主义的驱使下，对弱者利益的漠视与对强者的无耻献媚。但就在梁晓声进行反抗的同时，最能介入中国国情研究，实际上也最具有批判能力和穿透力的经济学，恰好又忽视了对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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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财富与贫困这一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如何进行思考，是检验每一个思想家人格的试金石。如果说前辈思想家对财富与贫困的研究，更多地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从而使他们同情的天平倾向于弱者，今天的“现代人”可以讥笑这种同情心的廉价与不合时宜，那么我们也至少可以看看不少当代思想家们对待财富与贫困的态度，如吉尔德的名著《财富与贫困》完全是从经济增长根源方面来研究财富与贫困二者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他也曾引述克里斯托尔的话表明自己的观点：“正如人们在个人生活中不能长期容忍精神空虚的感觉一样，他们也无法长期接受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权力、特权和财产的分配全然不顾某些道义上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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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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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日完稿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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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 附录三 评凡勃伦的经济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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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坦·本德·凡勃伦（1857—1929）是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制度学派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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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勃伦出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一个挪威移民的家庭里，在青年时代，他入卡尔登学院读书，受业于美国边际效用学派首领约翰·贝兹·克拉克。大学毕业之后，凡勃伦又入耶鲁大学研究院。后来凡勃伦曾在康奈尔、芝加哥和斯坦福等大学教书。凡勃伦在耶鲁大学时就写过一篇《论1837年恐慌》的经济论文。他的成名则是在1899年发表《有闲阶级论》这本书之后。在20世纪初，凡勃伦继续发表了《企业论》（1904年）、《现代文明中科学的地位》 （1919年）、《工程师和价格制度》（1921年）、《不在所有权和最近的商业企业》（1923年）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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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勃伦的经济学说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界曾经引起热烈的争论。这个别树一帜的庸俗学派在20世纪20和30年代达到它的发展高峰。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成为凡勃伦学说的信徒。在罗斯福实行“新政”的时期，制度学派的一些成员还参与了“新政”的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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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学派的产生和它的一度兴盛，同美国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的发展情况密切相关。我们知道，美国原是资本主义发展比较晚的一个国家。但是，在19世纪末，它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到 1894年，美国工业发展的速度已超过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跃居世界第一位。在20世纪初，美国已经变成了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与此同时，美国也成为资本主义矛盾最深刻的国家，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在19世纪80和90年代，美国工人就大规模地展开了反对垄断资本的罢工、示威和饥饿进军等运动。在20世纪初，美国工人运动有了更加广泛的发展。在1905至1912年之间，美国工人举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罢工，发动了各种反对垄断资本的英勇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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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情况下，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深感到传统的辩护理论已经陈腐，不能适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和反对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因此在20世纪初，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积极寻找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新方法和新形式。凡勃伦的经济学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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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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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勃伦是以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评家”的面目出现的。按照他的说法，到19世纪中叶为止，一切经济学说都是建立在享乐主义的心理学和“确信世事变迁的过程中，有渐入佳境的趋势”（《近代文明中科学的地位》）这两个原则的基础上。凡勃伦认为，享乐主义的心理学把人看做是“快乐和痛苦的计算者，俯仰浮沉于刺激力推动之下，好像一团性质相等的快乐欲望的血球”，这种见解把人看做是被动的，其行动主要受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的冲动支配，这是同新心理学不符的。至于世事“有渐入佳境的趋势”，按照凡勃伦的说法，这是形而上学的，以这种渊源于神学的观点为前提的关于自然规律的理论、关于自发调节的理论以及其他理论，也都与事实不符。在凡勃伦看来，以往经济学说的前提既然同事实不符，它们的理论体系也就不可能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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