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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八章《工业的脱离与保守主义》和第九章《古代遗风的保持》两章中，凡勃伦对制度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他说当前的制度同工业的发展已不相适应，但人们总想保留原有的思想和习惯，因而制度改革引起了有闲阶级和贫困阶级的“保守主义的阻挠”。他还从遗传和自然淘汰等方面解释现代社会中有闲阶级的性格是怎样从远古残存下来和流传下来的。他还分析了金钱制度所形成的有闲阶级的性格怎样不符合工业发展的要求。在后几章中，凡勃伦进一步说明了现代社会中的政治职务、好斗的气质、体育竞赛、爱好赌博的心理、信仰命运、宗教迷信以及对高级学识的研究等等，认为它们都是同金钱制度相联系而由远古遗传下来的有闲阶级的“素质”和特性，它们都不符合工业发展的要求，是工业阶级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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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勃伦在这本书中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某些现象作了片断的表面的描绘，然而从我们对该书各章的部分内容的简单介绍中，不难看出，他不但没有对这些现象做出正确的解释，而且对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作了各种曲解。同时，他避而不谈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的阶级关系，掩盖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我们知道，“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注2）凡勃伦提出了所谓有闲阶级，又把这个阶级说成是历史上形成的思想、本能、性格、习惯等的差异所产生的。这样，他一方面用所谓有闲阶级同工业阶级的差异偷换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对立，另一方面又把这种对立的形成归之于心理原因。凡勃伦的观点所能导致的结论只能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只有等待人们的思想、习惯和心理逐渐改变，什么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都无济于事。这正是凡勃伦的经济学说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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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学派在20世纪20年代曾盛极一时。除了凡勃伦外，康芒斯、密契尔等都是这一学派的著名代表。在30年代到50年代，制度学派主要代表贝利、白恩汉等着重分析社会结构和公司组织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从50年代后又出现了以加尔布雷斯、包尔丁等为代表的所谓新制度学派。凡勃伦以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家姿态出现，而新制度学派则是以凯恩斯主义批判家自居。他们继承了凡勃伦的观点，强调制度结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和结构的“缺陷”，要求对它进行改革，并提出了他们对社会结构进行改革的设想。我们在前面提出的对凡勃伦经济观点的一些基本看法也同样适用于新制度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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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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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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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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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伟大的创举》，《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2—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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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也不是保守派：古典自由主义的典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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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詹姆斯·M.布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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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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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111479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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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1章 为什么我也不是保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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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2章 古典自由主义和完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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