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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也不是保守派：古典自由主义的典型看法 [:1704575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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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也不是保守派：古典自由主义的典型看法 问题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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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认同哈耶克的阐述，与保守主义的观点不同，但为什么这两者之间存在相关性呢？这个相关性在于经验事实，公众和学界同仁通常认定我是保守派。古典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划分基于这样的观察，即在对当前政策问题，还有更多关于制度宪法结构的规范性讨论中，我的观点与那些自以为并且也被认为是保守派的人并不相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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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似意见相同，其实不尽然。当时的情形是古典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站在同一阵营，同仇敌忾地一致反对社会主义的一些观点。虽然共同反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变革社会的一些计划，但背后的动机却大相径庭。古典自由主义之所以反对，是因为局限地仅仅只意识到任何集体控制对个体自由的限制；而保守主义较为漠视个人自由，反对的是动摇现有社会秩序稳定性的任何结构变革。古典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携手共同反对的是剧烈的社会主义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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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古典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更偏好“市场”基本规则，而不是集中的政府安排，于是就很容易引起混淆。实际上，古典自由主义确实支持扩大市场，并不仅仅为了更好地实现效率，而是由于市场是限制集体权威的一种手段。保守主义并不在乎“市场”的这些性能，之所以支持是因为市场恰巧是当时社会秩序的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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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社会主义时期，古典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或多或少存在着天然的对立。保守主义捍卫的现有制度包含了古典自由主义试图消灭的根深蒂固的特权。用卡尔·波普（Karl Popper）的话说就是，古典自由主义向开放社会的所有死敌宣战，包括保守主义（Popper，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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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哈耶克发现很有必要公开发表《为什么我不是保守派》一文。他应该已经意识到自己当时的一些著述很难与保守主义相区分。在其工作的最后几十年中，哈耶克深受进化论观点的影响，甚至批评他的同事是“保守派”。虽然并没有完全认同进化论的观点，但哈耶克还是认为是文化进化的力量构建了最基本的社会秩序。显然，这样的观点在保守主义者看来求之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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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在我看来，古典自由主义必须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构成主义者。在第2章中将谈到，古典自由主义中的乌托邦色彩，在哈耶克后期的著述中或在保守主义观点中都已经不复存在。古典自由主义梦想着可能的美好世界，并真切地希望即便永远无法实现那样的世界，但至少可以逐渐趋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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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也不是保守派：古典自由主义的典型看法 [:1704575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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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也不是保守派：古典自由主义的典型看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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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也不是保守派：古典自由主义的典型看法 [:1704575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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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也不是保守派：古典自由主义的典型看法 第2章 古典自由主义和完备的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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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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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主题可以用一个问题来表达：古典自由主义最根本的完备的人的前提，是在什么程度上、在什么意义上而言的呢？很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究，尤其是约翰·帕斯莫尔（John Passmore）公开发行的著述《完备的人》（The Perfectibility of Man）（1970）对这一观点的沿革已经进行了较彻底的研究，更有利于对这个问题的解答。顺便提一下，我注意到了帕斯莫尔使用这个题目时，是在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与女权主义时代之前的，因而我使用“人”（man）这个词语时无意冒犯任何人，也不再赘述性别中立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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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体地说，伊莱亚斯·哈利勒（Elias Khalil）教授提交给我的两篇论文初稿就明确地指出，古典自由主义是建立在完全假设基础上的[2]。这个声明很有说服力，反驳了各种传统观点，这些观点认为古典自由主义的哲学立场完全站在至善论的对立面，并一直谈到了现代后社会主义者的环境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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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略看来，古典自由主义的确不是至善主义乌托邦的价值取向，对此有着大量的基于经验事实的颇有意义的讨论。确实，这样的讨论中会有人说，古典自由主义的现实社会与诗歌、歌曲和政治蓝图中完备的人（男人或女人）相去甚远。古典自由主义现实社会的人总体上而言是理性的，但不总是浪漫的，是有选择的，但不总是乐善好施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好”人，与我们大家一直以为的“好”是两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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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我很赞同哈利勒的观点，认为古典自由主义是建立在完全假设基础上的。不过，我要强调的是，这个完全前提假设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对人的评判标准有很大差异。我想从以下几点作进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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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自我治理”中，我将考察在没有依赖的情形下，个人（和家庭）自我治理能力的大小；其次，在“康德的相互依存”中研究人们互动过程中如何处理礼尚往来的问题；再次，在“谅解或克制”中探讨古典自由主义者在多大程度上理解社会秩序基本原则。这三个部分的第一稿完成于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前。这些事件的发生促使我又增加了“反击自由主义的敌人”，探讨我们多数人忽略的，但冷峻现实告诉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些内容。之后在“现实的多面性”中总结了区分个人或团体立场的多维模型。最后，我得出一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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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更早的版本是于2002年3月在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帕斯摩尔的演讲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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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两份初稿的原题目是《亚当·斯密是个古典自由主义者吗？》和《感同身受与权威：亚当·斯密是个政治哲学家》（Khalil，2001），对我的这个演讲启发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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