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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也不是保守派：古典自由主义的典型看法 自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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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有能力自我治理吗？或者，人们还是跟孩子一样，无法基于自身的利益做出决定？姑且不论能力大小，人们偏好独立吗？或者，人们其实更喜欢依赖他人、组织或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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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以及类似问题显然需要事实来回答。首先需要明白的是，人与人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同的。任何种族的人、任何历史文化背景下，都有一部分人很在意个人自由、个人自主性，并且具备相应的自信。而另外还有一部分人，虽然还是同样的文化背景，但不在意自由，而且很不自信，这些人则更偏好处于依附地位，让他人、组织或者神话指引他们的行为，喜欢有所依靠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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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自由主义最初的假设并没有想当然地认为在所有的文化背景下、在任何时候，绝大多数人都非此即彼地属于这两种类型。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是，无论其历史文化背景如何，大多数人本质上有自我治理潜力，但也会喜欢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下的组织结构。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古典自由主义实际上归属于政治哲学的完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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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最初的假设是基于经验事实的话，那么就大错特错了。也就是说，如果多数人只是假定有着独立、自信的特质，但在实践中则不尽然的话，则改变组织的社会秩序以契合自由准则的任何努力都将付诸东流，无法成功。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不妨回顾一下20世纪90年代中欧、东欧的实践经验，就不难明白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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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半世纪的时光里，意识形态的变化人们有目共睹，前启蒙神话的“上帝会照看你”彻彻底底地被新的、可实现的宣言“国家会照看你”替代（见第10章）。就此看来，个人对上帝（以及通过其组织实体教堂）的依赖转移到了国家。说真的，在公开的福利主义者的政治中，对强制性的依赖已经大大超出了之前的准意志论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纵观20世纪的世界，人们从出生、养育、教育都仰仗集体，进而听命于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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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至今仍然对国有企业的失败耿耿于怀，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理论揭露了各地（国）体制试验崩溃的根源。由于商品分配承诺无法实现，于是人们开启了体制改革的历程，努力推进古典自由主义计划中的核心要素产权、市场和民主的改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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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改革还是在那些经济欠发达的国家进行的。由于这些国家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就容易接受经济学家建议的更“有效率”的一套制度体系。但与此同时，并没有相应的信息告知人们将会面临巨大落差，瞬间失去依赖，只能独自苦苦挣扎适应变化。人们还没有具备独立适应经济发展变化所需的自信——有效自我调适所必需的一点点自信，就被置身于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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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可想而知，只有极少数人能意识到新制度带来的机遇并获得极大的发展，而相应的代价是大多数人感到失落，没有任何人、任何组织或神话可以依赖，人们怅然若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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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谈一谈中欧、东欧的状况。西方福利民主国家的状况看上去很不错，但实际上举步维艰。由于福利惠及越来越多的人，更多的公民开始依赖国家的福利，而这些仰仗福利的人仍然享有选举权。渐渐地，这些依赖福利的人将国家视作可以用来盘剥其他人的工具，而这些被盘剥的人只会将政治当作解决分配争端的竞技场。如此一来，民主政府的初衷，即通过人们自我治理实现合作共赢的愿景就化为了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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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备的人的假设，在这里是指大多数人会倾向于选择独立，应相信他们有能力确定自己的目标。不过如果据此认为这些看法是人们的本能反应就大错特错了。但是如果构建合适的、便于人们走向独立的制度，那么有很大一部分人改变依赖状况也不是什么天方夜谭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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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也不是保守派：古典自由主义的典型看法 康德的相互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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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而言，古典自由主义完备的人假定第二层意思与第一层意思呈正交关系。前面已经强调过，古典自由主义应该坚信，绝大多数人能够并且愿意在物质与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保持独立，是独立而非依赖，或者至少尽可能地争取更大程度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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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认为人们是独立的，就视而不见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相互依存关系，即人们礼尚往来、相互影响行动与选择的关系，则古典自由主义大厦会在顷刻间崩塌。由于人们相互依存，就不难设想会有这样一种情形，一个人会将其他人看作需要处置的因素之一，并会基于自身利益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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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之前的著述中对星期五（Friday）[1]出现前后的鲁滨逊·克鲁斯（Robinson Crusoe）进行过分析。在星期五出现之前，鲁滨逊对自己栖息的岛屿进行了非常合理的运用，他尽量使自己的日子过得更舒畅，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需求，做到了物尽其用。星期五出现后，我们仍然假定鲁滨逊的行为动机没有改变，在鲁滨逊眼里，星期五与自然界里的事物一样应该为他所用，使自己的状况进一步得到改善。根据康德的理论，星期五或许只是鲁滨逊用以增进自身利益的一个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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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伦理规范颠覆了这样一种关系：人类永远是目的而非手段。这里，假定目的与手段是一个谱系的两端，那么我们又一次面对两种极端情形。不过，很难确切地判定哪些行为违背了康德规范。如果不赞同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观点，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暂且先回到笛福的荒岛故事，从鲁滨逊对待星期五的行为看，星期五是目的还是手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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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就康德规范而言，并没有要求鲁滨逊关心星期五的福利水平，也不存在效用的相互依存关系，更没有特别地要求利他动机。康德规范也不认为鲁滨逊自身会追求终极目的。不过康德规范确实认为在交换或其他关系中，鲁滨逊将星期五看作一种手段。康德基本规则要求行为遵循公平准则，对他人应有基本的尊重。欺骗、舞弊、毁约、失信、说谎、不忠、偷盗等行为，以及更恶劣的人身伤害行为，就不符合康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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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说循规蹈矩有什么不妥的话，那就是机会主义行为，即只有符合自己私利时，才遵循康德规范的行为。古典自由主义不是这样的，或者说不应该是这样的，只是将这样一种社会互动模式视作一种类型，甚或是可接受的秩序而已。这种情形似乎与经济学家推崇的经济人假设不谋而合，这对经济学家而言可不是很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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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层面上，古典自由主义更多地引用亚当·斯密对“法律与制度”的描述，即应该促进市场更顺畅地运行。不过，除非引用斯密的说辞作为挡箭牌，否则经济学家的分析不仅无助于澄清问题，反而使问题复杂化了。如果法律赏罚严明，激励包括机会主义者在内的人能遵循康德规范的话，古典自由主义则有可能假设在道德层面存在独立的完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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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想说的是，我与我的同事兼合著者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以及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和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等人，就法律与道德约束的可替代性问题展开了长达40多年的讨论。是否有那么一个切实可行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秩序，在法律激励下，无论人们有无受到道德约束，都能遵循康德规范？我从来都给出了否定的回答，而图洛克的回答则是相当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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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赞同图洛克的立场，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机会主义者主导的社会怎么可能建立这么一套理想化的法律约束体系？姑且撇开这个基本问题，即便有这么一套制度又如何运行呢？如果法律制约机会主义者，那么又有什么能制约法律执行者呢？从根本上看，图洛克的立场撇开了机会主义者，更接近康德规范，毕竟大部分人并不一定具备古典自由主义所要求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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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不愿意贸然下结论。很难想象在一个互动的社会中，人们会因为惧怕受惩罚而不舞弊、不偷盗和信守诺言。确实会有那么一小部分人自愿遵循符合康德规范的一整套规则，但康德规范要求相关社会关系中的绝大部分人都要遵循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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