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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重商主义的弊端日益凸显。从17世纪末到整个18世纪，英国对外贸易的各个垄断公司逐渐失去了其垄断特权。18世纪初，英国工商业开始从包买商制度过渡到工场手工业的生产组织形式。18世纪下半期，机器的发明和使用引发了英国纺织业的产业革命。英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过渡到了资本主义的工厂生产。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劳动力市场逐渐形成，工资由政府和资本家单方面决定变成由资本家与工人讨价还价来决定，国家和地方管理机构对生产和雇佣条件的许多法规逐渐失效，最后被取消。人们对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出了拥有充分自由竞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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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重农学派反对重商主义。重农学派是18世纪下半叶法国古典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创立的学派。其创始人和领袖是路易十五的宫廷御医弗朗斯瓦·魁奈（1694年—1774年）和曾担任过法国财政大臣的杜尔阁（1727年—1781年）。重农学派主张“重农主义”，其法文原意是“自然的统治”。重农主义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都存在“自然秩序”，即合乎理性的秩序，它是由上帝制定的秩序。人类社会现有的政治制度和法律规章等都是“人为秩序”，它必须与自然秩序协调一致，否则社会就会产生种种弊病。他们的任务就是阐明这个合乎理性的秩序，使“人为秩序”符合“自然秩序”；而实现“自然秩序”的唯一途径是自由放任，实现经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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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晚年的定居地——爱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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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声名显赫的亚当·斯密受到很多贵族女性的爱慕，但他终生未娶，晚年定居爱丁堡，和母亲相依为命。图为英国北部城市爱丁堡，它是苏格兰首府、经济和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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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主义否认过多的金银货币对国家有好处。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且长期从国外吸入金银，并非好事。因为该国流通的货币量会逐渐增多，该国的土地和劳动成本便会增加，其产品的竞争力将被削弱，最终必然使该国的对外贸易变为逆差。这一理论动摇了重商主义的根基。重农主义还猛烈批判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主张经济自由。到18世纪下半叶，这股批判力量发展成为彻底否定重商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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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学派的历史功绩是以“纯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流通为中心，系统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内在联系，尽管有失准确和全面，但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理解。他们认为：工业只是加工农业生产的原料，只是改变物质财富的形式，商业也只进行流通，它们都不能增加物质财富的数量，因而都属于“不生产的”一类；一国真正的财富是产品扣除生产耗费后的余额，即“纯产品”，它只能来源于物质生产部门，只有农业才能使物质财富的数量增加，才能生产出这种“纯产品”。在这个思想的基础上，魁奈提出了著名的《经济表》，以数字例证的形式说明了当时法国的社会总产品的再生产、流通和分配。《经济表》将社会划分为三个阶级：生产阶级，指从事农业生产“纯产品”的阶级，包括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土地所有者阶级，指以地租形式占有“纯产品”的阶级，包括地主及其仆役、君主、官吏和教会等；不生产阶级，指不生产“纯产品”的阶级，包括从事工商业的资本家和工人。《经济表》以假设的数字论述了各阶级之间全年进行的买卖流转活动，阐明商品流通是由各阶级之间分别进行的哪些买卖构成，这些买卖又是怎样将整个社会的各种产品分配给消费者和使用者，最后使货币回流到它在流通中的起点，从而满足社会再生产重新开始的一切条件，使整个经济又可以以同样的规模重新开始新一轮的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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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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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0年7月17日，亚当·斯密在爱丁堡卡农盖特郡的潘穆尔府邸与世长辞，享年67岁，葬于卡农盖特教堂墓地。墓碑上写着一句很简单的话：亚当·斯密，《国富论》作者，长眠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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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学派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分析为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和当代的投入产出分析提供了借鉴。就连亚当·斯密的再生产理论也没有逾越这个界限。但是，重农学派仅仅把农业看做“生产的”，理由是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这就失之偏颇。他们据此主张实行单一的土地税、由土地所有阶级负担全部租税并且自由出口粮食的政策，根本无法满足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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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重农主义对重商主义的批判是乏力的。而且，发展到这个新阶段的资本主义仅仅批判重农主义思想也是远远不够的。产业革命呼唤着新经济学派的诞生，这个新学派要从经济哲学、市场机制理论、自由贸易理论、国家的职能理论等根基层面着手，彻底反对封建残余，彻底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的思想和政策，为新兴资产阶级未来掌握政权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建立一个全新而系统的理论体系。这一历史重任就落到了亚当·斯密的肩上，这个新的经济学派就是他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当然，如此重负非亚当·斯密一人所能承受。此时，为资产阶级革命作准备的其他领域已有丰硕成果，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到“产生巨人的时代”。17世纪初，英国思想家培根为实验科学打下了哲学基础，指明了从经验现象出发的科学研究道路；17世纪中期，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和洛克则把个人主义变为研究社会的基础，他们强调私利是个人行为的动力，并在个人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契约论”的国家观；经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和卢梭进一步发展，“契约论”成为近代西方国家学说的基础。这些成果，尤其是个人主义哲学和经验主义哲学为古典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给斯密的成功创造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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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的特点和阅读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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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国富论》的语言明白晓畅，引用的事例妙趣横生，分析批判引人入胜，在激情之外别具一股幽默感，似乎不存在读不懂的问题。尤其是同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相比，它没有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那样深刻抽象、艰涩难懂的文字；没有魁奈《经济表》的枯燥乏味，令人生畏；也不同于杜尔阁《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那样言简意赅、耐人咀嚼。但是，正是这些优点掩盖了阅读上困难的一面。当你痛快淋漓地读完全书，开始掩卷深思时，问题就出来了；如果你是细心之人，你会发现其中有太多的问题没有弄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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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的好友——大卫·休谟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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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休谟（1711年—1776年），18世纪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的友谊，堪称千古佳话。大卫·休谟卓越的观察和科学分析能力，以及谦虚的品格，深深地影响了亚当·斯密。两位思想家在18世纪英国的启蒙运动中，成为耀眼的“双子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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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困难是由《国富论》的三个特点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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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特点是斯密的“当事人”角色。他不同于其他经济学家，站在第三者，即“公平的旁观者”的立场冷眼观察事物，提出自己的见解，而是将自己融入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中，以其代言人自居，为其辩护，为其呐喊。这种角色参与的必然结果是使该书具有一种极大的激情，这种激情一方面让它独具视角，对资本主义制度隐蔽结构中的深层次问题看得很透；一方面又使它同那些卷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具有实际利害关系的人一样，在一些问题上过于偏激，不如旁观者那样能冷静而准确地揭示这些经济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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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的激情在《国富论》中俯拾皆是，突出表现在对封建残余势力的批判、对政府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的憎恨，以及他提出各种对立的劳动价值观点力图证明工业进步要以自由劳动为前提的论述中。有时他几近于破口大骂，读来痛快淋漓，这也是《国富论》具有“巨大吸引力”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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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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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年，亚当·斯密出版了《道德情操论》。《道德情操论》是亚当·斯密的伦理学著作，他一生中共修订过六次。亚当·斯密从人类的情感和同情心出发，讨论了善恶、美丑、正义、责任等一系列概念，说明道德评价的性质、原则以及各种美德的特征，并对各种道德哲学学说进行了介绍和评价，揭示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秘密，堪称西方世界的《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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