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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0年7月17日，亚当·斯密在爱丁堡卡农盖特郡的潘穆尔府邸与世长辞，享年67岁，葬于卡农盖特教堂墓地。墓碑上写着一句很简单的话：亚当·斯密，《国富论》作者，长眠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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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学派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分析为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和当代的投入产出分析提供了借鉴。就连亚当·斯密的再生产理论也没有逾越这个界限。但是，重农学派仅仅把农业看做“生产的”，理由是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这就失之偏颇。他们据此主张实行单一的土地税、由土地所有阶级负担全部租税并且自由出口粮食的政策，根本无法满足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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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重农主义对重商主义的批判是乏力的。而且，发展到这个新阶段的资本主义仅仅批判重农主义思想也是远远不够的。产业革命呼唤着新经济学派的诞生，这个新学派要从经济哲学、市场机制理论、自由贸易理论、国家的职能理论等根基层面着手，彻底反对封建残余，彻底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的思想和政策，为新兴资产阶级未来掌握政权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建立一个全新而系统的理论体系。这一历史重任就落到了亚当·斯密的肩上，这个新的经济学派就是他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当然，如此重负非亚当·斯密一人所能承受。此时，为资产阶级革命作准备的其他领域已有丰硕成果，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到“产生巨人的时代”。17世纪初，英国思想家培根为实验科学打下了哲学基础，指明了从经验现象出发的科学研究道路；17世纪中期，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和洛克则把个人主义变为研究社会的基础，他们强调私利是个人行为的动力，并在个人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契约论”的国家观；经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和卢梭进一步发展，“契约论”成为近代西方国家学说的基础。这些成果，尤其是个人主义哲学和经验主义哲学为古典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给斯密的成功创造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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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的特点和阅读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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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国富论》的语言明白晓畅，引用的事例妙趣横生，分析批判引人入胜，在激情之外别具一股幽默感，似乎不存在读不懂的问题。尤其是同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相比，它没有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那样深刻抽象、艰涩难懂的文字；没有魁奈《经济表》的枯燥乏味，令人生畏；也不同于杜尔阁《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那样言简意赅、耐人咀嚼。但是，正是这些优点掩盖了阅读上困难的一面。当你痛快淋漓地读完全书，开始掩卷深思时，问题就出来了；如果你是细心之人，你会发现其中有太多的问题没有弄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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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的好友——大卫·休谟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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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休谟（1711年—1776年），18世纪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的友谊，堪称千古佳话。大卫·休谟卓越的观察和科学分析能力，以及谦虚的品格，深深地影响了亚当·斯密。两位思想家在18世纪英国的启蒙运动中，成为耀眼的“双子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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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困难是由《国富论》的三个特点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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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特点是斯密的“当事人”角色。他不同于其他经济学家，站在第三者，即“公平的旁观者”的立场冷眼观察事物，提出自己的见解，而是将自己融入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中，以其代言人自居，为其辩护，为其呐喊。这种角色参与的必然结果是使该书具有一种极大的激情，这种激情一方面让它独具视角，对资本主义制度隐蔽结构中的深层次问题看得很透；一方面又使它同那些卷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具有实际利害关系的人一样，在一些问题上过于偏激，不如旁观者那样能冷静而准确地揭示这些经济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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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的激情在《国富论》中俯拾皆是，突出表现在对封建残余势力的批判、对政府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的憎恨，以及他提出各种对立的劳动价值观点力图证明工业进步要以自由劳动为前提的论述中。有时他几近于破口大骂，读来痛快淋漓，这也是《国富论》具有“巨大吸引力”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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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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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年，亚当·斯密出版了《道德情操论》。《道德情操论》是亚当·斯密的伦理学著作，他一生中共修订过六次。亚当·斯密从人类的情感和同情心出发，讨论了善恶、美丑、正义、责任等一系列概念，说明道德评价的性质、原则以及各种美德的特征，并对各种道德哲学学说进行了介绍和评价，揭示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秘密，堪称西方世界的《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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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特点是，斯密以“当事人”的身份给《国富论》规定了双重任务。第一个任务是，他要深入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联系，为未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石，扫清新兴资产阶级成长壮大的障碍；第二个任务是，鉴于还没有一部在这个理论基石上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学，他必须寻找术语和相应的理性概念构建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第一次把这个未来社会的全部外部生活形式和运行方式表达出来。这两个任务的难度各不相同，前者是点的深入，他需要解剖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生理结构；后者是面的轮廓构建，实际上是创建一个新的学派。有趣的是，亚当·斯密对这两个任务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两大任务需要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论。在《国富论》中，这两种方法不仅安然并存，而且互相交错，体现出斯密的天才和智慧，但这就必然使他不断地陷入自相矛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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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特点是，这两种不同的理解方法引出两种各不相同甚至是完全矛盾的表述方法。前一个方法需要他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机制中去探求和正确地表达其内在联系，主要运用的手段是哲学分析和逻辑推理；后一种方法不需要同前一种理解方法有任何联系地表达外部现象的联系，所用的手段主要是描写、分类、叙述与创建概念。这两种方法各自独立进行，这就造成西方经济学史上的奇特现象：斯密的后继者，无论是其学说的继承者还是反对者，他们都能在自己的专门研究和考察中毫无阻挡地前进，而且始终把斯密作为自己的旗帜和基础，最后把责任都交给斯密，无论他们是同斯密著作中的内在部分还是外在部分联结在一起，或者是把这两部分混在一起。这就是在长达两百余年里西方世界围绕“斯密问题”或“斯密现象”争论不休至今仍无定论的“百年官司”，以及不同学派不断对“经济人模型”肆意抽象修改每次都说成是斯密的原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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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国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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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耗费亚当·斯密九年时间的巨著《国富论》出版，一面世即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巨大关注，让欧洲、美洲的经济学家都为之疯狂，书籍一版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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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者为例，按斯密的本意，“经济人”与“道德人”都只是人性的一个方面，他将这两者视为统一体，放在一起研究，作为开创这门学科的综合观念。后来，西尼尔提出了“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式，在他认为不证自明的几个公理命题中，第一个就是“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取得更多的财富”。此后，约翰·穆勒又在西尼尔的理论基础上进行了深化，他将人类的各种动机抽象为追求财富的最大化动机。给“经济人”假设奠定了第一块基石——自利原则。他将“经济人”界定为会计算、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人。到边际革命之后，“经济人”假设的抽象化和理想化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它被定义为是一种目标函数极大化、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工具。马歇尔将他的均衡理论加上杰瑞米·边沁的“最大快乐原则”，确定为“经济人”假设的第二块基石——最大化原则。这个原则将“经济人”假设归结为在约束条件下求极值的数学分析问题。继后，凯恩斯认为财富欲的作用是“比较经常恒久的趋势，在走向真实情况上，达到了第一步的近似”。因此，经济学家有理由从“经济人”的观念开始，而不管它是否符合社会真实。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在对“经济人”作了若干精确修正之后，给出了“现代经济人”的标准解释：在理想情况下，人们具有完全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会选择那些能比其他行为更好地满足其偏好的行为。其中，自利原则和理性行为原则是其核心，并将对自利最大化的任何偏离都界定为非理性的。他的观点被经济学界称为“独眼理性”。最后，贝克尔在倡导“新经济学运动”中，把“经济人”模型泛化到社会所有领域，把自利和追求私利最大化扩展到名誉、地位、尊重等精神方面，泛化到爱情、婚姻、子女、家庭、求学、犯罪和歧视等人类的一切行为与活动中，从而引来了社会各界包括西方经济学界自身长时间的批评。这就与真实的现实社会严重不符，我们很容易看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实际生活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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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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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了《原富》，它是《国富论》的第一个中译本，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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