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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的激情在《国富论》中俯拾皆是，突出表现在对封建残余势力的批判、对政府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的憎恨，以及他提出各种对立的劳动价值观点力图证明工业进步要以自由劳动为前提的论述中。有时他几近于破口大骂，读来痛快淋漓，这也是《国富论》具有“巨大吸引力”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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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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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年，亚当·斯密出版了《道德情操论》。《道德情操论》是亚当·斯密的伦理学著作，他一生中共修订过六次。亚当·斯密从人类的情感和同情心出发，讨论了善恶、美丑、正义、责任等一系列概念，说明道德评价的性质、原则以及各种美德的特征，并对各种道德哲学学说进行了介绍和评价，揭示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秘密，堪称西方世界的《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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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特点是，斯密以“当事人”的身份给《国富论》规定了双重任务。第一个任务是，他要深入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联系，为未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石，扫清新兴资产阶级成长壮大的障碍；第二个任务是，鉴于还没有一部在这个理论基石上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学，他必须寻找术语和相应的理性概念构建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第一次把这个未来社会的全部外部生活形式和运行方式表达出来。这两个任务的难度各不相同，前者是点的深入，他需要解剖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生理结构；后者是面的轮廓构建，实际上是创建一个新的学派。有趣的是，亚当·斯密对这两个任务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两大任务需要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论。在《国富论》中，这两种方法不仅安然并存，而且互相交错，体现出斯密的天才和智慧，但这就必然使他不断地陷入自相矛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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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特点是，这两种不同的理解方法引出两种各不相同甚至是完全矛盾的表述方法。前一个方法需要他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机制中去探求和正确地表达其内在联系，主要运用的手段是哲学分析和逻辑推理；后一种方法不需要同前一种理解方法有任何联系地表达外部现象的联系，所用的手段主要是描写、分类、叙述与创建概念。这两种方法各自独立进行，这就造成西方经济学史上的奇特现象：斯密的后继者，无论是其学说的继承者还是反对者，他们都能在自己的专门研究和考察中毫无阻挡地前进，而且始终把斯密作为自己的旗帜和基础，最后把责任都交给斯密，无论他们是同斯密著作中的内在部分还是外在部分联结在一起，或者是把这两部分混在一起。这就是在长达两百余年里西方世界围绕“斯密问题”或“斯密现象”争论不休至今仍无定论的“百年官司”，以及不同学派不断对“经济人模型”肆意抽象修改每次都说成是斯密的原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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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国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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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耗费亚当·斯密九年时间的巨著《国富论》出版，一面世即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巨大关注，让欧洲、美洲的经济学家都为之疯狂，书籍一版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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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者为例，按斯密的本意，“经济人”与“道德人”都只是人性的一个方面，他将这两者视为统一体，放在一起研究，作为开创这门学科的综合观念。后来，西尼尔提出了“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式，在他认为不证自明的几个公理命题中，第一个就是“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取得更多的财富”。此后，约翰·穆勒又在西尼尔的理论基础上进行了深化，他将人类的各种动机抽象为追求财富的最大化动机。给“经济人”假设奠定了第一块基石——自利原则。他将“经济人”界定为会计算、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人。到边际革命之后，“经济人”假设的抽象化和理想化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它被定义为是一种目标函数极大化、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工具。马歇尔将他的均衡理论加上杰瑞米·边沁的“最大快乐原则”，确定为“经济人”假设的第二块基石——最大化原则。这个原则将“经济人”假设归结为在约束条件下求极值的数学分析问题。继后，凯恩斯认为财富欲的作用是“比较经常恒久的趋势，在走向真实情况上，达到了第一步的近似”。因此，经济学家有理由从“经济人”的观念开始，而不管它是否符合社会真实。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在对“经济人”作了若干精确修正之后，给出了“现代经济人”的标准解释：在理想情况下，人们具有完全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会选择那些能比其他行为更好地满足其偏好的行为。其中，自利原则和理性行为原则是其核心，并将对自利最大化的任何偏离都界定为非理性的。他的观点被经济学界称为“独眼理性”。最后，贝克尔在倡导“新经济学运动”中，把“经济人”模型泛化到社会所有领域，把自利和追求私利最大化扩展到名誉、地位、尊重等精神方面，泛化到爱情、婚姻、子女、家庭、求学、犯罪和歧视等人类的一切行为与活动中，从而引来了社会各界包括西方经济学界自身长时间的批评。这就与真实的现实社会严重不符，我们很容易看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实际生活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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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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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了《原富》，它是《国富论》的第一个中译本，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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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有趣的是，无论是“经济人”的修改者还是批评者，都认为这是亚当·斯密的功劳或错误，因为他是“经济人模型”的源头。其实，斯密在世时，既是道德哲学教授，又是经济学教授。他的“经济人”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私人利益追求、又有道德约束的“经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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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一切责任都推给他，岂不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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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在生前似乎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一方面，他想从这两种完全矛盾的理解方法和表述方法中解脱出来，所以他对《国富论》进行了反复的修改。另一方面，他始终未能跳出这种困扰，又因年老力衰无力再从事研究，为了不贻误后人，他在遗书中决定让朋友烧掉自己的手稿。亚当·斯密就是这样一个严谨的学者，值得人类永远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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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特点给阅读《国富论》带来三个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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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之一，由于上述原因，在《国富论》中，哪些理论属于研究资产阶级社会内在联系的第一个任务，哪些理论属于创建一个学派理论体系的第二个任务，哪些是他说得很透，对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的理论，哪些是一般的术语和概念，哪些甚至是肤浅的和自相矛盾的理论，对于非经济专业的一般读者来说的确难以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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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亚当·斯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联系，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制度隐蔽结构中深层次问题的研究是《国富论》的精华所在。他从人类利己心出发，以经济自由为中心思想，以国民财富为研究对象，不仅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而且相当正确地表示出资产阶级经济体系的内在关联。尽管斯密还没有提出劳动价值论，但把劳动看作财富的源泉和价值的尺度是他的一大功绩；此外，他提倡的自由放任的经济秩序、“经济人模型”、“看不见的手”等论述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转提供了一整套经济哲学、市场机制理论、自由贸易理论、国家的职能理论，尽管后世争论很大，但从第一个提出这些理论的角度来讲，都是斯密的杰出贡献。不过，对“看不见的手”的论述是个例外。事实上，斯密只是提出了这个论点，他绕了一圈后，并没有论证它。此外，他对地租的论述也是《国富论》的巨大功绩之一，在斯密以后，这方面的论述实际上并没有任何进步；他对畜牧业中的价格论述也是其突出的贡献。他对劳动分工特有的热情和关注引人注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对资本主义制度隐蔽结构执著的挖掘，使他前进到剩余价值的门口，他已经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从哪里产生，以及土地所有者的剩余价值从哪里产生；然而，斯密并没有把剩余价值本身作为一个专门范畴来研究，他没能把它作为特殊形式从利润和地租中剥离开来，以至于他就此止步。难能可贵的是，亚当·斯密在研究分工中发现了“人的异化”，他指出呆板单调的生活损害了人的进取精神甚至破坏了身体的活力，他认为在每一个工业的文明的社会中，这是劳动贫民即广大人民群众必然陷入的境地。亚当·斯密的一位老师亚·弗格森曾经叫喊说：“我们成了奴隶民族，我们中间没有自由人。”为此，斯密建议由国家来实行国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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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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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马克思曾称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恩格斯称他是古代的黑格尔，他的思想对亚当·斯密有着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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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斯密用术语和相应的理性概念来描述资本主义的外部生活形式，创建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学，情况就比较复杂。大抵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正确的；第二类是部分正确部分错误，科学的成分和错误的见解亦同时并存；第三类是完全错误的。这也难免，因为他开创的是能够揭示未来社会运行方式的崭新理论。